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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11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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怎樣界定“法治文化”，與我們對概念理解的層次有關。對于“法治”和“文化”的理解，歷來都有不同的方式、不同的層次。我認為“法治文化”主要是指區別于“人治文化”的一種新型的政治文明體系。這種政治文明與社會主義制度的本質、特征和發展前途有密切的關系。因為社會主義是人民當家做主的社會，人民民主的國家，它的政體應該體現出法治來。所以，依法治國不應僅僅看作是司法系統和司法部門的事，而是國家政治的實質特征和核心內容?？傊?，法治不僅僅是用來治理國家的一種手段，而應成為舉國上下在生活中普遍遵循的規則，普遍實現的一種生活方式。以這樣的政治內容為核心，把法治變成我們社會的公共政治生活實踐，變成人們的生活方式，那么我們的文化就是一種法治文化了。
那么，法治文化意味著什么，就不難理解了。它意味著：法治精神得以普遍化地踐行和實現，社會活動是按法治精神實踐的方式、過程和結果。由于實踐中的具體情況極其復雜多樣，我們就要特別注意從總體上深刻地理解法治的精神實質和實踐導向，關注社會發展中出現的現實問題，通過具體切實的工作，推動法治建設。
最近這些年社會上出現的矛盾沖突很多，應該把它們看作是我國實施依法治國、走向法治社會的前進過程中所遇到的事件，就是說，應該自覺地把它們提升到法治建設的高度來看。例如轟動海內外的小悅悅事件，有人認為這個事件說明“中華民族到了最缺德的時候”。我倒想提出這個問題來討論:我們現在到底是最缺“德”還是最缺“法”呢？我認為，現在中國人不是缺“德”，而是缺“法”，是我們現在更加感到法治的不足。在一個文化多元化的時代，每個人、每個主體都要行使權利，同時承擔責任，而不能侵犯他人和社會的公共權利。就像我們的學生，他可以在自己宿舍床頭貼他的偶像圖片，愛貼誰貼誰，這不需要管，也沒有人管。但是他要貼到教室、會議室、圖書館去可不可以？那就要干預了。如果一個人自以為在道義上站在正確的方面，他就可以隨意行動，這樣的原則就是德治而不是法治了。當然，說我們現在缺“法”，主要不是說我們缺少法律和法條，不是說我們的法律法條比以往少；而是說，法治意識、法治精神現在更為需要，更顯得不足了。比如我們遇事能不能先從法律視角考慮問題？在需要有法治意識的地方缺少法治自覺，而是用道德說教和情感呼吁代替之，就會使許多事情不得要領，難以解決。
法治精神其實就是一種公共規則意識。所謂公共規則，就是要在具體事情上，對每個人的權利和責任給予具體的分析和界定，尊重和保護每個人的權利，同時也確定每個人應該擔負的責任。在權責問題上不依法作具體分析，而是感情用事，就是在用德治否定和取代法治。這些年來，我們到底是要德治還是法治，糾纏很厲害。為了從這種糾纏中解脫出來，有些人在試圖撇開道德問題，單獨就法講法；而另一些人，則只講道德不講法。大家總覺得法律與道德是外在并列的兩回事，非此即彼，所以才有思想情緒上的沖突和混亂。
那么法和道德到底是什么關系？這個問題從理論上說來話長，但從現實看來卻不復雜。因為我們只要深入一點觀察和思考就會發現：現實中許多道德上的“危機”現象，其實正是缺少法治所致?，F實的啟示正是：道德危機呼喚法治！例如，我們現在社會上的道德危機突出表現為“兩大危機”：一是老百姓的“安全感危機”；二是某些地方政府的“公信力危機”。群眾有時會覺得吃的、住的、用的、行的，處處都有假冒偽劣，很不安全；而且在道義上也不安全。一件事怎么做就對了,怎么做就錯了？什么是應該的,什么是不應該的？什么是分內的,什么是分外的？……這些都沒有一套公認的、可靠的程序和規則，似乎任何人都可以隨時隨地，在道義或任何一個角度指責或懷疑別人，所以每個人也就沒有道義安全感。中國的老百姓一向比較信任政府，依靠政府。但現在有的官方的信息也遭到質疑，政府的公信力受到挑戰。那么，公信力危機和安全感危機說明了什么？我看是“呼喚法治”。政府的公信力來自于政府忠誠于法律，做事都有法律根據，而且公開透明、一以貫之。大家都期待社會誠信。但只有在有法可依，有法必依的情況下，才能有普遍的誠信。否則，只想靠道德呼吁是喚不來普遍誠信的。只有個別人保持誠信，不僅會代價很大，而且也難以保持和推廣。至于安全感，更要靠法治作后盾?！坝欣碜弑樘煜隆?。什么叫有理？就是守法、依法。有了法治這個后盾，相信一個很窮的、地位很低的人也不會覺得很弱勢，也能活得理直氣壯。
所以，說“現在中國人最缺德”是不真實、也不公平的。如果說我們最“缺法”，我認為這可以考慮。因為各種社會現象都在呼吁我們建設法治、推進法治。當然，具體的法律規則和條文，都是可以修改完善的，我們現在也正在不斷地改進。但是，“相信法律，依靠法律，執行法律，建設和完善法律”這樣一種信念和精神導向，不應懷疑，不能動搖。我覺得，對于這個信念，從官方到民間，現在都應該大聲地說，應該積極推動，并用實踐、實例來落實和證明。
（李德順 作者為中國政法大學終身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