以傳播城市化專業知識為己任
2024年11月24日
星期日
設為首頁
|
加入收藏
搜索
周其仁表示，開放即給中國帶來了成就，也帶來了挑戰。剖析原因，他說，我們的外匯儲備越來越多，可是我們的貨幣也發的越來越多，原因就是我們在開放當中形成了由中央人民銀行通過基礎貨幣來維持中國匯率穩定機制，這個機制對于出口導向經濟非常有利。但是它也帶來了投放貨幣量偏高、偏多，然后可能影響國內的資產價格、影響消費者物價。周其仁舉例表明，2002年到2010年的8年時間里，以不變價計算的GDP從12萬億增加到40萬億。他解釋，“這個數據表明我們貨幣量的增加，廣義貨幣量大大高于實體經濟的增長，高于商品和服務的增長。這一定會對我們的市場價格、對我們的廣泛的成本，包括勞動力、土地、資源、原料都會發生突變的影響。”
現狀：經濟增長方式非調整不可
巨大的順差、外資、熱錢進入中國會影響基礎貨幣，進入市場以后，當某些資產不足的時候，這些資產的價格會很高的抬起，一不小心某些時段沖擊消費，我們的外匯儲備，從1993年180億美元，到2010年左右的3萬多億美元。“這是巨大的成就，也預示著我們過去形成的經濟增長的方式，非要做一個調整不可。如果不調整是不可持續的，帶來的矛盾會把成就改變。”周其仁如此表示。
他說，所以2003年以來，過熱的現象從一個領域蔓延到另一個領域，宏觀調控的任務非常重，不斷出臺調控市場的措施。這也是全球運動，國內的貨幣運動帶來的必然現象；所以，我們的資產價格、房產價格有了很高的增長速度，土地價格有了很高的增長速度。這些也給我們埋下所有債務危機的基礎。IMF研究部主任曾搜集了66個國家長達8個世紀的危機，表明金融危機、金融違約、債務違約在人類金融史上是經常發生的。雖然每場危機的道路不同，但它們都有一個共同點，就是從事經濟的主體無論是國家、公司、個人，當好的時候會更好，當經濟出現不太好苗頭的時候會過于悲觀，這種心理上的起伏導致在經濟熱的時候會過量的負下債務，會過量的承擔債務的負擔，但是等到經濟開始往回調的時候，水落下去的時候，石頭就會頂出來。“所以，就會讓一些國家、一些公司、一些行業和地區的很多家庭面臨債務的危險，這也是我們一直說2007年以來這場危機是資產負債國的危機，美國最厲害。”周其仁表示。
對策：宏觀調控手段充足 貨幣政策還有很大余地
為什么會出危機呢？周其仁認為，就是當經濟好的時候，特別是當流動性充裕，貨幣供應充分的時候，資產價格會往上走，越往上走會使我們的認為形勢更好，這時候多負點債，甚至是謀取更多財富的手段，因為可以用負債的杠桿形成更高的資產。“但是，經濟總是有起伏，當落下來的時候，資產價格是軟的，這時候當資產價格往下掉到時候，負債就會成問題。”周其仁表示，這個局面在全球、在中國都形成了，因為前段發展的太多，流動性太充分，資產價格連續往上漲。
周其仁認為， 應對資產負債危機非常重要的是兩條路，一條路是穩住這個水面，不要讓水面很快落下去。中國今年經濟的方針是穩中求進，我的理解是首先要穩住這個水面，如果經濟大幅度下去就不好，同時要好好的消化、化解高經濟增長時期的債務。
周其仁認為，經濟從客觀上在轉，客觀上是一個階段性的變化，是我們過去成就帶來的問題，不調整是沒有辦法持續的。他說，“未來看，宏觀上看中國是不缺手段的，因為我們的貨幣還是做了預先的調整，由于供應量偏大，中央人民銀行不斷的提高準備金率。降了兩次以后，中國還有20%的法定準備金率，經濟下行的時間貨幣政策是有很大余地的，如果讓這個量里頭重要的一塊進行結構性理順，用來進行政策上的調整或者刺激措施，會對國民經濟產生積極的作用。
機會：加快城市化 帶動消化工業品
