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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11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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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第一家“三來一補”企業的爭議到富士康的輝煌，面臨危機的代工業如何改變宿命
摘要：1993年，即鄧小平發表南方講話的第二年，吃了定心丸的投資者們涌入深圳。一個具有代表性的細節是，一名臺灣商人看中了龍華的一大片荒草地，他揚一揚手，對同行的當地政府官員說，“看得見的這片地我都要了?！彼闶侨缃窀皇靠档恼崎T人郭臺銘。
1996年1月15日，第一根石樁被打入地下，深圳龍華科技園建設正式拉開序幕。富士康供圖
改革樣本之富士康謀變
小平語錄：
改革開放邁不開步子，不敢闖，說來說去就是怕資本主義的東西多了，走了資本主義道路。要害是姓“資”還是姓“社”的問題。判斷的標準，應該主要看是否有利于發展社會主義社會的生產力，是否有利于增強社會主義國家的綜合國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
———鄧小平1992年南巡講話
1993年，即鄧小平發表南方講話的第二年，吃了定心丸的投資者們涌入深圳。一個具有代表性的細節是，一名臺灣商人看中了龍華的一大片荒草地，他揚一揚手，對同行的當地政府官員說，“看得見的這片地我都要了。”他便是如今富士康的掌門人郭臺銘。
在短短30年里，中國成為全球第二大制造業國家，而勞動密集型產業在中國制造做大做強過程中，發揮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在深圳，以富士康為代表的出口導向型加工貿易制造企業，靠著“大規模、低成本、低利潤、高速度、高效率”，在全國乃至全球闖出一條大路。
不可否認的是，在自身毛利急劇下滑和用工成本不斷飆升的大背景下，缺乏自主品牌和核心技術的中國代工產業前景越來越不明朗。就像當初從臺灣踏足 深圳一樣，而今的富士康正因成本驅動，在中國大陸加速擴張之旅。受成本驅動的“富士康們”如何擺脫不斷遷移的宿命？深圳在產業轉移之后是否又能如愿“轉 型”？“代工王”之變對于深圳乃至中國的產業升級，又有怎樣的借鑒意義？
姓資姓社在上屋生產大隊村干部4：3投票結果的微弱優勢下，深圳首家“三來一補”廠誕生。從此，“三來一補”企業開始在這里生根發芽。
工廠是這座城市的胎記，但值得一提的是，即使是在改革開放的初期，深圳對于“三來一補”類型的勞動密集型產業的態度也充滿爭議。
1978年12月，深圳第一家“三來一補”企業落戶寶安石巖上屋生產大隊，圍繞這家線圈廠“姓公還是姓私”以及“是不是走資本主義路線”爭論了 半年，終于在村干部4：3投票結果的微弱優勢下劃上句點。首家“三來一補”廠就在這樣的爭議聲中誕生。從此，以“來料加工、來樣加工、來件裝配”和補償貿 易為主要形式的“三來一補”企業，開始在這里生根發芽。
1979年底，深圳市引進“三來一補”企業和“三資”企業200家。到1981年年底，外資企業已達1800家。到1985年年底，深圳特區已與外商簽訂協議4696項，協議投資33.5億美元，占全國直接利用外資的六分之一。
這類企業以香港和海外華人投資的小企業為主導，形式初級，規模不大。這種深圳村鎮經濟的雛形，不僅提高了村鎮的經濟收入，還解決了不少就業。與此同時，外界對于特區期望過高，認為深圳應該首先引進高端產業的外資，而不是“讓外國人來剝削中國人”。
在主流輿論并不樂觀的情況下，是特區的拓荒牛們頂住了壓力，敢想敢干的特區精神讓歷史證明了他們的選擇是正確的。
