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間：2012-01-07 11:35:18
來源：金融時報 作者：王志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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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中國經濟的健康發展有很多擔憂，但作為經濟增長之根本的城市化卻一直發展得欣欣向榮。2011年中國城市人口占據了多數，而且在未來二十年中，城市人口將不可避免地出現數以百萬計的增長。那些認為中國的投資熱潮將在2012 年終結的人，請記住，根據聯合國的資料、韓國雖然現在的城市人口占其總人口的83%，但它直到1977年才超過50%；日本現在的城市化率是67%，但直到 1967 年才達到 50%。中國經濟中確實存在投資周期，但是更大的城市及其更多的人口需要更多的公路、鐵路、房屋和鋼鐵，因此我們沒有理由質疑基礎設施高投資率的持續性。
推動英國城市化的三大因素 英國（也是本文焦點）是第一個城市化率突破 50%的國家，大概是在1880-1890年間。如今，在慶祝中國城市化人口超過50% 這個里程碑的時候，我們應該回頭看看120年前歐洲是如何實現城市化的。把歐洲的城市化與當前中國的城市化相比較有重要意義，以此可以揭示2012年及未來中國經濟增長的主要動力。
英國創造了發展迅速的城市化。16世紀，荷蘭借助與新世界的貿易變得富強，英國17世紀同樣走上富裕之路，它們的城市也得到擴張。但真正啟動了英國城市化機器的是其1750-1830年間的工業革命。在英格蘭和威爾士，更多的人來到人口上萬的城鎮中，如圖1所示，城鎮人口占總人口的比例從1600年的6%增加到1700年的13%、1850年的40%。1500年的倫敦遠不如巴黎或者威尼斯大，但到1800年倫敦遠超了他們，與此同時，法國和西班牙人口的 90%左右仍然集中在農村。
城市化進程與經濟發展是同步的。經濟史學家Angus Maddison估算英國經濟規模在1700-1820 年間增長了三倍，見圖2。
英國以及歐洲的其他地區早在17 世紀以前就經歷了經濟增長，但是他們總是碰到馬爾薩斯人口增長理論中出現的障礙，即隨著收入水平提高，人口會增長，人均食品供給相對變少，實際工資會下降（再或許重大疾病會發生），生活水平會降低，最后人口會減少。而工業革命改變了這一切。突然間土地不再是經濟活動的全部，而且隨著新興工業生產力的提高，相同資源得以被更有效地使用。
是什么引發了英國和所有這些國家經濟增長的爆發？重要因素有三：高實際工資、低實際能源成本以及適當的、有利于市場運作的良好制度。這些因素釋放了一波工業創新，繼而推動了商人和發明家們對經濟規模效應的積極探求。新工廠把人們帶到新擴張的城市地區，城市自身形成了經濟增長的良性循環。
1、較高的家庭收入 十八世紀初，英國的名義和實際收入都高于歐洲其它地方。正如經濟歷史學家Robert Allen所說，對于英國和低地國家（包括荷蘭、比利時和盧森堡）的老百姓來說，肉類、奶制品和高質量的谷物（比如小麥面包）是很平常的日用品，但這些食物對于歐洲大陸上的居民來說卻是奢侈品。圖3顯示了1500至1849年間各地的相對工資購買力（以當地商品為基準）。倫敦居上。
為什么當時英國農村的收入也高于其他國家的農村地區？原因之一是相對土地而言有較少的人口。十四世紀四十年代和六十年代兩次襲擊歐洲的黑死病殺死了歐洲大陸三分之一以上的居民。到1450年，英國有二百萬的人口，比十三世紀的五百萬少了一半多。歐洲大陸人口恢復得較為迅速。英國隨著人口的減少，收入相對于地租而言是高的，而有效利用勞動力就成為爆發科技革命的誘因之一。
歐洲大陸不是唯一受到人口過多的阻礙，從而導致實際收入較低的地方。亞洲人口相對于稀缺 的資產而言也是很多的。17世紀的日本田間使用的是牛和犁，但到了19世紀，日本島上人多到以人代牛耕地了。中國當時也面對類似的問題，但中國以水稻為主要食物，每畝水稻提供的卡路里是歐洲的主要糧食品種（如小麥）的三倍多，所以能維持更多人的需要。家庭結構也可能給歐亞大陸兩端帶來了不同影響。數代同堂的中國家庭比歐洲只包括父母和子女的小家庭更能養育孩子。
