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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11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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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國處于城鎮化持續發展階段，2011年城鎮人口比率超過50%。有學者認為， 許多國家的城市場所在變遷中遇到的最大挑戰，是全球自由資本與地域文化之間的沖突。對大量存在于文物保護名錄之外、富有群體記憶與情感依賴的公共場所進行拯救與活化再利用，已成為城鎮化建設進程中值得重視的問題。
沃爾什灣（見圖①）位于澳大利亞悉尼大橋附近，曾是悉尼港的貨運碼頭之一；其手指狀的獨特碼頭意象已經與公眾集體記憶中的城市安全、貨物保險、傳統手工藝緊密聯系在一起。1994年一家大型私營財團著手對這一區域進行改造，最初的方案是準備拆除其中的兩座碼頭，然而這一設想遭到了公眾的強烈反對，原因是該方案將會導致原有場所獨特肌理與文化記憶的破壞。于是方案調整，完整保留了伸出式的碼頭形態，支撐碼頭平臺的木樁、岸邊拴馬圈、移動羊毛捆的升降機、防汛混凝土墻等風土景觀原汁原味地得到保留。對碼頭原有附屬用房、倉儲建筑進行了生態優化與創新利用，在功能策劃上融入了多樣化的城市功能：零售商業、辦公、小劇場、公寓以及一個特色沃爾什音樂節，最終為旅游者、定居者、上班族營造了一種高品質、有特色的生活景觀。鑒于該項目在活化記憶場所方面做出的貢獻，近年來國際組織授予它一系列設計與市政獎項。
自20世紀90年代以來，如何定義場所的物質景觀與地域文化認同之間的關系，在西方成了一個普遍性命題。2000年后，這也成為我國城鄉變遷中出現的突出問題。
盡管一些記憶場所沒能進入城市的檔案館或者博物館，但正是它們構成了地域文化的多樣性與認同性
記憶場所往往是保留和繁衍集體記憶的地方，由于人們的意愿或者時間的洗禮而變成一個群體記憶中代表性的場所；通常包括國家、民族、群體等三個不同層面。這些記憶場所可以是物質的或象征性的，也可以是功能性的，例如舉行儀式/慶祝活動/公證契約的場所、圣賢祠、公墓、集市、碼頭、學校、有特殊意義的樹木、有故事的池塘等。
近來，歐洲各國非常關注國家與民族層面上的記憶場所，但同時對普通群體層面的記憶場所缺乏關注，一些地區、城市為了吸引資金與游客或制造“創新產業”與就業機會，絢麗的藍圖或標準化的商業模式取代了地方性的特色場所。英國城市設計學家馬修·卡莫納在《城市設計的維度：公共場所——城市空間》一書中明確指出，當今一些業主、建筑師以及城市設計師不斷制造膚淺的娛樂化的主題公園、充滿異域感的購物街、不真實的地域場景，而遺忘了場地既有的文脈與場所精神。在多媒體信息時代,一些西方學者還對大量復制的集體記憶符號產生懷疑，因為它們可能消減地域文化認同感。
在社會學與文化學領域有一個共識:文化認同是個體在所屬文化群體與其場域內形成歸屬感、保持與創新自身文化的社會心理過程。根據美國跨文化學者愛德華·霍爾《超越文化》一書中的觀點，文化的交流與認同過程往往與具體的語境相關。而記憶場所恰好被認為是一種具體化了的文化認同。相比官方認定的、紀念碑式的建筑遺產或者成規模的歷史地段來說，地方性的記憶場所更具普遍性、多樣性，更貼近百姓的社會生活與文化情感。正如美國社會學家米歇爾·尹·博爾在《從集體記憶到集體想象》一文中指出，盡管這些記憶場所與城市的整體意象并非一致，或者還沒能進入城市的檔案館或者博物館，但正是它們構成了城鎮社區文化的認同性與多樣性。通過保護利用具有群體記憶的多層次的記憶場所網絡，使不同群體之間、群體與以往社會生活間建立關聯，獲得情感依戀與價值認同，同時在社會變遷中感受到現有生活的豐富與美滿。