這些加工制造業雖然低端，也難免會引進一些在發達國家淘汰過時的設備，但這些比較適合、實用和低成本的產業和技術，卻具有巨大的效應和持久的生 命力。而資本和“資本家”的深圳之旅，為深圳的市場經濟起到了獨特的啟蒙作用。一批港臺商人以敏銳的嗅覺和先天的地緣血緣關系，讓實力并不雄厚的他們成為 外資“急先鋒”，取得了一定的經濟效益，深圳的工廠也由此遍地開花。
外資井噴當市場的閘門被小心翼翼打開，自由的水流就開始滲透進來，一切都變得無法逆轉。正是在這樣一種背景下，吃了定心丸的投資者們再度涌入深圳。
1988年10月，一個名為深圳海洋精密電腦接插件廠的臺資企業在深圳西鄉崩山腳下成立，當時僅有一棟租來的五層廠房和150名從廣東澄海、潮州、豐順招募來的員工。“我們早晚會做到世界第一”，對生產線上工人們說這番話的，正是郭臺銘，如今富士康的掌門人。
郭臺銘為什么最早投資布局大陸？無非是推力和拉力的兩方形成合力使然。一方面，在20世紀80年代末期，臺灣基本工資已超過每月約2500元人 民幣，而內地的作業員則是每月500元人民幣，兩者相差約5倍。另一方面，20世紀八九十年代經濟起飛，臺灣土地價格節節上揚。反觀內地土地廣大，各地政 府為積極招商，除了提供服務，為廠商鋪路整地，優惠政策從“二免三減半”放寬至“五免五減半”，也就是前5年不用交稅，后5年的稅只要一半，如果廠商繼續 投資，還可以繼續享受優惠。
人工成本低廉，招商引資條件優厚，使中國珠三角、長三角地區成為歐、美、日、韓及香港、臺灣等經濟體實現低端產業鏈（主要為代加工、“三來一 補”）轉移的最佳對象。而剛剛改革開放的中國，物質匱乏，大量農業人口從土地上解放出來，匯入到東南沿海的開放前沿陣地，成為廉價的產業工人。中國東南沿 海經濟就在這樣的人工低成本、用地低成本以及稅收低成本中快速發展起來。代工模式吸納了數以億計的勞動力，并成為近30年來中國經濟高速發展的源動力之 一。
此后的發展并非一帆風順，正在大步改革開放的中國，在20世紀八十年代末和九十年代初期，經歷國際國內的重大變局，有人對改革開放提出一些不同 的質疑聲音。1992年鄧小平發表南方講話，充分肯定了深圳的實驗，也奠定了在全國實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基礎。南方講話清晰地解決了姓資姓社的問題， “三個有利于”成為上世紀90年代后中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發展的重要價值取向和標準，加速了對外開放的步伐。
當市場的大閘門被小心翼翼打開時，自由的水流就開始滲透進來，一切都變得無法逆轉。正是在這樣一種背景下，吃了定心丸的投資者們再度涌入深圳。據不完全統計，小平九二南方講話后，先后有IBM、希捷、康柏、康諾、偉創力、惠普(微博)、施樂、大眾、斯比泰、鴻城、理光、皇冠、可比雅、三星(微博)、菲利浦、西門子(微博)以及唯冠、才眾、南太等世界知名的廠商和港澳臺知名廠商，紛紛來深投資或追加新的投資項目。
1993年，即鄧小平發表南方講話后的第二年，郭臺銘多次來到深圳龍華，為興建新廠區選址。一個被廣為傳播的細節是，郭臺銘站在深圳龍華的一塊 高地上，揚一揚手，對同行的當地政府官員說，“看得見的這片地我都要了”。這一年，外商投資破了多項歷史紀錄，從71539萬美元一躍增長至143217 萬美元，出現井噴式增長。
繁榮背后“代工巨頭富士康是一種‘恐龍’式企業，需要大量的原料、常態的社會環境和穩定的消費市場。只要任一條件發生變化，其生存便會受到威脅?！?/p>
富士康的營業收入曾經連續多年保持50%以上的增速，依靠的是規模效應，以及對低廉人工成本的依賴。而正是因為這種高度依賴，使其在創新道路上 踟躕不前。近幾年，創新乏力的弊端終于顯現。沒有自己的核心技術和品牌，讓富士康無法切入新領域。競爭對手的挖角與搶單，仁寶、和碩的崛起與攪局，讓它身 陷重圍；代工行業自身毛利急劇下滑以及用工成本的不斷飆升，更讓其難以招架。