2、廉價易得的能源 歐洲經濟繁榮和隨之而來的城市化不完全出于節省勞動力的需要。廉價易得的能源是另一個原因。圖4顯示了1400-1800年間歐洲不同城市以及中國的能源成本情況。
英國離海較近，所以北部的煤炭可以便宜地船運到全國各地，尤其是能運到新首都倫敦。其它歐洲城市，比如巴黎，主要以木材為燃料，但是森林被砍伐的同時木材價格升高了，經濟增長也受到了抑制，就像現在高油價的結果一樣。工業在歐洲很多地方單靠木材不可能取得大規模發展。中國的煤炭資源也很豐富，但煤炭主要集中在內陸的西北地區，距離經濟重心長三角數百英里，這從古至今都是個問題。
3、適當的、利于市場運作的制度 我們認為，英國當年經濟繁榮的第三個要素是適當的、利于市場運作的良好制度。諾貝爾獎獲得者、經濟學家Douglass North和其他人已經說明過諸如英國 1215 年的《自由大憲章》（英國貴族強迫國王與議會分享政治權力）這樣的法令、習慣法和地方法院的發展、以及英國1688年的“光榮革命”（即新貴族從荷蘭迎來了一個新的君主、并對他施予更嚴格的憲法限制）如何成為英國騰飛的關鍵的。
在此傳遞的概念簡單而有力：只有在政治力量得到控制的時候、法律條例才能完全確定；只有在法律條令存在的時候、才有信心將儲蓄轉為投資。1688年的革命標志著英國脫離了君主享有更大權力的歐洲大陸、也與痛恨私有經濟的君權至上的中國分道揚鑣，結果十八世紀英國商業得以自由發展。
結果：改革、生產率和增長的良性循環 英國勞動力不富裕，但能源價格低廉，因此發明家及他們效力的企業家有了發明、配置和改進節省勞力的、以燃煤蒸汽為動力工具的動力。效果好的工具很快就會傳播開來，反復試驗進一步推動創新。1712年蒸汽機首先在英國北部的達德利投入商業領域──用它把水排出煤礦。經過工程師們（比如瓦特）一個半世紀的改進，蒸汽機演變成了穩定、節能的發動機，被廣泛應用于輪船、火車和工廠。農舍的棉紡技術也得到了改進，應用了蒸汽動力并在十八世紀中期取得了規模上的進展。從十九世紀早期開始，棉花作坊形成了北部英國經濟的基礎。一磅細紡棉的價格從1786年的38 先令下降到 1832年的3先令。到 1860 年，英國生產的棉花占到了全世界的三分之二。
這一切對英國的經濟增長有什么意義？現在看來意義或許不大。經濟學家N.F.R Crafts 和Knick Harley已經評估過，英國人均GDP增速在1800-1830 年間達到頂點──同比增幅達到0.5%，當時諸如紡織類的新工業的規模擴大了。由于這一時期人口增長速度極快，每年總體經濟增長在2%左右，而在1760-1801年間只有1%。這雖然遠低于中國今天兩位數的增速，但它當時是發生在幾個世紀的停滯之后，所以具有革命性的意義。工業革命早期幾十年的經濟增長大多屬于資本積累和人口增長。隨著十八世紀資本投資開始盈利、科技應用范圍略有擴大，到工業革命后期，生產率的增長加速了。詳見圖5。
突然間經濟增長良性循環出現了，而城市化是這個良性循環的核心。人們流向工廠和城市，推動了城市化的進程，進而創造了住房需求、基礎設施需求、家具和家用電器的需求，所有這些都是新興工業。城市化給更高效率的工人帶來了更高薪水，同時也創造了消費和新興服務業。城市化也促進了教育和醫療保健的發展，反過來它們又提高了勞動力的生產效率。
中國城市化與英國的重要區別 如今中國正在經歷著自己的工業化和城市化革命。當然它與英國是有重要區別的。
最明顯的區別在于，中國正在進行的城市化的規模遠遠超過十八世紀歐洲或二十世紀亞洲的任何其他國家。過去三年中，北京一個城市每年就吸收了大約50萬人口。實際上，當今的北京差不多能裝下18個十九世紀的倫敦。中國城市化的速度也比英國快。官方數據顯示，每年約0.5-1個百分點的中國總人口進入（出生于或者吸收進）城市，這意味著在第十二個五年規劃期間（2010-2015），每年大約有1200-1500萬人成為城市居民。而十八世紀的英國，城市居民占其總人口的比例每年只增加 0.05 個百分點。隨之而來的社會變化（和混亂）也正以遠超當年歐洲的速度發生著。十九世紀到二十世紀的歐洲也不是個和諧的社會。
