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六普數據看我國城市化發展
時間：2012-03-26 13:50:48
來源：城市化網 作者：蔡義鴻 于貴紅 程 婧
根據《全國人口普查條例》和《國務院關于開展第六次全國人口普查的通知》，我國以2010年11月1日零時為標準時點進行的第六次全國人口普查已經結束，主要數據已經公布。六普數據反映了近10年來我國人口形勢和變化趨勢，是一個龐大豐富的信息庫，對于國家科學制定人口政策提供了寶貴依據，對我國城市化發展也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通過六普數據反映出的客觀現實，我們清晰的看到10年來我國城市化發展取得的巨大成就，城市化進程突飛猛進。但在社會經濟繁榮發展的同時，我們也注意到我國流動人口數量不斷擴大、老齡化問題不斷加重、房地產業該如何引導其健康發展等深層次、多方面問題日益凸顯。本專題將從城市化角度入手，解讀六普數據帶來的新啟示。
戶籍制度制約城市化發展
據六普數據顯示，2010年我國總人口為1370536875人。同第五次全國人口普查2000年11月1日零時的1265825048人相比，十年共增加73899804人，增長5.84%，年平均增長率為0.57%。按照公安部統計的2009年全國戶籍總人口數為1333229695人，按年平均0.57%的人口增長率計算，到2010年我國戶籍總人口數將達到1340829104人，與六普數據的人口總數相差近3千萬人口。即便除去戶口待定人口數和農村“黑戶”人口數，這兩個數據的差值依然很大。
為什么會有這么大的差值？到底該以哪個統計結果為準？我們認為，60年的戶籍管理制度在人口統計方面的工作還是非常扎實的，不能僅通過一次人口普查而否定過去。通過戶籍統計上來的全國人口數量真實有效，能夠反映出我國的人口總量和變化情況。但從六普數據的普查結果來看，我國的戶籍管理制度確有不足之處。例如對于長期居住城市，但戶籍仍為農業人口，或長期居住一地，但戶籍卻無法變更等現實問題，戶籍管理并沒有從制度層面給予設計和體現。可以說目前有很大一部分人口已不再適應現行的戶籍管理制度。我國的戶籍管理制度需要變革，需要做細，希望能夠在保證制度健全，科學管理的前提下，與時俱進，實現人性化的管理和操作。我們認為應進一步加強基層公安派出所在戶籍管理方面的作用，發揮其優勢。
另外，從這兩類數據還引發了我們的思考，到底戶籍管理和人口普查各自的定位是什么？職責是否明確？意義何在？2010年投入大量財力、物力、人力統計上來的人口總量數據是否更準確？這兩類人口統計能否分開，戶籍管理成為單純的人口統計工具，而人口普查則更偏重在流動人口、人口質量等動態宏觀數據的統計上？我們相信，科學、準確、高效的人口統計工作，有利于我國人口管理和人口政策的制定，也有利于我國城市化的健康穩定發展。宏觀人口數據的準確將為我國的人力資源提供寶貴的智力支持。
城市化發展受限于流動人口
據六普數據反映出我國流動人口的數量在過去10年里大幅增加。大陸31個省份人口中，居住地與戶口登記地所在的鄉鎮街道不一致且離開戶口登記地半年以上的人口為261386075人，同第五次全國人口普查相比，增加116995327人，增長81.03%。
大量的流動人口涌入城市，雖然一時充裕了這些地區的勞動力隊伍，靠外來人口支撐下的人口紅利可以為這些地區經濟社會發展做出巨大貢獻，但從長久來看，由于我國戶籍制度等人口政策的限制，這些外來人口以短期、不固定的勞動形式存在，他們無法在輸入地“落地生根”，將來這些人口的流動也會對這些地區經濟產生很大影響。
以北京為例，據北京市統計局發布的北京第六次人口普查數據顯示，2010年11月1日零時，北京共登記常住人口1961.2萬人，其中，外省市來京人員704.5萬人，占常住人口的35.9%，他們都屬于跨省市區的人戶分離人口。與2000年人口普查數據相比，2010年北京外省市來京人員增加447.7萬人，平均每年增加44.77萬人，年平均增長率為10.6%。而北京十年來人口增長44.5%，平均每年增加60.4萬人，年平均增長率僅為3.8%。“十年前，北京每5個人中一個是外地人，現在每3個人中一個來自外地。流動人口的大量增加成為北京人口增長最突出的特點。”北京市統計局副局長、市人普辦常務副主任顧兗州認為，雖然流動人口迅速增加對城市管理帶來挑戰，但北京經濟社會的發展客觀上也離不開大量涌入的高端人才和服務型人員。另外，大量正值壯年的流動人口進入，降低了北京人口構成中的男女性別比，也延緩了人口老齡化進程和勞動力枯竭為特征的“劉易斯拐點”臨近。
