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傳播城市化專業知識為己任
2024年11月24日
星期日
設為首頁
|
加入收藏
搜索
作者系原亞洲開發銀行首席經濟學家、現國務院參事
聽過中國國際廣播電臺“老外看點”節目的人，都有一種新鮮感。幾個正在學中文的老外，操著生硬的京腔，對中國老百姓司空見慣的一些事情，用他們國家的習俗、他們的理念來品頭論足,經常蹦出一些讓人忍俊不禁但很有沖擊力的觀點來。
最近剛剛由約翰·奈斯比特夫婦撰寫發行的《成都調查》，就具有同樣的特點，是一本很值得一讀的趣書。這次來看“點”的不是一群學中文的學生，而是“未來學”的鼻祖、曾擔任過美國總統特別助理的大師級人物。奈老的未來學著作在全世界的銷量已經超過了1400萬冊。兩年前他出版的《中國大趨勢——新社會的八大支柱》，引起了全球對“中國模式”的熱議。這次，這個老外談論的是中國目前最熱的話題之一：城鄉統籌。
大師看大事，用的還是外國馬王爺的第三只眼，他所看到的成都模式，與中國人眼中的又有什么不同呢？
國人議成都模式，大多是談土地問題。這可能是因為近年來房地產價格的攀升，土地的含金量更高了。而奈老夫婦則把筆墨都集中到了一個國人不甚熟悉的角度上——對個人權利的尊重。在他們看來，要消除城鄉差別，從根本上來說，就要建立“尊重個人權利”的價值觀。而成都模式的核心，就是基于對個人權利的尊重——成都改革的三大支柱“產權改革、公共服務均等化、基層民主”，無非都是以尊重個人權利特別是農民與農民工的權利為標志的。
奈老夫婦發現，成都的產權改革，首先就是承認了農民個人對土地擁有的權利，率先給農民發了證明產權的土地使用證。個人在土地產權上的權利還表現在應該尊重他們處理自己財產的權利。成都的農民有了更靈活的土地處置權，土地可以進入市場交易，也可以自己耕種。還有一部分土地開始了集中經營，這不但提高了耕地的生產率，同時也保證了農民可以通過租金以及給這個企業打工來提高收入和改善生活。
同樣的，成都的其他一些重要改革措施，也是以尊重個人權利為核心的。向城市傾斜的公共服務安排，極不均等的包括教育、醫療、養老等一系列的公共服務，歸根結底，都是因為沒有尊重群眾特別是農民的個人與群體權利。這些問題，已經成為中國社會發展的大問題。而成都模式正是從這些角度切入，并取得很大的進展的。
民主參與更是以尊重個人權利為基石。在這方面，成都又率先往前大大邁進了一步。從2003年起，成都就開始了直選鄉鎮書記的試驗。奈老夫婦講述了通過競選上任的成都木蘭鎮黨委書記劉剛毅的故事，就描述了一個民選書記如何帶領鄉親們把一個貧困鄉鎮變成了新都區最為富裕的鄉鎮之一的過程。成都也在全國率先建立了民主評議和罷免機制，鄉鎮黨委書記每年由黨員與村民代表進行民主評議，公眾滿意度低的要引咎辭職；有五分之一的黨員提議，就可以啟動鄉鎮黨委書記的罷免。這樣就從制度上保護了個人的權利。基層黨員與群眾也就有了監督政府的真正權力。
在與老百姓關系最密切的村級管理機構中，對個人權利的尊重不僅表現在村民參與支書的選舉上。奈老夫婦發現，成都試驗中還有一個創新機制：村民議事會。每三年每個村子會選舉出21名以上代表，對涉及到村內的重大事宜做出決定，對村民委員會與支書的日常業務進行直接監督。
有意思的是，奈老夫婦的書中反復把中國的基礎民主機制與西方的民主制度進行比較。他發現，由于中國幾千年來都是中央集權國家，儒家思想提倡的也是“父為子綱，君為臣綱”這類的等級觀念，西方模式的民主在中國歷史、立法制度以及大部分國人心中并無根基。因此中國的管理者和被管理者都有一個對民主理念與尊重個人權利的學習過程。他們還發現，在中國的基層民主中，村民在選舉時考慮更多的不是政治因素，而是經濟因素。另一方面，他們認為，目前的西方政黨政治已經走得太遠。只要政黨政治糾紛還在干擾、延緩決策過程，西方世界的麻煩就不會結束。
成都模式到底是什么，這是一個見仁見智的問題。奈老夫婦的觀點，不一定能被國內的很多學者接受，一開始也許會覺得把成都模式往個人權利上扯有點勉強。但不管怎樣，在對成都模式整體上的把握、核心內容的揭示上，奈老夫婦的《成都調查》還是很有特色的。對成都模式越往深里想，越覺得用什么城鄉統籌、城市化、破解二元結構、土地改革、民生工程等等國內所熟知的名詞，都概括不了成都改革的真正內涵，都有就事論事之嫌。而奈老夫婦提出的以“尊重個人權利”特別是尊重農民與農民工的權利作為成都模式核心的創見，倒是比較準確地描述了成都這些重要改革的共同特點與深刻內涵。
以此看來，在這個問題上，老外的這個“點”看得還是比較準確的。有時他們對中國未來發展比我們都更有信心。用奈老自己的話說：“在中國，給你們留下最深刻印象的是什么？我們的答案就是：她在不斷完善自己。這是中國與其他許多發展中國家的巨大差異之處。”通過對成都模式的調查，他們可能對中國的未來更充滿信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