亞偉是2007年初中畢業后來到北京的。當時他的母親正在這里打工。由于亞偉父親去世早,母親不得不背井離鄉,成為中國最早一批進城的農民工。 但是,因為沒有文化,亞偉母親只能在北京做些低端的服務類工作,辛苦一天掙不了多少錢,還得攢著寄給在河南老家的亞偉以及他的兩個姐姐。由于常年勞累,亞 偉母親的身體出了問題,現在只好住在北京一間地下室里養病。
與母親一輩的農民工相比,亞偉是幸運的。他來到北京后,打過工、上過學、兼過職。如今,他一邊在位于西直門的一家律師事務所打工,一邊在昌平的 一個檢察官學校讀書。而且他借住在叔叔的工地,不用付房租也不用交水電費。與上一輩農民工不同,亞偉這樣生于上世紀八九十年代的新生代農民工,對農村的土 地沒有過多的眷戀。同時,中國所實施的義務教育制度以及技術培訓,使他們大多擁有一技之長或學習基礎,因此比上一輩有更多的人生訴求,希望從事更體面的工 作,實現自己的人生價值,最終扎根城市。“我肯定會選擇體面的,能體現自己價值的工作,能掙錢的工作。過去,我就想怎么留在北京,我到現在也是這個思想, 怎么能永遠留在北京。”
為了實現這個夢想,亞偉一直在努力。這一點首先反映在他的著裝上。事實上,記者初見到亞偉時有些驚訝,因為他看上去比實際年齡至少要成熟10 歲,穿著福爾摩斯似的黑色外衣,帶著一副沒有度數的眼鏡,手上還佩戴著與年齡不符的金色表與戒指。他說,這樣穿戴會顯得成熟,找工作的時候才不會讓人覺得 沒有經驗。
但是,僅關注外表并不能完全解決問題。亞偉之前在做保安時,由于工作條件惡劣且欠薪不發,干了兩個月后就辭職了,但被欠的薪水一直拿不到手,這 讓他對城市產生了莫名的恐懼。后來,他發現法律可以幫助自己:“以后我到法院實習,接觸案子就多了,我才知道可以要回這些錢。我咨詢法院的老師,20多天 都解決了。如果只是發工資也只有2000多塊,但最后通過法律程序給了3000塊錢。然后我就覺得法律挺好的,有用。然后我就開始做兼職,還幫我同學打官 司。”
為了提升自己,亞偉報了法律專業培訓班和英語口語培訓班,并到一家律師事務所做兼職,業余還接些勞務糾紛的私活兒。他說,最近兩個月,每個月的收入都在八、九千左右。除了贍養母親之外,這些錢幾乎全都用在了學習上,就是希望未來有更好的發展。
蔡亞偉的故事傳到了全國人大代表、農民工問題專家張兆安的耳里。他認為,蔡亞偉就是一名典型的 “新生代”農民工,與以前“進城打工、賺錢回家”的老一輩農民工相比,“新生代”農民工出生在改革開放之后,對故土沒有太多眷念,心態與需求都發生了高度 “變化”:“它是一個有著多樣化需求的群體。他們除了經濟上的經濟需求外,還有精神需求、文化需求。因為他們的受教育程度普遍要比老一輩農民工高,對經濟 地位,對社會地位,對基本的人生追求等等都比老一輩高。”
據張兆安介紹,中國全國的農民工大概有1.5億,新生代農民工占60%以上。這意味著,全國有1億“新生代”農民工,幾乎等同于全國人口的十三 分之一,等同于全國城市人口的六分之一,等同于全國城鎮從業人員的三分之一。這樣規模的一個群體,是必須得到社會關注和重視的。“他們是城市里不可或缺的 一部分。整個城市發展如果離開了他們,真的會出現很多問題。所以我們經常聽說,春節的時候,農民工都回家了,這個城市有的時候就沒法兒運轉了。現代農民工 問題解決得越好,我們的企業發展更穩定,我們的經濟就發展得越好。”
