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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11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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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論的高度預見性，往往不是實踐者忠實的遵循，而是在違逆者事后反思時成為觸目的參照。
“西方國家現代工業的成長是以農村的蕭條和崩潰為代價的，這是西方工業化的特點。在當前歷史條件下，中國是絕沒有可能走這條道路的，不能想像上 億農民擁入城市來發展工業，中國要工業化只能走一條迥然不同的道路。”——這是費孝通先生在上世紀八九十年代探討中國城鄉發展道路時提出的一個著名論斷， 此論斷呼應了社會學中國化的趨勢，為中國工業化進程提供了一個理論基點。當時，費孝通為中國工業化開出的處方是“小城鎮論”，農民在農業繁榮的基礎上，大 力興辦鄉鎮工業，以鄉鎮工業鞏固、促進和輔助農村經濟，實現農村多種產業齊頭并進，協調發展。
“小城鎮論”若能忠實遵循，其利處不言自明，可以就地分流、利用和安置農村剩余勞動力，從而使小城鎮成為中國人口的“蓄水池”，實現農民的離土 不離鄉。但非常遺憾，中國近幾十年的城市化發展卻選擇了另一條路徑，棄小城鎮而謀大城市、特大城市，以北上廣為核心的環渤海、長三角和珠三角城市群奠定了 中國城市東重西輕的基本布局。于是，超大規模的流動人口（2011年第六次全國人口普查結果，中國現有流動人口2.6億，其主體是農村赴城市的務工人員） 每年一度在東部密集的城市和中西部廣袤的農村之間沖擊、倒灌，費孝通當年“不能想像”的事情成為今日蔚為大觀的現實。
據官方發布的數據，2012年春運自1月8日始至2月16日終，客流量預計將達到31.58億人次。時下正是春運返程期，客流屢創新高的報道持續見諸報端。
短短40天時間里，接近世界總人口一半的客流人次在占世界7%的土地面積上進行位移，數據對比本身讓人嘆為觀止。這直接構成了對鐵路、公路、水 路和航空運能的超負荷挑戰，可以換算的是，在春運高峰之后更長的時間里巨大運能的閑置浪費。隱于這一幕背后的是，與2.6億流動人口相對應的大量留守兒童 和空巢老人，由此引發的一系列青少年教育、老年人贍養、治安、就業、環境等社會問題也日益突出。
中國人素有安土重遷的傳統，以宗族家庭為核心要素的社會結構鑄就了中國人特有的血緣和地緣認同，所謂人情所愿，骨肉相附。每年春節將臨，萬千購 票者冒嚴寒、頂雨雪，在車站售票大廳外排隊等候的情景，“有錢沒錢，回家過年”的歌謠，摩托車上載著妻兒、捆著行囊的在泥濘歸鄉路上奔突的艱辛，何嘗不是 中國人故土情懷的寄托？
費孝通當年提出“小城鎮論”，既是基于對上世紀70年代末80年代初聯產承包責任制推行后農村經濟狀況的清醒認識，更是對以“鄉土中國”為符號 的文化傳統之溫情關照。一如他在學術自述中所說，畢生研究皓首窮經，宗旨乃“志在富民”。而富民，既包括物質上的富足，也包括精神上的安逸。所以在費孝通 發展小城鎮以彌平東西部經濟鴻溝的理論設計中包含著“以東支西，以西資東”的建議，即以東部的資金技術支持來換取西部的原料和能源供給，這其中并不包括人 口的大規模遷徙，目的是確保農村剩余勞動力在不離故鄉的前提下擺脫土地的束縛，轉化為生產力，以解決農民的溫飽問題。
事實上，中國小城鎮在改革開放之初的確經歷了一段繁榮期。那時鄉鎮企業異軍突起、欣欣向榮，1991年鄉鎮企業總產值突破1.1萬億元，達到全 國工業總產值的三分之一。鄉鎮企業的發展打破了“農村搞農業，城市搞工業”的經濟結構，也打破了城鄉差別等于工農差別的過往模式。但此后的鄉鎮企業產權改 革在實際操作中偏離了改革的初衷，未能保障勞動者的合法權益，也未能調動他們的勞動積極性，客觀上使得鄉鎮企業的競爭力日益下降。鄉鎮企業衰微的直接后果 是吸附農村剩余勞動力的能力下降，無法在故鄉就業的人們不得已走上了赴大城市打工的道路。
郭亮先生曾在《東方早報》撰文指出，全國主要勞動力輸出地區的小城鎮出現了產業空洞化的趨勢，徒具城市的外表，而無完整的經濟體系以及與之相匹 配的社會文化生態。時至日久，小城鎮淪為外出打工者“候鳥生活”中的一處短暫停靠地，炫耀式棲息無論多么光鮮，都無法抵償在大城市所積郁的失意，而念茲在 茲的那份鄉情也因停靠的短暫終究一去不復返。對于打工者而言，未來還是牽系于怨恨與誘惑并存的大城市，畢竟那里有著更集中的資源，更快捷的資訊和更多的機 會。
就在筆者撰寫這篇文章當日，滬寧高速發生車禍，造成2人死亡，20多人受傷，出事客車上的乘客大多都是返程民工。這群返程民工想必也懷著對大城市憧憬和對故鄉的依戀，只是他們的憧憬和依戀沒能安全著陸，終而成了一個傷心的個案，淹沒于春運30多億人次客流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