“代工巨頭富士康是一種‘恐龍’式企業，需要大量的原料、常態的社會環境和穩定的消費市場。只要任一條件發生變化，其生存便會受到威脅?！北本┐髮W經濟學院教授曹和平曾這樣公開評價富士康的發展模式。
但這并非富士康一家的問題。在全球代工鏈條上，代工企業與授權企業之間永遠處于不對等地位，這幾乎是國際產業鏈分工的潛規則。由于處于產業鏈的底端，代工和企業處處受制于人。大客戶為了在競爭中處于有利位置，會把成本賬算得一清二楚。像蘋果、諾基亞(微博)這一類客戶，對原材料及其選用的品牌均有指定。
比如，代工蘋果的iPhone，所有的成本都已由蘋果事先列出清單，連耗材比例都有明確規定，而材料價格也早就由蘋果和供貨商談好。來自彭博社 的一份蘋果與富士康利潤率對比圖表顯示，蘋果的利潤率從2007年iPhone發布時的15.4%上漲至上季度的30.8%，而代工廠富士康的利潤率從 2007年的2.7%下降至上季度的1.5%.蘋果在4年之中利潤率上漲1倍，而富士康的利潤率則不斷下滑。
與此同時，人口紅利消失，人力成本的低廉不再成為代工企業的優勢，反而成為影響其利潤的重要因素。以富士康為例，2010年6月1日和10月1 日，富士康方面兩次宣布給員工漲薪，從每月900元上漲至1200元，后又再次上浮至2000元。富士康發言人劉坤曾告訴南都記者，在兩次調薪中，富士康 深圳廠區的45萬名員工中有84%符合調薪要求。按此估算，2010年10月份加薪落實之后，其深圳廠區每個月增加的員工基本工資支出為4.158億元， 一年將近50億元。同年，富士康全年虧損2.18億美元，員工成本總計達5.65億美元，同比增長16.5%.2011年上半年財務報表顯示，富士康國際 2011上半年營收29 .9億美元，較去年同期下滑7.28%.凈虧損1800萬美元，去年同期為凈虧損1.43億美元。
中國的勞動密集型產業在國際市場上獲得巨大成功，與其特殊的加工貿易生產方式分不開，這種生產方式不僅在紡織、服裝、鞋、箱包、玩具等傳統勞動 密集型產業中廣泛采用，在信息技術產品、消費類電子產品等高技術產品的勞動密集型加工環節中，運用得也很普遍。通過這樣一種形式，勞動力資源得到最大程度 的發揮，中國制成品大量進入發達國家市場銷售的主渠道。但成功并不能掩蓋這種商業模式的根本缺陷、以及這種模式進行工業化的風險。
原材料價格上漲，珠三角的工資水平上漲，人民幣持續升值，而同行之間的競爭日益激烈。在多種因素的影響之下，缺乏自主品牌和核心技術的中國代工產業前景越來越不明朗，國際經濟環境中的風吹草動，都有可能成為“壓倒駱駝的最后一根稻草”。
2008年1月，美國金融危機爆發前夕，深圳寶吉工藝品廠倒閉。技術含量低、勞動密集型、利潤微薄、全部出口，這家每年向歐美市場出口約600 萬棵圣誕樹的全球最大圣誕樹生產商，成為“世界工廠”走向死亡的典型案例。同年10月，東莞合俊玩具廠倒閉，全球玩具巨頭突然死亡，代工業寒流的擔憂彌漫 著整個業界。
華南師范大學教授許卓云曾舉例，珠三角上世紀80年代初期崛起的紡織、食品、飲料工業，在1990年代初首先進入停滯期；接著，在1980年代 中后期崛起的家用電器工業，也于1990年代中期進入艱難的調整期。如果按照時間延續的邏輯，那么21世紀的第一個十年，將會是這個行業的加速死亡期。
遷移宿命富士康依次遷徙的每個節點，都暗合了30年來中國大陸經濟發展路徑，所到之處見證了從沿海到內陸地市的城市化進程，以及各地政府的每一次發展沖動。
2005年，時任深圳市委書記的李鴻忠將深圳面臨的局面稱之為“四個難以為繼”：深圳的土地、空間有限難以為繼；能源、水資源短缺難以為繼；人 口不堪重負難以為繼；環境承載力嚴重透支難以為繼。強調深圳要實施自主創新戰略，建設自主創新型城市。這一說法幾乎得到外界的一致認可，不少企業意識到這 是政策緊縮的信號，加上各種外界因素的影響下，一時間深圳企業外遷成為風潮。
