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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11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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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中村的一些村官不善于學習文化、政治、法律等理論知識，沒有把自身的價值體現在為群眾服務上，而是為謀求個人私利。因此，整合資源開展村官職務犯罪預防活動和警示教育，在嚴查村官貪污賄賂犯罪的同時，查找拆遷改造、土地開發利用等工作中的漏洞和不足，督促有關部門健全制度，防止類似事件的發生。
“都市區建設的惠民政策要真正落到實處，不能再出現‘雁過拔毛’的現象。很難想象，一個村官借政府的拆遷安置政策，竟然貪污受賄兩千余萬元。”正在召開的河南省鄭州市“兩會”，對鄭州都市區建設格外青睞，引發部分人大代表、政協委員的熱議。而其中最受關注的，莫過于建設中出現的貪腐問題。
讓部分人大代表、政協委員關注的這個貪腐村官，就是鄭州市二七區齊禮閻村的村支書閻海明。
《法制日報》記者近日獲悉，這起由鄭州市中原區人民檢察院立案偵查的村官職務犯罪案，已被鄭州市人民檢察院提起公訴。目前，鄭州市中級人民法院正對此案進行審理。
“2011年，中原區人民檢察院共立貪污賄賂案20件，全部為大案，其中閻海明一案涉嫌貪污、受賄兩千余萬元，犯罪數額之大、涉及面之廣，在全市所辦理貪污賄賂案件中罕有匹敵。”中原區人民檢察院反貪局辦案檢察官在接受《法制日報》記者采訪時說。
記者了解到，閻海明在接受檢察機關調查時，竟聲稱：“我為村民做了不少事兒，應該有點回報。”
利用惠民政策牟利
鄭州市市區的嵩山南路原是一條“斷頭路”，隨著市區的擴大和經濟的發展，交通堵塞情況幾乎天天發生。對此，鄭州市政府決定拓寬改造嵩山南路，拆遷安置工作涉及到齊禮閻村。
2000年，鄭州市政府為妥善安置嵩山南路拓寬改造涉及的齊禮閻村拆遷村民，按照優惠政策，劃撥給齊禮閻村近240畝土地用于安置工作。當年9月，齊禮閻村注冊成立了鄭州市金匯房地產開發有限公司，以開發建設居住小區的形式，安置嵩山路打通工程中拆遷的村民。該公司注冊資金800萬元，地址設在齊禮閻村村委會辦公樓內，閻海明兼任董事長。
2001年前后，金匯公司將政府劃撥的近240畝土地，按照相關程序從集體土地變更為國有土地。
2002年前后，鄭州某建筑安裝公司董事長李某得知齊禮閻村的城中村安置項目后，通過朋友找到閻海明，表示想承接工程項目。隨后，李某安排公司相關人員參加了齊禮閻村的工程招投標。不久，該公司就被確定承接近240畝土地的部分建筑工程，工程造價約3000萬元。
2003年2月，閻海明的朋友張某找到他，稱有一家地產公司有意與金匯公司合作，共同開發240畝安置土地。閻海明表示同意，并安排張某與該地產公司總經理趙某商談。后來，由于種種原因，雙方無法進行合作開發，趙某又提出采取股權轉讓的方式，讓閻海明將金匯公司賣給他們。
閻海明認為，以金匯公司當時的實力，無法獨立開發如此大的工程，就同意了趙某的提議。金匯公司近240畝土地原先的規劃是建筑面積25萬平方米，參照當時商品房市場價格，25萬平方米價值1.5億元人民幣。
趙某和閻海明商量好轉讓條件后，張某說：“公司轉讓的事辦完了，我們二人辛辛苦苦干了這么多年，我們怎么辦？”趙某說：“你們個人的事好辦，我請示公司領導給你們兩個人弄800萬元行不行？”閻海明和張某聽后表示同意。但半個月后，趙某因其他原因被調往外地工作，該地產公司準備另派他人接手公司轉讓事宜，閻海明不同意，于是這件事被擱置。