張兆安認為,解決農民工的問題,就需要解決他們的落戶、與城市居民同工同酬以及和城市居民共享城市發展建設成果等問題。而中央很多政策,實際上 早就在關注和解決這些問題。比如在保障房建設方面,以上海為例,上海的廉租房和公租房申請資格最初只針對本市居民,但現在,在上海打工的農民工同樣也可以 申請。如果農民工有文憑的話,還可優先被考慮落戶問題。而一旦落戶七年,就可以跟城市人一樣購買保障性住房。
同是全國人大代表、來自上海華日服裝有限公司的營銷主管朱雪芹就是這一政策的受益者之一。朱雪芹是農民工代表,原本也是一個從農村到上海的打工 妹,但由于自己的努力和出色表現,她成為全國表彰的1000名優秀農民工的一份子。隨后,根據政策,她落戶上海。一路走來,朱雪芹覺得,隨著時代的進步, 社會對農民工的關注在增多,對農民工的重視和接納程度也在加大:“上屆(全國人大)代表中沒有農民工,這屆(全國人大)代表中就有3個農民工代表。以前勞 模隊伍中沒有農民工,2010年,勞模中出現了很多各行各業的農民工。以前的社會保障(對農民工)是空白的,現在是逐步的改善。在上海,農民工享有同城同 險、同城同保的待遇,這也是時代的一個進步。”
如今,成為全國人大代表的朱雪芹每年都會帶來兩三個有關農民工問題的議案。今年也一樣,除了有關加快城市對農民工知識轉型、技能轉型和生存能力 轉型方面的議案外,她還開始關注農民工的精神狀態問題和婚戀問題。“以前對農民工工作和生活上提的(議案)比較多,隨著社會的不斷發展,農民工的精神領域 方面的情況我們也要加強。比如富士康(農民工)跳樓事件,當時如果有一個平臺,給員工一個傾訴的平臺,我相信不會有這么多的人會跳樓。”
朱雪芹說,“新生代”農民工兄弟姐妹少,在城里打工時朋友也少,他們更需要這樣一些平臺來尋求心理依托和幫助,以更好地適應城市生活。在全國總工會的幫 助下,朱雪芹在2009年成立了“朱雪芹工作室”,主要就是為農民工、尤其是新生代農民工提供咨詢和幫助。同時,“朱雪芹工作室”還和華東師范大學心理咨 詢系聯合起來,在上海開展各種各樣的心理咨詢活動。
對于蔡亞偉這樣的新生代農民工,朱雪芹希望他們充實自己,不斷努力,因為只有付出才能有回報。對于未來,蔡亞偉自己也是充滿信心。他最喜歡的歌 曲就是《我的未來不是夢》,他常常用這歌來激勵自己,不放棄對未來的追求:“其實我的要求并不高,我只想要一個廳,兩個房間,一個獨立衛生間,一個廚房, (和媽媽)住一塊兒,不想讓她再住在地下室了。想找一份穩定的工作,然后把戶口、檔案之類的移到北京,然后有一份穩定的收入。”
夢想雖遠,但路在腳下。新生代農民工的“城市夢”實際上是與國家的整體發展融在一起的。據國家統計局最新統計,2011年全國城鎮人口首超農 村,城鎮化水平超過50%。這一巨大的歷史性變化,將從根本上推進城鄉經濟社會發展一體化,將為新生代農民工實現夢想創造更多有利的條件,讓他們感受更多 的平等與關懷,早日實現人生價值與夢想。
為了提升自己,亞偉報了法律專業培訓班和英語口語培訓班,并到一家律師事務所做兼職,業余還接些勞務糾紛的私活兒。他說,最近兩個月,每個月的收入都在八、九千左右。除了贍養母親之外,這些錢幾乎全都用在了學習上,就是希望未來有更好的發展。
蔡亞偉的故事傳到了全國人大代表、農民工問題專家張兆安的耳里。他認為,蔡亞偉就是一名典型的 “新生代”農民工,與以前“進城打工、賺錢回家”的老一輩農民工相比,“新生代”農民工出生在改革開放之后,對故土沒有太多眷念,心態與需求都發生了高度 “變化”:“它是一個有著多樣化需求的群體。他們除了經濟上的經濟需求外,還有精神需求、文化需求。因為他們的受教育程度普遍要比老一輩農民工高,對經濟 地位,對社會地位,對基本的人生追求等等都比老一輩高。”
