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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11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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伴隨著元宵節后返城的滾滾人流，以生于1980年代及其后的新生代農民工群體為中堅力量的用工市場，正迎來多重變奏。
新華社“新華視點”專欄精心設計問卷，聯手國內最大的務工在線職業介紹服務平臺工眾網，于春節前后就中南、西南、華東、東北、華北和西北6大區 域、18個省市的農民工的就業流向問題進行了專項調查，回收有效樣本1217個。調查結果與“新華視點”記者在上海、江蘇、安徽、河南、四川等地的一線訪 談兩相印證：就流向而言，農民工已由“單向度輸出”轉變為“多向度流動”；就范圍而言，招工難正從東南沿海向中西部城市蔓延；就持續性而言，區域性、結構 性工荒已經常態化。
比表象更值得關注的是“新工荒”背后的信號：處于下降通道的企業利潤無法滿足農民工剛性增長的工資需求之間的矛盾、城市“新二元”結構阻礙農民 工“融城”夢想實現之間的矛盾，導致眼下新生代農民工“高流動性”突出，“短工化”趨勢明顯。這與區域經濟發展帶來的中西部民工回流產生疊加效應，加劇工 荒感。
記者調查發現，問題雖然多種多樣，解決之道則不離其宗。“工荒或不工荒”，答案在于：“轉型或不轉型”。
新態勢：“招工難”更廣 “用工荒”更長 “短工化”更顯
在申蘇浙皖高速公路安徽省蕪湖段入口處，巨型廣告牌上往年總是唱主角的招商廣告，今年春節期間悄然變臉：“熱烈歡迎務工人員回鄉過年，百余工種萬余崗位虛位以待！”
走在蕪湖的街頭，各式各樣的招工標語、廣告目不暇接，盡打親情牌。有留守兒童口吻的“思戀版”：“老爸老媽，回家上班吧，我想你們”；有年邁父 母視角的“央求版”：“兒子、女兒，到家門口上班，照顧我們二老”；還有“第三只眼睛看務工”的“奉勸版”：“比一比，算一算，還是回鄉工作更合算”。當 地政府部門在春節前即多方打聽、收集回鄉過年的民工信息，印制成冊，提供給企業，電話、甚至登門招人。盡管用心良苦，2月3日，當地人保部門早早為返鄉農 民工舉行專場招聘會，但4800多個招聘崗位中，依然有過半崗位“空手而歸”。
地處中部地區的蕪湖的用工情況具有代表性。“春節過后，首要任務不再是招商，而是招工。”蕪湖經濟開發區的工作人員說。
事實上，“招工難”正從以往的東南沿海向全國蔓延。地處浙江北部的德清縣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局局長呂海清說，他們去四川廣元招工，對方回應：“來我們這里招工？我們正要把外出打工的人找回老家呢！”
在成都，政府部門專門成立重大項目人才招募辦，逐級下派招工指標，人才機構多招一個工人甚至能拿到1000元。
與以往不同，此輪“新工荒”的另一個特點是持續時間更長，區域性、結構性工荒已經常態化。
“新華視點”與工眾網的聯合調查顯示，全國有26.1%的被訪農民工表示，所在單位經常有用工荒。
“我們不是春節之后才缺少工人，而是一年到頭都不夠。”從事嬰童用品銷售的上海雅科工貿有限公司負責人柯志堅告訴記者。迫于“招工難”，他已將部分業務外包給外省市企業，并將上海的工人從200多人減少到80人左右。
來自浙江省德清縣的數據顯示，該縣現有6000多家企業，每年常態化用工缺口約1萬人。
而與中西部區域經濟發展相伴生的民工回流現象，加劇并拉長了東部地區的工荒感。近年來，隨著產業的區際轉移和多個區域經濟板塊的發力，各地對勞動力資源的需求日益加大，爭奪日趨激烈。
“以前，80%的新增勞動力在省外就業；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之后，每年80%的新增勞動力開始在省內就業。”河南省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廳農民工工作處處長呂志華說。
最新的調查顯示，春節前從省外返回河南的農民工比往年增加了20%，春節后不愿意繼續到省外就業的比往年增加了15%，人數約180萬人。呂志 華分析，沿海和內地企業給農民工待遇差距的縮小，以及河南省招商引資和社會經濟的發展提供了更多的工作崗位，使得越來越多的農民工愿意在家門口打工。比 如，一個鄭州富士康，吸納的員工數就達到13萬人。正因此，調查顯示，今年河南七成勞務工就業意愿是“足不出省”。
華東師范大學社會學研究所所長文軍認為，隨著各地對勞動力需求的增長，以往農民工的“單向輸出”已轉變為“多向流動”，過去的農民工輸出地成了輸入地，輸入地反而成了回流地，農民工就業市場進入一個新階段。
造成“招工難”的另一個重要原因，是新生代農民工就業的“短工化”。調查顯示，被訪農民工中，30歲以下占69.7%；38.2%的人在最近單位工作時間少于一年，25.8%為1－2年，僅有17.4%的人超過4年。
清華大學“農民工就業趨勢研究”課題組的最新研究結果也顯示，1980年后出生的新生代農民工，其上一份工作的時間、每份工作的平均時間等均明顯短于上一代農民工，其職業“高流動性”、“高脆弱性”十分明顯。