另一個重要的區別在于，中國的經濟增長是以過去 200 年全球經濟資本積累為基礎的，因此才得以出現這樣的發展速度和超速的城市化。中國有大約1萬億美元的外國直接投資，那么多的工廠還有科技全部都與全球消費者息息相關。而這是知識資本，它凝結了范圍巨大的跨越250年的研究、反復試驗以及隨機創新。比如說，一個巨大的、短期的生產率大爆炸可以因整個經濟計算機化而產生。圖 6 顯示了中國、印度和其他幾個經濟體每百人擁有的計算機數量。中國增速奇快，但仍有增長空間。美國每百人有94.3個計算機，日本更多于 100 個。
中國距離科技前沿還有相當的距離，所以將來很長一段時間里，中國經濟可以靠吸收別人的科技發明和改進而增長。但是總有一天中國公司會有真正的改革創新。圖7 和圖8 顯示了發表于學術期刊上的文章的份額（以作者所在地為基礎）。1999-2003年，中國人發表的文章占全球總數的 4%（在全球排名第六）；到 2004-2008 年，在中國的作者占作者總數的 10%，排名第二，僅次于美國（如果歐洲國家算在一起，則歐盟第一）。中國學者發表文章壓力巨大──他們在本土雜志上往往反復發表相同的內容，但這是在英文的、有同行評審的、國際化雜志上發表文章，足見進步之大。
中國的低工資（而不是高工資）是二十世紀八十年代中國經濟騰飛的關鍵，這也是中國改革與英國改革的區別所在。首先，在中國，相對資本而言人力資源是低廉的，結果勞動力密集型的輕工業崛起了；相反，英國的相對價格鼓勵使用資本、節約人力的革新。其次，中國的勞動力成本低于亞洲其他國家（相似水平生產力的），意味著亞洲制造業產業鏈的最后一環可以從日本、臺灣甚至美國轉移到中國的廣東、江蘇和浙江。自1990年以來，美國和歐洲的跨國公司已經把大量制造活動從他們本國重新部署到中國。這樣一來，十九世紀的禍因之一──龐大的人口──到二十世紀后期變成了中國的福利。現在，隨著人口老齡化，人口眾多的利弊又開始發生了變化 。
中國城市化與英國的相似之處 但是，暫且放下上述的重要區別，兩國的城市化經歷仍有著驚人的相似之處。彼時歐洲和當下中國都存在三個小的卻難以理解的事：(1)、為什么那樣的經濟增長和城市化背景下工資增長卻 那么慢 ? (2) 、沒有富裕的城市消費者，加工的商品需求來自哪里? (3) 、誰來向新的城市人口供應食物? 中國和英國應對這些問題的方式驚人地相似。
1、工資增長緩慢的原因 當時的英國盡管經濟實際增長很快，但非技術工人的實際工資卻是滯后的，1550年到1849 年間年均增速只有0.13%。這看起來很奇怪。值得注意的是，中國在經濟起步的前二十年也出現類似情況：低技術工人的工資幾乎不漲，甚至在實際GDP增長達到每年 9-10%的時候也幾乎不漲。
兩件事似乎在彼時英國和近期中國都有發生。第一，當然是每年有更多的農村剩余勞動力進城，所以工資一直控制的很低。這對某些人來說是有意義的，因為從一半時間在田間閑逛到進城務工意味著增加一倍甚者更多的收入。而且更多人掙著稍高工資對總的居民收入有很大的影響。當今中國的農村家庭，家庭成員進城打工掙的錢占總家庭收入的60-70% ，打工人員的匯款使得更高的食品價格和旨在提高農村收入的農業津貼顯得不那么事關重大了。與此同時，劉易斯拐點出現之前這段增長時期里，個別人致富了，但資本邊際收益高于勞動力收益。當劉易斯拐點到來的時候，農村剩余勞動力就用完了，勞動力邊際收益開始升高，工資開始實際增長。中國可能在過去五年里達到了這個拐點。
第二，十八世紀的英國發生了“勤奮”革命，因為連城市居民都放棄了休閑，決定工作更長的時間（如另一位經濟歷史學家Jan De Vries 所述）。他們之所以這樣做是因為，突然之間有工作了，而且更高的收入意味著生活質量的提高。結果是居民收入又提高了。現在，相似的“勤奮”革命正在遍布中國的建筑工地上和工廠里上演。
2、富裕的城市消費群體出現之前，需求來自哪里? 這引出了彼時英國和當下中國的另一個不解之謎。如果工資和居民消費在經濟增長最初的幾十年里受到了約束，那么是誰買走了城市工業生產出來的那些東西呢？答案是出口。荷蘭是自由貿易國家，而英國、法國和西班牙基本是強迫他們的殖民地只與宗主國進行貿易。到十七世紀末期，英國的海上霸權保證了與殖民地之間的開放貿易途徑，到了十八世紀，英國工廠享有無法比擬的通向歐洲之外大多數國家的便利。圖 9 顯示了英國在 1700年、1760年和1800年對出口的不同程度的依賴。
