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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11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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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對清華大學建筑學院周榕博士的訪談中，他更喜歡將城市開放空間（Open Space）稱之為城市的公共空間,他認為城市公共空間是城市設計中最重要的元素，正是這里孕育著城市的公共性，是城市市民自主、自立精神的生長土壤。
城市空間的公共性
一個具備民主精神和自由氛圍的城市往往具備以廣場、公園為代表的市民易于接近的廣泛公共空間。形式上不拘一格的城市公共空間在起源于古雅典時代的西方城市文明史上發揮著重要的作用。西方城市文明的起源與愛琴海沿岸的商旅貿易發展有很密切的關系，在這層意義上講，對外的“開放”——往來通商、人員流動賦予了城市內部開放性的社會結構形態，而開放、多元的社會結構形態和權力結構讓城市空間擁有了更多的開放性和公共性。
與之相比，起源于軍事堡壘和權力中樞功能的中國傳統城市則有很大不同。中國城市的出現很大程度上與為政治機器的服務需要相關。在中國古代，城市中居住的人口中有相當大部分與政治功能相關，他們或是統治機構的成員，或是為統治機構成員服務的人員。周榕指出，這樣城市緣起功能的迥異決定了在中國傳統城市中“公共性”嚴重缺乏。他認為，在中國的社會結構中具有官方與民間的分野，卻沒有位于這兩者之間的市民社會，即城市公民可以參與社會活動、公共討論的公共領域。這在城市空間中的反映就是，城市有官方空間和民間空間，但卻沒有公共空間，城市整個布局“官氣”十足。這樣的城市設計價值觀念根深蒂固，在當代中國城市設計、建筑設計理念中廣泛而深刻地存在著。在中國城市中常見的政府大樓前的廣場就是典型的例子，“它們通常是開放的、人們也可以自由進入，但卻沒有太多的市民在那里停留、活動，也就是說它們只是名義上的開放空間”。在城市設計中有大廣場這樣的開放空間，但沒有在開放空間中實現公共性，也就是沒有將開放空間打造成公共空間。
討論城市公共性的問題，空間是一個必要的手段，但更重要的是其背后服從于中國社會結構的城市設計理念，它影響著城市是向“官化”的空間推進，還是向社會性的空間推進。由于城市規劃由官方主導就使其帶有很強的“官氣”，城市里的市政廣場、文化廣場、雕塑群等給人一種自上而下的、居高臨下的感覺，是官方話語的體現，而現代社會中所強調的市民性、公共性的色彩則比較弱，從而產生出一定距離感?！罢嬲忻袼P心的不是這些，他們希望的是一個可以自由活動的空地”。周榕指出，這種官方色彩濃厚的空間隱含著一種拒絕，而不是接納，是傳統的官府教化的思維在起作用。中國城市開放空間中官式基因太濃，缺乏像古希臘、古羅那樣由FORUM、由市場到群眾廣場的自然變化，也就很難產生民眾對空間的自發使用、自覺熱愛這樣自然而然的感情成長。
周榕認為，中國古代城市罕有廣場和開放空間，在封閉性的城墻內部只有像市場、廟宇、宗祠這樣的功能空間、如棋盤街這樣的街道只能容納有限的公共活動。現代意義上的廣場是在非常晚近的時候才出現在中國城市的，最具標志性意義的天安門廣場1915年才略具雛形。這也就意味著，在中國現代城市中，能被市民所使用的城市公共空間及其文化先天不足。到了1949年后，城市廣場與政治功能緊密結合，以群眾集會為基本功能，服務于特定的政治目標，而非給民眾自由使用的公共空間。天安門廣場是典型的例子，擴建幾次的天安門廣場成為全世界最大的廣場，它的主要社會功能是容納百萬人在內部集會。因此，它被高度嚴密管控、與百姓日常生活有明顯的距離感。周榕指出，這也就構成了一種高端的示范，這樣的模式在中國各個城市由大到小一路復制下去。而與之相比，真正意義上的城市市民廣場卻是非常罕見，很多城市廣場只是徒具公共空間的表象，而實際上這樣的“集體空間”卻沒有真正的公共性和社會性。90年代以后，在運營城市的理念之下，很多城市廣場成為“面子工程”，盲目貪圖面積、氣派，是為“面子”、視覺和政績服務而不是為普通市民服務， 也就不是為公共性服務的，這樣的空間是和市民日常生活嚴重脫離的。