在建筑學界，意大利建筑師羅西在20世紀60年代認為，城市空間肌理、廣場等城市結構集中體現了每一個城市精神與文化身份。與羅西同一時代的建筑界另一位杰出人物、美國城市學家林奇更系統地提出了城市意象與認同建構的規律。他通過大量的環境認知實證調研提出了有利于文化認同的城市五要素：地標、節點、路徑、區域、邊界。在城市實踐中，建設者往往顧此失彼：對地標、路徑、節點的關注遠甚于對區域與邊界的關注，而這不利于地域文化認同全面、多樣化、有深度的建構。
在地理學界，加拿大著名學者拉夫對林奇的城市意象理論進行了批判與提升，他認為城市認知意象理論側重于從城市街區的外來觀察者角度欣賞城市特色與文化認同的表層結構，而沒有從定居在其中的使用者角度來洞察城市特色與文化認同的深層結構；因此地理學家們提出了場所文化認同的三個關鍵性要素，即“物質環境”的認知認同、“行為”的參與認同、情感與意義的體驗認同。
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的理查德·恩格哈特在相關報告中指出，當今在世界遺產運動的推動下，建筑遺產的研究對象正由精英使用的紀念物轉向普通人群使用的空間場所；一些發展中國家的保護模式正由自上而下轉變為自下而上。而且，記憶場所的概念正影響著歐洲建筑遺產保護理論與實踐；尤其是在公共領域，它正挑戰著法國、英國、荷蘭、意大利等西方國家傳統博物館式的文化遺產保護理論與實踐，對于回應當前語境中的問題有著直接的借鑒意義。
一個記憶場所往往包含兩部分信息，一部分是物質形態，另一部分是故事，兩者缺一不可
記憶場所不僅見證變遷中的集體記憶，還可以持續性地敘事與傳播，維系與促進地域文化認同感的建構。
西方學者正從不同角度不斷探索各類記憶場所的挖掘認知理論與相關實踐。德國民族學家格拉納·貝恒斯通過田野考察發現了存在于墨西哥高庭昌印第安社區中的各種記憶場所；美國、英國、法國、捷克等國的一批青年學者將記憶場所的理論應用到城市歷史與公共場所的解讀和考察中，分別通過公共記憶、地圖信息等對17世紀至20世紀不同時期中的城市公園、社區、歷史街區等公共場所中的歷史故事解讀與信息挖掘，調查社區記憶場所的可識別性以及認同性，同時揭示官方記憶、貴族記憶與風土記憶對于場所認知、保護之間的異同關系等。這些研究成果表明：盡管記憶場所有其多樣性、隱匿性，但是通過恰當的途徑可以挖掘到。
如何保護與活化記憶場所是地域文化認同建構的重要內容。
美國學者丹尼斯·法蘭契曼1998年在“城市設計與場所”秋季論壇上就明確指出，要塑造一個具有文化認同感的城市，對于遺產設計師或者城市設計師來說，不僅僅需要處理好形態的物質要素，更需要解決場所與歷史故事之間的問題。這是因為一個記憶場所往往包含兩部分信息，一部分就是物質形態，另一部分就是故事，兩者缺一不可。以往城市設計學者的研究大多集中在物質形態，但我們需要置身于故事中去了解過去，了解自己，并需要了解新技術對集體記憶的影響。這些集體記憶往往附著在物質性的載體上，然而這些歷史性場所已遠離它們的生態環境，這就需要通過多種路徑與方法，來建構語境激活人、場所及其隱含的故事之間的關聯關系。對于城市設計師或者建筑師來說，在進行舊城改造時必須意識到使用者的情感依賴與文化認同，要善于激活既有的記憶場所，并鼓勵使用者重新定義場所功能和賦予既有場所新信息的能力。
通過社區故事論壇網站、視聽節目數字化產品等現代技術再現各種豐富多彩的歷史記憶
美國學者馬修·波特格從景觀理論與實踐兩個方面總結了與場所故事關聯的多樣化的記憶要素與修辭策略：喚起對過去回憶的地方象征物、作為土地記憶的裝置、神話故事、口述歷史中的記憶等。一些城市管理學者通過實證研究指出，通過主題策劃與藝術展示等策略來再現各種社區的歷史故事,喚醒場所變遷中那些被遺忘的集體記憶,促進社區居民對于記憶場所的感知認同。這些不同的物質與非物質的載體為建構日常生活場所中的集體記憶與文化認同提供了可操作的技術路徑。