二十世紀八十年代，中國追隨十八世紀的英國、十九世紀的德國和很多二十世紀的亞洲國家，積極促進出口。出口還能提供吸收外國科技和技術的載體，在這方面中國是很好的例子，十八世紀的英國也吸收了曾一度被歐洲鄰居控制的工業技術，例如在十六世紀之前，意大利是歐洲毛織物生產的中心。然而，十七世紀起，位于倫敦東北方的東英格蘭開始取代意大利這一地位，到了十八世紀，意大利的織物業已經沒有生存余地了。大規模的機器生產和它帶來的生產力的提高并不是英國成功發展的唯一原因。來自歐洲大陸宗教戰爭的難民還給英國本土的創業者帶來了技術秘訣。
此外，保護主義也給英國十八世紀的企業家們很大的幫助。1722白棉布法案（Calico Act）保護了棉線廠商免受便宜的印度亞麻制品的沖擊。作為回應，東印度公司用進口原棉取代進口加工過的織物，這在十八世紀后期推進了紡織工業的誕生。在紡織機器給英國制造業帶來了打敗競爭對手印度的巨大優勢后，該法案于 1774 年被廢除。
到了十七世紀末，40%的英國毛織物用于出口──毛織品約占全國制造業出口的70%。根據Crafts的研究，1700年英國出口占GDP的8.4%，1760年上升到14.6%、1801年上升到15.7%。英國在出口市場多樣化方面也非常成功。1700年其出口的85%左右面向歐洲，但是一百年后只有 30%去了歐洲。
中國現在對出口的依賴超過了十九世紀的英國。2008-2009年經濟危機以前，中國出口增加值大概相當于 GDP 的 20%，構成了工業增長的 40%左右。出口對于中國和十八及十九世紀的英國一樣，它不是經濟增長的全部，但對經濟增長有重要作用。
3、新的城市人口食物來自哪里？ 隨著大批的人離開田地涌入城市，英國的食物來源怎么解決？在經濟增長初期，英國保護食品市場，如今中國也有類似舉動。1828年以前，谷物進口超過一定標準就會被禁止，以此“保護農民”。但是從1828年起，惠靈頓公爵削減進口關稅取代了以前的保護制度，進口從此興隆。
到了十九世紀中期，英國的食品價格由國際市場、而不是國內的種植者制定。谷物進口導致地租降低、促進資源從農業轉入制造業和服務業。進口還加速了勞動力轉移出農村。突然間，人口、實際工資和生活水平都能同時提高，而且還不撞到馬爾薩斯人口理論之墻。英國資源有限，而決定依賴國外田地獲取食物是它成功避開這一弱勢的基本因素。
中國現在面臨著同樣的挑戰：不是在吃掉更多的糧食，人均卡路里消費量增長也放緩了。但是人們吃的肉和油多了，隨著肉類養殖業規模增大，豬和其它動物吃掉更多含有玉米和大豆的加工飼料。中國官方95%的糧食自給自足目標仍然成立，而且官方仍然把玉米和大豆算在內。但是2009-2010 年，中國進口了大約 5000萬噸大豆，自產只有 1500 萬噸。這些進口的大豆多數來自美國和巴西，那里的產量超過中國一倍以上。實際上，大規模進口大豆的效果就好比進口了4000 萬公頃的農田，相當于中國自己糧食種植區的36%。
2010年，中國進口了120萬噸玉米，但是官方對大規模進口還是感到不安，擔心對別國糧食的依賴會變得像原油依賴一樣（進口石油占中國石油總消費量的55%以上）。但是經濟狀況是引人注目的：美國的玉米產量是中國的一倍，而且不管官方數據怎么說，中國農業用地正流失到工業和迅速擴張的城市中心。水資源匱乏在北方是個嚴重的問題，氣候變化正帶來不確定性。政府看似決心試圖抵制更多進口的趨勢，而這將耽擱農村改革、推動糧價上漲。到了一定時候，中國終將步英國后塵、順應這一趨勢。
本文開頭強調中國城市人口占總人口的比例剛剛突破了50%，這個程度還在擴大。英國沒有止步于50％（如圖 10 所示：近期突破了 80％）；發達的亞洲國家也沒有止步于 50％，中國也沒理由就此不前。圖 11 顯示了 2009 年一些國家以購買力平價方式計算出的、以美元為單位的人均 GDP 與其城市化水平的對照。圖表顯示，城市化水平突破50％之后、城市人口會繼續快速增長。當然這不是絕對的：它需要適當的政策和制度配合。中國在這一點上還有待努力──英國創造的約束權力、有利市場運作的制度，給中國城市化發展提供了很好的參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