如果要把中國城市真正變為具有公共性的開放城市，關鍵在于必須提供一個可以自由進入，便捷利用的公共空間網絡系統，而不是單個龐大的以公共為名義的空間設施。對于城市公共空間網絡，他特別欣賞巴塞羅那。原本在佛朗哥獨裁統治時期，巴塞羅那的城市公共空間并不充裕。在準備92年奧運會的過程中，巴塞羅那作了很多卓有成效的城市建設工作，其中最富啟發性的就是在城市做了一系列中小廣場群，而非一兩個大型廣場。“有的廣場小到恐怕只有20、30米見方的面積，但卻非常精致可愛，也很實用”。這樣的城市中小廣場在巴塞羅那星羅棋布，形成了一個網絡，覆蓋了整個城市。巴城成為真正為市民服務的城市，百姓從家里和城市任一個角落出去三五分鐘能找到一個公共空間，從而讓公共空間具有了易達性。周榕認為，易達性是城市公共空間規劃中很重要的指標，也就是說公共空間是相對平均地分配在城市中。他認為，公共空間設計要更多地堅持社會性的原則，將社會性的公共空間公平地返還給社會。
空間公共性與政府功能定位
針對在中國城市空間設計中很多公共空間被壓縮、被侵占的現象，周榕認為，這其中起關鍵作用的是城市政府的角色定位，當代中國政府實際上很大程度是作為城市運營商出現的，公共服務職能相應弱化。一個高度城市文明的城市政府職能定位應是保護城市的公共利益不受侵害，而不是把城市開發放在首位。特別是在中國城市化程度已經達到一個相當的水平，而城市化質量與發達國家相比還有很大差距、社會問題層出不窮的社會背景中。城市政府首要的更應該成為市民公眾利益的捍衛者。而像最近發生的岳麓山被私人會所侵占、城市濱湖花園被別墅區填埋等公共空間被出賣現象的背后，往往有政府職能錯位的身影。當政府公共服務職能讓位于公司式的經濟運營功能時，被扭曲的市場凸現出其殘酷性。
周榕指出，作為城市空間資源配置的城市規劃中存在的另一問題是規劃理念和手法的滯后性。以城市規劃中功能分區理念為例，這樣的思想起源于1933年的雅典憲章，是反映工業時代要求的城市規劃理念。這樣的理念在互聯網、物聯網發達的后工業時代則愈發顯現出其不適應性。一些本可以分散化方式進行的工作仍然在集中的功能分區中進行，這也導致了城市范圍內鐘擺式的人口流動和城郊“睡城”現象。此外，作為計劃經濟的最后一塊堡壘，城市規劃在劇變的城市發展速度面前難免“滯后”，這也給城市空間帶來不利影響。
城市規劃錯位的更深層次問題體現在很多城市工業區的布局中。在沿海工業城市，常能見到這樣的景象，擁有幾十萬人口的工業區里，有的是鱗次櫛比、森嚴的廠房和形色匆匆工人往來其間，卻沒有給這些工人提供的休憩、娛樂和公共交流的空間。可以說，在城市規劃中這樣龐大群體的公共需求被有意無意地忽略了。周榕認為，這其中有很深刻的原因。在城市規劃的上位法中，如何滿足普通勞動群體的需求并沒有被明確規定。而這樣法律缺位的背后是城市規劃價值導向的錯位。從建國后的歷史來看，在五六十年代的工業區中，設計有花園、俱樂部、工人新村等工人活動、生活場所。然而這樣的公共空間規劃理念卻在歷史的變遷中逐漸被湮沒。理念消長的背后是時代的轉型，中國的城市規劃思想在逐漸淡化了社會主義原則之后，還沒有完全確立以公平正義這些普世價值觀為基礎的現代城市設計思想，反映在城市布局上就是城市空間中公共性被忽視。
訪談的最后，周榕談到了城市開放性的另一個側面即文化包容性。他指出，傳統中國城市規劃和建筑理念中體現封建等級觀念、有濃厚禮教色彩的部分是應當摒棄的，而如何將如蘇杭園林那樣將生態、自然巧妙融合的設計理念融入到現代城市中則是個值得深入探討的話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