2006年6月，由深圳貿工局牽頭展開的一項企業外遷調查表明，深圳市共有119家工業企業已經或計劃外遷，涉及工業總產值90億元。其中，共 有18個工業行業出現企業外遷情況，其中機械、玩具、儀器儀表、塑膠四個行業外遷企業數量較多，合計占外遷企業總數的58%.遷往地點省內集中在東莞、惠 州、中山、河源等地，省外則多往湖南、江西、江蘇等地遷徙。
當一個城市沒有土地、人力和政策的吸引力后，外遷尋找下一個成本洼地，可能是最簡單直接有效的方法。2010年，富士康將撤離深圳的消息不脛而 走。就像當初從臺灣踏足深圳一樣，而今的富士康正因成本驅動，在中國大陸加速滲透與擴張之旅。為降低成本，富士康就像一只遷徙的候鳥，不斷追逐水草肥美的 “成本洼地”。哪里成本更低，哪里給予的政策優惠更多，就奔向哪里。
已經可以查詢到的80家鴻海大陸子公司中，大致分布于四大片區：一是始于1988年的，以深圳為核心，輔以東莞、佛山、惠州等珠三角城市圈的華 南片區，該區域目前涵蓋了大部分3C產品及其配件的研發、加工制造；二是始于1992年的，以昆山為核心，輔以上海、淮安、常熟、杭州等長三角城市圈的華 東片區，該區域以便攜式電腦及其元件的生產制造為主業；三是始于上世紀90年代末期，以煙臺為核心，輔以晉城、廊坊、大連、天津、秦皇島、營口等環渤海城 市片區，該區域主要以手機等移動設備及通訊等專業設備，和新能源等新興產業的研發制造為主；四為始于新舊世紀交替至今，以太原、武漢為核心，輔以晉城、重 慶、成都等內陸片區，主要針對內需市場的研發和生產。而最新的富士康擴張版圖上，河南和湖南兩大省份也已被插上紅旗。
富士康在大陸依次遷徙的每個節點，都恰好暗合了中國改革開放三十年來的整體經濟發展路徑———從珠三角到長三角，先東部，再中西部，先沿海，再內陸。富士康所到之處，也見證了中國從沿海到內陸地市的城市化進程，以及各地政府的每一次發展沖動。
升級之夢從深圳速度到深圳質量，“富士康們”何去何從，步入“后富士康時代”的深圳又如何探尋新的發展道路，拭目以待。
但，遷移肯定不是唯一的出路。同為代工企業，全球第二大代工廠商偉創力也一度面臨著跟競爭對手富士康一樣的問題，但在經歷多年巨額虧損后，它果 斷走向轉型之路，并由此迎來新生。偉創力從2010年開始調整重心，將主攻方向轉到醫療設備、新能源產品的代工上。目前，偉創力已成為全球最大的醫療設備 代工廠商。臺灣手機廠商宏達電曾經就是代工廠商，現在已經成為知名的手機廠商，在智能手機市場占有一席之地。
“希望富士康把管理總部、運營總部、研發總部、財務總部放在深圳，在深圳的發展按總部經濟的形態來做大做強”。就在富士康大舉北遷、河南廠房奠 基開建的消息密集見諸報端之時，2010年8月5日，深圳市委書記王榮、市長許勤前往富士康科技集團調研。許勤在調研中講了上述這番話。富士康科技集團總 裁郭臺銘隨后說：“自己很有信心在深圳投資，只要深圳需要，富士康任一項高新技術都可以放到深圳?！?/p>
有人認為這次調研是“雙方都在通過這種方式，互相試探對方的底線”。就在三月前的一次珠三角工作會議上，廣東省某官員曾直言，富士康要把低端產 業鏈轉移到外國或其他地區，把在深圳的規模由40多萬人降到10多萬，從而為深圳和廣東的產業升級騰出發展空間。而這些聲音，都曾被外界解讀認為，在土 地、能源、環境、人口四個難以為繼的問題下，推動新一輪的產業升級已經迫在眉睫，而富士康模式已越來越被深圳官方所否認。
在內地布局同時，富士康也在加速深圳總部轉型。2011年7月，郭臺銘在深圳參加富士康萬人晚會時宣布，深圳總部將加速轉型，龍華、觀瀾兩廠區 將成為“產品技術研發、銷售展示及人員訓練、模具制造技術研發和新設備與自動化制造研發中心，新產品量試基地”。富士康還將進軍新材料、新能源領域，深圳 廠區是重要研發中心。
