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3日上午,武漢市一位88歲的老人在菜場口摔倒后,圍觀者無人敢上前扶他一把。1小時后,老人因鼻血堵塞呼吸道窒息死亡。
扶不扶老人集社會雙重焦慮
南京“彭宇案”之后,扶起摔倒的老人,成為一個極具風險的“活”,畢竟現實是最好的“老師”。先前是天津車主“許云鶴案”在法院不能證實撞傷事實的情況下,被判賠償10萬余元;前不久,江蘇南通的長途車司機殷紅彬、乘務員郁維貞在路上扶起了一位被撞傷的老太太,事后,老太太指稱司機為“肇事者”。但由于長途車上裝了監控探頭,一看錄像,真相大白。不是每一次做好事,都有攝像頭,于是面對摔倒的老人,也就只能充當“圍觀者”,在如此現實背景下,老人摔倒因為無人敢扶而離世,恐怕不會是最后一個。
老人摔倒無人扶而離世,集聚了公眾雙重焦慮。其一,扶起摔倒的老人如何沒有風險?做好事,卻會被誤傷,這是誰都傷不起的。不僅要賠錢,而且會陷入不義的道德泥潭,救人本是很輕松、很快樂的事,可扶起摔倒的老人,卻是如此地沉重;其二,我們家里還會有老人,假如我們家里的老人摔倒了,誰來扶?我們也會老,假如有一天是我們自己摔倒了,還能指望陌生人會扶嗎?
一邊是焦慮做好事的風險,一邊是害怕沒有人再做好事,摔倒的老人讓社會尷尬不已。
焦慮擴散,如果得不到有效釋放,恐怕會越演越烈,這需要有多重的釋放路徑。在我看來,首先,要從相關制度建設著手,當做好事者受到委屈和傷害時,公權部門應該及時主動介入,以最快的速度給做好事者一個清白,同時要大張旗鼓宣傳這種好事,如此,才能卸掉見義勇為者的思想包袱;其次,需要榜樣的引領。如不斷涌現的“洋雷鋒”;還有如“最美醫生”丁欣等等。這樣的榜樣多了,救人的焦慮就降低了;再次,應不斷完善公共服務設施和提高社會福利。在誤傷做好事者的背后,往往是由被救者對未來的恐懼所引發的;最后,是社會誠信的提升。社會成為誠信的社會,恐怕也不會有不敢扶摔倒老人的困難。
老人摔倒無人敢扶,只是社會存在巨大漏洞的一個投射,這需要多方面扶正,需要每一個公權部門的努力,也需要社會道義的弘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