據張兆安介紹,中國全國的農民工大概有1.5億,新生代農民工占60%以上。這意味著,全國有1億“新生代”農民工,幾乎等同于全國人口的十三 分之一,等同于全國城市人口的六分之一,等同于全國城鎮從業人員的三分之一。這樣規模的一個群體,是必須得到社會關注和重視的。“他們是城市里不可或缺的 一部分。整個城市發展如果離開了他們,真的會出現很多問題。所以我們經常聽說,春節的時候,農民工都回家了,這個城市有的時候就沒法兒運轉了。現代農民工 問題解決得越好,我們的企業發展更穩定,我們的經濟就發展得越好。”
張兆安認為,解決農民工的問題,就需要解決他們的落戶、與城市居民同工同酬以及和城市居民共享城市發展建設成果等問題。而中央很多政策,實際上 早就在關注和解決這些問題。比如在保障房建設方面,以上海為例,上海的廉租房和公租房申請資格最初只針對本市居民,但現在,在上海打工的農民工同樣也可以 申請。如果農民工有文憑的話,還可優先被考慮落戶問題。而一旦落戶七年,就可以跟城市人一樣購買保障性住房。
同是全國人大代表、來自上海華日服裝有限公司的營銷主管朱雪芹就是這一政策的受益者之一。朱雪芹是農民工代表,原本也是一個從農村到上海的打工 妹,但由于自己的努力和出色表現,她成為全國表彰的1000名優秀農民工的一份子。隨后,根據政策,她落戶上海。一路走來,朱雪芹覺得,隨著時代的進步, 社會對農民工的關注在增多,對農民工的重視和接納程度也在加大:“上屆(全國人大)代表中沒有農民工,這屆(全國人大)代表中就有3個農民工代表。以前勞 模隊伍中沒有農民工,2010年,勞模中出現了很多各行各業的農民工。以前的社會保障(對農民工)是空白的,現在是逐步的改善。在上海,農民工享有同城同 險、同城同保的待遇,這也是時代的一個進步。”
如今,成為全國人大代表的朱雪芹每年都會帶來兩三個有關農民工問題的議案。今年也一樣,除了有關加快城市對農民工知識轉型、技能轉型和生存能力 轉型方面的議案外,她還開始關注農民工的精神狀態問題和婚戀問題。“以前對農民工工作和生活上提的(議案)比較多,隨著社會的不斷發展,農民工的精神領域 方面的情況我們也要加強。比如富士康(農民工)跳樓事件,當時如果有一個平臺,給員工一個傾訴的平臺,我相信不會有這么多的人會跳樓。”
朱雪芹說,“新生代”農民工兄弟姐妹少,在城里打工時朋友也少,他們更需要這樣一些平臺來尋求心理依托和幫助,以更好地適應城市生活。在全國總工會的幫 助下,朱雪芹在2009年成立了“朱雪芹工作室”,主要就是為農民工、尤其是新生代農民工提供咨詢和幫助。同時,“朱雪芹工作室”還和華東師范大學心理咨 詢系聯合起來,在上海開展各種各樣的心理咨詢活動。
對于蔡亞偉這樣的新生代農民工,朱雪芹希望他們充實自己,不斷努力,因為只有付出才能有回報。對于未來,蔡亞偉自己也是充滿信心。他最喜歡的歌 曲就是《我的未來不是夢》,他常常用這歌來激勵自己,不放棄對未來的追求:“其實我的要求并不高,我只想要一個廳,兩個房間,一個獨立衛生間,一個廚房, (和媽媽)住一塊兒,不想讓她再住在地下室了。想找一份穩定的工作,然后把戶口、檔案之類的移到北京,然后有一份穩定的收入。”
夢想雖遠,但路在腳下。新生代農民工的“城市夢”實際上是與國家的整體發展融在一起的。據國家統計局最新統計,2011年全國城鎮人口首超農 村,城鎮化水平超過50%。這一巨大的歷史性變化,將從根本上推進城鄉經濟社會發展一體化,將為新生代農民工實現夢想創造更多有利的條件,讓他們感受更多 的平等與關懷,早日實現人生價值與夢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