中國經濟更重要的是因為連續過去十來年都是比較熱，所以宏觀調控的措施下了大力氣，政府對市場實行了很多管制，如果經濟下行的時候松動這些管制，不是中國的宏觀面出現什么問題。中國的問題是在微觀上，因為無論地區、行業、家庭、公司，在過去的高增長當中都有偏高的負債，去看看中國的電力行業、鐵路部門，整個系統的負債率都非常高。地方平臺的負債量也非常大。再看我們的企業，無論是國有企業還是民營企業，因為在通脹較高、增值利率甚至為負的情況下，都負債。
現在的問題是經濟走勢開始發生變化，債務勢頭有可能在今年、明年對我們的一些行業、一些地區、一些企業產生一些嚴重的挑戰。那么怎么解決這些問題呢？機會在什么地方呢？有這樣一組數據，中國2010年的城市化率是51.27%，就是100人當中51人進入了城鎮,工業化指數是46.8%。而世界平均情況是，工業化指數26%，城鎮化比率50%。也就是說相對于全球的工業化指數而言，城市化率高很多，將近高了1倍。我們再看發達國家的情況，所有中國主要貿易對手，美國、法國、英國、德國、日本，他們的城市化指數差不多都是工業化指數的4倍、3倍、2點幾倍，在金磚五國當中，巴西的城市化率也是工業化率的3.2倍，俄羅斯1.97倍，南非1.38倍，印度1.15倍，中國是最低的，這個數據什么意思呢？就是我們的城市化的馬太小，拉不動工業化這部車。因為工業產品要經過物流、商業、服務才能變成最終消費品。
中國的工業比例為什么這么高？因為我們是世界的工廠，或者說是世界的車間，我們是利用的世界的城市，包括香港、新加坡、洛杉磯、舊金山、紐約、法蘭克福、倫敦，我們利用世界的服務力量，把中國的世界制造品推到全球市場。這個架構支持了中國過去的繁榮。但是，當世界市場低迷、需求收縮、收緊，復蘇步伐緩慢的時候，這給中國經濟的進一步增長帶來了問題，當然也帶來了機會，就是中國的城鎮化相對發展不足，我們還是缺足夠的服務業、商業來引領中國的制造業。從這個角度看，是我們過去那個時代形成的特色，也是我們今后要抓住的機會。
周其仁認為，中國未來的機會是兩個方面。一方面雖然發達國家的市場低迷，但是不意味著全球貿易就沒有機會。在俄羅斯、印度，中國制造的產品在那里的市場還是偏少，所以中國有一個向發達國家以外的市場開拓國際市場的機會，要通過更靈活的匯率機制，也要通過把中國的投資和貿易結合起來的做法。我們去新疆看，中國的西部也有很大的潛在的消費能力。另外，還有些國家基礎設施、鐵路運量都不夠，中國的貨往那里運的運輸能力也不夠。可能需要中國把自己的外匯儲備去投資那些國家的基礎設施，然后帶動進口、貿易的中國制造品，中國在這里有很多工作可以做。
第二個大的機會是對內。因為我們辛辛苦苦的一船一船的產品送到世界上去，我們最終還要服務于國內，造福于中國本國人民。要調整中國的收入結構、擴大居民板塊的收入在國民收入當中的份額，同時還非常重要，就是中國居民已經獲得的收入當中，現在還有很大一塊沒有實現為市場，沒有構成現實的購買力。我們的商業、服務業、城市發展遠遠不足，因為到了今天的發展水平，工業品不能在街上就賣出去，工業要和服務結合起來變成最終消費。咖啡豆你能賣出去多少？你要賣布是賣不動的，要變成服裝、變成品牌，變成個性的服務，制造和紡織業產品才能變成更好的需求。
周其仁認為，今天，任何一個行業、工業制造，如果脫離了和服務的結合，那是很難變成需求的，而服務結合還要有空間表達，需要一套政策支持，我們現有的政策、稅收對商業服務業不堪重負，這個缺陷要在今后的改革當中調整過來，加快城市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