荷蘭阿姆斯特丹藝術學院的彼得·馮·門施從多媒體藝術角度總結了一系列“尋找集體記憶與歸屬”的策略。例如阿姆斯特丹的情感城市互動地圖通過若干主題將特定的記憶場所與關聯的故事整合起來，讓市民分享集體記憶。此外，還可以通過社區故事論壇網站、視聽節目數字化產品等現代技術再現各種豐富多彩的歷史記憶。這些靈活的策略為居民提供重現“集體記憶”、強化文化認同的渠道。
拯救與活化記憶場所需要相應的運作機制與法規。如英國、意大利、德國、日本等國規定了歷史性開放空間的分類保護技術與開發控制管理條例。對于申請拆遷的場所、建筑與其利益相關者、拆遷作業單位、審查程序等進行了明確規定，也就是說，要拆除改造一個場所或者建筑是非常慎重的；對于需要保護的對象有明確的保留、維護、修繕更新的設計導則，包括場地既有的界面材料、色彩、痕跡、設施的維護等；對于記憶場所周邊增建的建筑則有嚴格的視廊保護要求及其對于場地需做出貢獻的指標，如提供開放空間的面積、公共文化藝術的投資比例等；輔之以強有力的法律，使得這些設計導則與規定發揮應有的作用。
（作者系上海交通大學船建學院建筑學系副教授）
>> 鏈 接
記憶場所
這一概念主要來自于歷史學，是由法國歷史學家皮埃爾·諾哈1978年在編寫《新史學》中提出來的。諾哈在研究集體記憶的過程中發現，歷史遺留的地方空間對于地域文化認同的建構有非常大的貢獻。于是他主張通過研究碎化的記憶場所來拯救殘存的民族記憶與集體記憶，找回群體的認同感與歸屬感。同時，他在1984年—1992年之間編輯了《記憶場所·共和國》、《記憶場所·民族》和《記憶場所·統一多元的法蘭西》等三部宏大著作，使得記憶場所這一概念在歐洲廣為傳播，衍生了“統一歐洲的記憶場所”、“德國的記憶場所”等概念。毫無疑問，記憶場所對于全球化語境中國家與民族認同建構有著積極的意義。
>> 案 例
卡姆登水閘市場
英國倫敦地方政府自20世紀90年代開始從文化戰略層面劃定戰略性功能區域；鼓勵自下而上的文化創意產業發展,鼓勵發展充滿文化多樣性/人情味的社區場所，拯救街道生活，進而提升市民的生活品質，建構地域文化認同。位于倫敦西部的卡姆登市場就是一個典范。這一跳蚤市場最初形成于1974年，水閘沿岸的廢棄車間、碼頭庭院被重新利用，自發形成了手工業車間以及特色小市場（廉價的服裝、手工品等）。繼而，圍繞水閘市場不斷拓展零售、休閑娛樂、媒體文化創意以及居住等功能。到上世紀90年代，大多數舊建筑被再利用為創意工坊、商店與文化設施；新增了一些多層綜合樓；拓寬了連接地鐵與市場之間的步行系統；增設了跨河步行橋以及一些休息椅等景觀設施。新千年之后，這一街區開始向歐洲推廣介紹，獲得了積極評價。這種漸進式的更新模式被英國環境部認為是城市更新實踐、可持續發展的典范，能夠在復興地方文化的同時促進街區的經濟復興。現在這一街區充滿活力，尤其是在周末，人流如織。卡姆登市場雖然沒有倫敦塔橋、皇家公園等文化遺產景點的知名度，也沒有貴族化或者先鋒的都市建筑與設施，但是深受中下層倫敦市民與游客喜愛。其原因有二，一是豐富多樣、價廉物美的文化創意商品，二是沿著運河濱水空間可以欣賞到獨一無二的水閘風景、傳統水上生活及其可識別的地域文化。
除了這種傳統物質性的活化再利用策略之外，倫敦還通過公共機構組織、公共項目策劃對各類多層次的記憶場所網絡進行系統詮釋與傳播。例如，由地方權威、圖書館與博物館組成合作聯盟，創建歷史水道碼頭等主題性記憶場所的信息網絡平臺，讓市民與游客共享集體記憶；再如，倫敦在20世紀90年代推出了“向導電話”公共服務項目，即讓市民或游客通過移動電話撥打特定號碼來了解相應場所的歷史信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