河南某置業公司的郭某得知金匯公司股權轉讓暫停一事后，主動找到閻海明，提出有意接手金匯公司，表示可以在之前談判所提條件基礎上，給予齊禮閻村更優惠的條件。
在與郭某談判過程中，閻海明提出，除了1.5億元股權轉讓費外，需要再另外給齊禮閻村5500平方米的門面房，兩個條件缺一不可。郭經測算后表示同意。隨后，經過齊禮閻村集體研究，決定以股權轉讓形式將金匯公司出讓給郭某所在的置業公司。2003年8月底，雙方簽訂了金匯公司股權轉讓合同。
在閻海明、張某與郭某商談股權轉讓過程中，閻、張二人提出，他們與之前的地產公司談判時，對方同意給他們二人800萬元好處費。郭某表示，他們公司也可以支付800萬元好處費。
私分公款收受賄賂
金匯公司轉讓后，在清理原來的賬目時，公司法律顧問發現公司賬上還有800萬元的贏利款，于是就與張某一起來找到閻海明說：“金匯公司雖然賣了，但公司還完貸款及其他款項后，賬上還剩下800萬元。這些錢全都是金匯公司開發金匯小區的收入，和齊禮閻村無關。我們為金匯公司辛苦了這么多年，也沒有得到什么實惠，這800萬元我們可以取出來自己花。”
閻海明說：“這800萬元是金匯公司的錢，我們怎么能取出來自己花？我還是齊禮閻村的書記，我不方便出面。”張某隨機表示：“我們可以以退還集資款的名義把錢取出來，你不方便出面，我們兩個可以出面，以公司退還我們集資款的名義把800萬元取出來，我們3人分了。”
由于閻海明是金匯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沒有他的印鑒無法取出這筆錢，于是閻海明叫來財務會計說：“把公司剩余的800萬元取出來交給張某和法律顧問，讓他們去把公司的賬還了。”之后，公司財務會計便與張某和法律顧問陸續將800萬元取了出來。
事后，3人將此800萬元私分，其中法律顧問分了100萬元。
2003年年底，隨著金匯公司法定代表人的變更，正在施工的鄭州某建筑安裝公司被告知停工。該公司負責人李某經過了解，才知道金匯公司整體打包連帶資質已經出讓給了郭某的置業公司。該公司以調整規劃為由，拒絕李某所在的公司繼續施工。
李某隨后找到閻海明，要求賠償前期投資，閻海明答應從中協調。2004年年底，金匯公司將240萬元賠償款打到了李某的公司賬戶上。當年3月底，李某將事先準備好的50萬元贈予給閻海明，對賠償一事表示感謝。
2006年下半年，李某得知齊禮閻村一處辦公樓正在對外招標，就讓公司報名競標。當時，參加競標的有幾家施工單位，李某對競標能否成功心里沒底，便向閻海明詢問標底情況。閻海明說標底大概在1700萬元左右。沒過多久，在開標評標中，李某所在的公司果然以1700多萬元中標。2007年2月至5月，李某先后贈予閻海明現金共計50萬元表示感謝。閻海明將其中的15萬元送給了該工程的負責人。
■沉思錄
隨著土地開發利用規模的擴大，城中村由于有較多的可支配的土地等集體資源，土地征用補償款、搬遷補償款成了農村集體經濟收入的主要來源。這些款項往往額度較大，在操作中又存在非常規性、臨時性以及使用管理的非規范性，成為村干部非法牟利的主要目標。
由于權力過于集中，缺乏監督機制，一些村干部大搞一言堂或家長制，一意孤行，獨立決策，在征地、拆遷過程中，成為市場交易的主體，與開發商私下串通，在談判中達成“互利互惠”的政策，看似維護了村民利益，實則將村民和集體利益置之度外，只要是對村干部有利、對開發商有利，就以此作為交易的前提和條件，從中牟取暴利及接受開發商的賄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