就在去年年底，深超光電（深圳）有限公司研發的深超光電低溫多晶硅液晶面板項目點亮投產。該公司由深圳市政府國資委下屬深超科技投資公司與富士 康科技集團合資，被認為是富士康就地實現轉型升級的精心之作。值得一提的是，投產當天，郭臺銘還精心撰寫了一副對聯。上聯：科技汪洋需領航舵首縱波濤洶涌 唯創新端大局；下聯：轉型廣東賴澆灌園丁可就地升級乃光電照世界。橫批：深圳質量再創輝煌。
“現在富士康走的轉型升級之路，將會使富士康在新的發展時期浴火重生，這也將成為廣東產業轉型升級的縮影”，出席投產儀式的廣東省委書記汪洋則 說，富士康在改革開放初期進入大陸，靠代工起家逐步成長為全球代工領域龍頭老大。在新的發展時期，富士康需要加快轉型升級，而富士康的轉型升級很大程度上 代表著深圳、廣東的轉型升級進程。
小平九二南巡已過20年，環顧當下深圳所面臨的迷茫與困惑、危險與機遇，與當時是何等相似。站在這樣一個時間節點，回顧過去，展望未來，總結過 去20年的經驗，探尋下一個20年的未來，意義何等非凡。從深圳速度到深圳質量，“富士康們”何去何從，步入“后富士康時代”的深圳又如何探尋新的發展道 路，成為內地城市新的樣本，拭目以待。
大事記
1978年
深圳輕工藝進出口支公司、寶安縣石巖公社上屋大隊加工廠與香港怡高實業公司簽訂合作辦廠協議。這是外商在中國內地簽訂的首份辦廠協議書，意味著深圳首家“三來一補”廠的誕生。
1985年
深圳特區已與外商簽訂協議4696項，協議投資33 .5億美元，占全國直接利用外資的六分之一。
1993年
深圳外商投資各項數據突破歷史紀錄，總量從71539萬美元一躍增長至143217萬美元。
1996年
富士康龍華園區投入使用。
2004年
富士康集團出口突破百億美元，首次成為全球第一大3 C代工廠。富士康山東煙臺科技園、深圳觀瀾科技園、墨西哥華雷斯廠等基地開幕。
2005年
時任深圳市委書記的李鴻忠將深圳面臨的局面稱之為“四個難以為繼”，強調深圳要實施自主創新戰略，建設自主創新型城市。一些典型的勞動密集型代工企業開始搬離深圳。
富士康躋身《財富》全球500強。
2008年
美國金融危機爆發，深圳代工企業步入寒冬。據統計，當年深圳共關閉企業903家，其中規模以上企業101家，占全市規模以上工業企業的1.4%.
5月，廣東推出“雙轉移”新政，即產業轉移和勞動力轉移。這項政策也被形容為“騰籠換鳥”。
2010年
富士康鄭州科技園、重慶科技園、成都科技園開園，連續9年蟬聯中國出口200強榜首。
2011年
富士康躍居《財富》全球500強第60位。
7月，郭臺銘在深圳參加富士康萬人晚會時宣布，富士康深圳總部將加速轉型，龍華、觀瀾兩個廠區將成為“產品技術研發、銷售展示及人員訓練、模具制造技術研發和新設備與自動化制造研發中心，新產品量試基地”。
■南都視點
富士康昭示：騰籠未必要換鳥
富士康是一道風景。每年春節后，“招工難”蔓延全國。富士康卻門庭若市，前往應聘者趨之若鶩，成為各大媒體例牌的封面主角。
富士康是一個異類。在深圳高唱產業升級騰籠換鳥之時，作為最大的“代工王”，富士康北遷稍有風吹，深圳高層立馬前往調研，希望“富士康把管理總部、運營總部、研發總部、財務總部放在深圳”。
但，別人眼中看到的幸福，自己會有不為人知的酸楚。
在成本急增利潤下滑的全球大趨勢之下，缺乏自主品牌和核心技術的中國代工產業正身陷重圍，即便如富士康這樣的“巨獸”也概不例外。要么升級，要么毀滅，刻不容緩。這不僅是富士康的問題，更是深圳的城市命題。
眼下的尷尬是，城市和低端制造業都面臨進退兩難的境地。深圳方面擔心籠子騰出來了，好鳥沒有引進，原來的鳥也被清理了。而靠人力成本謀取利潤的 制造業，有升級的急切欲望但急需找到升級的出路。富士康與市國資委旗下企業合作的深超光電低溫多晶硅液晶面板項目，被視為低端制造業就地轉型的精心之作， 但其背后更大意義在于：通過城市主動出擊，出臺政策引導，亦可幫助“籠中鳥”就地升級。得救之道，就在其中。
衰草枯楊，青春易過。否則，時節一過，難免落在塵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