但值得我們反思的是，如此規模龐大的外來人口涌入北京，為北京帶來充沛勞動力的同時，我們是否計算過北京為此付出的又是什么？交通擁堵、城市水資源枯竭、人口密度過高不宜居住、樓價居高不下、環境日益惡化等等大城市病在北京已經不再新鮮，從宜居城市的角度來看，北京已遠不及格了。外來人口是一把雙刃劍，政府該如何用好這把劍，既能發揮它的最大“效能”，又能真正起到“保護自己”的作用呢？
城市發展到一定程度，政府是否應該調整基礎設施投資方向來重點解決公共服務上出現的問題？交通可以治理、主城區人口過密的問題可以通過政策引導、產業轉移等方法解決，但我們何時能從被動調整到主動布局，合理規劃上轉變呢？未來北京服務業的發展肯定要增加，但是該增加什么？哪些方面最需要增加？投入成本如何？我們不僅需要高端服務業，也需要基本的服務業和物美價廉的服務業，政府是否應在城市發展的措施上提前規劃，給予空間呢？
此外，在公共服務的均等化上，雖然在五年或者十年完全做到戶籍人口和非戶籍人口的趨同很難，但是要有時間表，消除本地人和外來人口在待遇和服務上的差異。要讓外地人成為社會穩定的參與者和推動者，這樣社會才會穩定和諧。而政府提供公共服務，就要把人口的各種信息進行收集統計、整理分析，因為目前公共政策的制定都根據人頭來計算，比如教育、衛生等，這將是一個龐大的受益群體，采取什么樣的制度、什么樣的措施執行和管理都是需要切實解決好的問題。
城市化發展受限于人口流動的區域分布
據六普數據調查結果顯示，東部人口占全國常住人口的37.98%，與2000年人口普查相比，東部地區的人口比重上升了2.41個百分點，中部占26.76%，下降1.08個百分點，西部占27.04%，下降1.11個百分點，東北占8.22%，下降0.22個百分點。廣東省常住人口達到104303132人，占全國常住人口總數的7.79%，躍升為全國人口第一大省。另外兩個人口大省分別是山東省和河南省，常住人口分別為95793065人和94023567人，占全國常住人口總數的7.15%％和7.02%。
從經濟學角度講，人口流動的區域分布促進了經濟活力的不斷增強，更多的人從內陸西部往東部發達地區遷移，促進了人口流入地區的經濟發展，滿足了對勞動力的需求，也提高了人口流出地區的收入水平，改善了人口流出地區的發展條件。但從城市化發展的角度來看，大量人口向一個特定地區長期持續的流入，既不利于該地區的可持續發展，也不利于流出地的經濟社會發展，目前中西部地區大量留守老人兒童產生的一系列社會現象和矛盾都是這一流動模式的直接后果，更不用說這種大規模的遷徙對交通、自然和公共資源、城市管理和治安等問題產生的深遠影響。如何才能改變這種自發盲目式的人口流動模式？該怎樣去引導和管理才是科學的、可持續發展的模式？中國人口模式的出路在哪里？
我們看到，2010年全國暫住人口中外出務工人口數量達到85861805人，占全國暫住人口的65.4%，而整個東部地區務工人口數量占到全部務工人口的78.8%，其中廣東省外來務工人口數量達到20400526人，占全部外出務工人口的23.8%，在31個省市、自治區中排名第一。雖然東部地區務工人口數量幾乎占到全國務工人口數量總和的80%左右，但值得注意的是，東部地區外來務工人口數量已經連續三年呈下降趨勢，年平均下降速度達到2.5個百分點，2010年更達到5個百分點。可以說東部地區雖然仍是外來務工人員的主要輸入地，但增長勢頭已經減緩，已經有越來越多的農民工放棄東部經濟發達地區，轉而進入中西部城市，近年來東部沿海地區的用工荒現象正是這一趨勢的集中表現。
這一趨勢反映出我國東部地區隨著經濟社會的不斷發展，城市定位、發展方向和勞動力需求已經發生了悄然變化，城市正在通過其自身的發展規律調節著人口的流向。東部城市要優化整合、中西部城市要科學發展，人口的流動將對我國城市化的可持續發展具有深遠影響。在這種新的人口流動趨勢下，政府能否審時度勢，讓這一有利于城市化發展的轉變過程更科學合理、更有序高效呢？