新矛盾：企業留人“有心無力” 農民工進城“欲留還走”
記者調查發現，“新工荒”背后，集中暴露出兩對主要矛盾：企業利潤處于下降通道，員工工資的增長訴求處于上升通道，前者無法滿足后者；作為城市 常住人口的進城務工人員渴望獲得市民身份，平等享受城市公共資源，而“半截子”城市化下的城市“新二元結構”，阻礙了這一訴求的實現。
眼下，東部地區一些企業可謂“內外交困”：外部，歐債危機蔓延，全球經濟復蘇進程緩慢，帶來出口大幅下降；而本幣升值又進一步侵蝕了有限的利潤 空間；內部，各種成本上升，企業贏利能力下降，已無法滿足工人對工資剛性增長的需求。一些議價能力弱的企業陷入“招工不足——開工不足——效益下降——無 力招工”的惡性循環。
上海明天紡織制衣公司總經理徐仁明告訴記者，他在上海寶山和蘇北泗洪辦了兩家制衣廠。由于原材料、土地、資金等成本大幅上漲，加上國外市場不景 氣，企業利潤率逐年下降。一年2000萬美元的銷售額，但利潤只有300萬元人民幣。為招工，公司不斷提高待遇。目前寶山工廠的一線工人工資已增加到每月 3000元左右，還管吃住，社保也和當地接軌。“在目前的贏利水平下，這個薪酬水平短期內已到臨界點，再也漲不動了。”因為招工不足，企業的產能只發揮了 70%－80%。
收入增加了嗎？農民工自己卻有著另一本賬。老家在廣西桂林的盧巧英，和丈夫兩人在上海浦東航頭鎮的一家養豬場打工，夫妻倆年收入合計有5萬元左右。她說，收入每年都增長，但大城市的生活成本太高，“買什么東西都貴”。今年她和丈夫準備去福建。
調查顯示，40%的被訪農民工去年的收入比上一年有所增加，但是48.5%的農民工收入沒有變化，11.5%的人收入減少。收入增加的人 中，28.5%的人收入增幅在5%以內，即低于CPI漲幅。也就是說，有約七成的農民工去年實際收入下降了。有43.5%的農民工表示“經濟壓力非常 大”。
“其實不想走，其實我想留。”記者和許多農民工朋友交流時，都能聽到這般心聲，“回老家，我們是城里人；進了城，我們又是農民工。”進城卻難以“融城”。
老家在安徽亳州蒙城農村的戴斗斗今年24歲，在長三角一家電子產品企業務工。他說，來上海打工，是因為覺得“機會更多，發展空間比較大”，去年 收入增加了20%，但是單位沒有和他簽訂勞動合同，也沒有為他繳納養老、工傷、醫療等保險。“這樣的條件，怎么可能在城市長期生活？”
記者采訪還發現，有一些崗位相對較好、收入相對較高的農民工，有能力在城市賺錢養家，但因為子女教育、戶籍等方面遭遇的種種門檻，很難真正成為“城里人”。
文軍認為，一部分農民工可說是“勞動力移民”，以在城市定居為目的。據他的調查，有25%的農民工的收入能夠在城市生活，但是“新二元結構”使得他們無法真正扎根城市。
新信號：“新工荒”能否倒逼發展方式轉型？
中國社科院人口與勞動經濟研究所所長蔡昉等人的研究表明，自2004年以來，中國每年新增就業人口的凈增長量都低于新增加的勞動力需求量，且隨著時間推移，兩者之間差距逐步擴大。當下愈演愈烈的“工荒”更是警醒：中國勞動力無限供應的時代已經過去。
專家認為，“新工荒”客觀上提供了一種倒逼機制。其一，對企業，要加快轉型升級，提高效益，增強對勞動力市場的吸引力。
“如果轉型不成功，不要說招不到人，就是公司在上海關門都不是沒有可能。” 柯志堅說，上海提出降低對加工型勞動密集型產業的依賴，現在的客觀環境已不適合低端制造業的發展。記者采訪感受到，許多面臨“招工難”的企業都有著強烈的 危機感。用工荒一再敲響警鐘，企業的轉型升級已沒有退路。
“招工難的問題，已經迫使企業不得不轉型，我們企業的發展戰略也進行了調整，一是要創造自主品牌，二是加大研究開發、引進研發人員。”浙江泰普森休閑用品有限公司經理王小奇說。
記者采訪了解到，東部地區不少縣市的企業還不斷加大技術投入，提高自動化程度，降低對低端勞動力的需求。
蔡昉認為，以“用工荒”為契機，沿海地區的產業升級轉移與中西部地區的產業承接，將共同完成產業結構優化的任務，保持經濟可持續增長。
其二，激發更多制度創新，著力破解“新二元結構”。政府尤應積極作為。“即使實際收入與內地比沒優勢，但如果孩子能在城里獲得較好的受教育環境，不少農民工還是會留在沿海地區打工的。”上海社科院城市化發展研究中心主任郁鴻勝說。
他認為，政府不應直接用資金補貼等手段去幫助遭遇用工荒的企業，而應更多地從提升“軟環境”入手，加快醫療、教育、培訓等公共資源覆蓋農民工群體，這實際上就是在提升區域的吸引力，熨平農民工“高流動性”帶來的勞動力資源供給的波動。
全國總工會去年公布的《2010年企業新生代農民工狀況調查及對策建議》提出，新生代農民工面臨整體收入較低、工作不穩定、社保參加率低等問題，并建議“十二五”期間全國每年至少解決400萬新生代農民工進城落戶問題，并確保他們享有與當地市民平等的待遇。
不過，河南省杞縣縣長李明哲指出，眼下的招工難也不應掩蓋目前我國農村富余勞動力中存在的結構性矛盾。實際上，農村富余勞動力轉移就業仍然面臨很大困難，特別是沒有專業技術、文化水平低，年齡偏大的勞動力，對于中西部眾多勞動力大縣來說，轉移就業的工作仍然任重道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