人口老齡化考驗城市化質量
據六普數據表明，大陸31個省、自治區、直轄市和現役軍人的人口中，0-14歲人口為222459737人，占全國人口的16.6%；15-59歲人口為939616410人，占70.14%；60歲及以上人口為177648705人，占13.26%，其中65歲及以上人口為118831709人，占8.87%。同2000年第五次全國人口普查相比，0-14歲人口的比重下降6.29個百分點，15-59歲人口的比重上升3.36個百分點，60歲及以上人口的比重上升2.93個百分點，65歲及以上人口的比重上升1.91個百分點。
老齡人口多，低年齡組占總人口比重減少，一方面說明我國老齡化進程加快，另一方面也說明我國生育率下降很快。據人口學規律顯示，人口再生產類型轉變使人口年齡結構變化依次形成從高少兒、低老年型的高人口撫養比，到低少兒、低老年型的低人口撫養比，再到低少兒、高老年型的高人口撫養比的三個不同階段。在第二階段，勞動年齡人口比重高，人口撫養負擔輕，人口生產性強，社會儲蓄率高，有利于經濟增長。這一人口年齡結構最富生產性的過渡時期通常被稱為人口紅利期，人口年齡結構對經濟增長的這種潛在貢獻就是人口紅利。目前來看，15-59歲勞動力人口多是件好事，但是這部分勞動力人口很快就會老去。再過20年，現在新增的0-14歲兒童要進入勞動力市場，但是現在這部分人口少了，而之前龐大的勞動力人口正在逐步邁入老年，未來不但勞動力市場因短缺會出現各種問題，龐大的老年市場也是一個巨大的問題！
我們不禁要問，20年后我們將如何面對一個有越來越多老人的社會呢？在老齡化進程日益加快的步伐中，我們的城市是否已經做好了準備去迎接一個老齡化社會呢？我國未來公共資源該如何配置，現有配置的公共資源又該如何再分配呢？
有學者提出政府可開發第二次人口紅利，以應對未來勞動力供給不足和老年人實現社會價值的問題。即進入老年的勞動力人口，如果他們的健康狀況良好，可以采取延長退休時間的辦法，讓具備豐富知識和經驗的高素質勞動力繼續發揮作用。
本報告認為，考慮到人口生產有其內在規律，人口問題慣性大，短時間內難以解決，要想避免20年后出現的難題恐怕未必現實，但政府可以通過各種政策的制定，建立長效機制，監控人口走勢，從根本上調整人口結構。可以通過改革現行計劃生育等、加強技能教育與培訓，提高勞動生產率和擴大養老覆蓋面，有效緩解困局，尤其要切實加快養老覆蓋體系建設，未雨綢繆。同時老年人“銀發經濟”要加速發展，而少年兒童的社會資源需要優化整合。
未來房地產業將持續助力城市化發展
據六普數據顯示，家庭戶規模繼續縮小。大陸31個省、自治區、直轄市共有家庭戶401517330戶，家庭戶人口為1244608395人，平均每個家庭戶的人口為3.10人，比2000年第五次全國人口普查的3.44人減少0.34人。這主要是由于我國生育水平不斷下降、遷移流動人口增加、年輕人婚后獨立居住等因素影響。
隨著80后一代人的成長，他們的家庭觀念早已與傳統觀念不同，這代人更獨立、也更自我，在居住理念上更傾向小家庭式的獨立生活模式，居住需求也更分化和多樣性。同時隨著社會財富的不斷積累，消費觀念的轉變，住房需求已經從單一滿足居住要求過渡到交際型、體驗型和功能型居住方向發展。目前房地產市場上出現的度假地產、養老地產、教育地產、生態地產等諸多房地產開發模式，都是這種需求的表現。
另外，我們也看到，隨著近十年我國城市化步伐的加快，居住在城鎮的人口占總人口的49.68%，同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相比，城鎮人口比重上升13.46個百分點，這意味著10年間有將近2億人涌入城市生活。正是大量人口的涌入極大推動了房地產業的發展，也加速了我國城市化進程的速度。據預測，到2030年我國城市化率將達到65%，這就意味著每年平均至少有2000萬農村人口變為城市人口。可以說，到2030年這20年我國房地產業還將處于一個高速發展階段，同時，我國城市化進程也必將隨著城市居住空間的擴展、城市功能的不斷完善，政府的不斷引導和大力投入而持續快速的發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