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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11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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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的“三農”改革已經出現了很多不同以往的新問題和新挑戰，“三農”問題的內涵也亟須重新鑒定：由原來是農業增產、農村發展和農民增收，轉變為農民權益保護、農村可持續穩定與農業生態安全的“新三農”。
在2012年新一屆領導班子問世，中國新農村建設年度新增投資規模也將超過1萬億之際，“三農”領域出現的新動向，應該引起當政者的高度重視。
“重中之重”：維護農民權益就是維護國家穩定
當代“三農”問題中，第一位的是農民權益，因其關乎國家基本安全。
在上個世紀提出“三農”問題并引起討論之時我們就指出：世界上任何發展中國家加快城市化，幾乎都伴生“空間平移，集中貧困”的貧民窟擴張，并且內生性地導致灰色經濟及相應的黑社會治理，同時導致法治失效、腐敗蔓延和動亂發生。
百年來，中國人不論何種體制，都在試圖完成工業化原始積累并且加快產業資本擴張進程。其與一般發展中國家之最大不同，恰恰在于沒有同步推進城市化。
這不僅是中國工業化沒有以大型貧民窟來儲備勞動力后備軍，卻長期維持勞動力低成本競爭的唯一“比較制度優勢”； 而且還是中國在高速增長時期得以維持穩定的客觀條件：億萬貧困人口分散在380萬個自然村里，政府還可扶貧。然而，若一旦被那些食洋不化的政策剝離土地資 產把農民集中到城市，那無論是否搞貧民窟都改變了其農民小有產者屬性；一旦農民通過勞動生產線被改造為世界最大規模且組織性最強的工人階級，中國就有了類 似于西方19世紀階級政治主導暴力革命的社會條件。
各地近年來有些人不顧農民權益對于國家基本安全作用，強行推進城市化，不僅造成與美國“次貸危機”類似的、總額 在10萬億以上地方融資平臺債務推給中央政府去償還；而且對中國這個占世界人口兩成的超大型國家構成極大制度成本——人類在資本主義文明階段的城市化，只 不過是資本集聚和風險集中的過程。
我們一向認為，資本及其風險集中導致爆發經濟危機、進而引發社會動亂，只不過是城市化的規律性結果——中國群體性事件從2005年的8萬多起飆升到5年之后的翻番，乃強行剝奪農民權益推進城市化的規律性后果；根本不可能靠維穩經費和維穩隊伍的增加化解！
中國在工業化階段的所謂“比較優勢”，主要在于城鄉二元結構體制下長期維護小農理性的基本財產制度穩定。因為：土地革命使全體農民平均得到最大的無風險資產——土地，才有農民勞動力投入非農產業使資本獲取風險收益的前提。
中國政治家在維護農民權益的基本制度上的一以貫之可謂蕭規曹隨，每隔差不多20年，就給農民再平均分一次——毛 澤東1950年土改、鄧小平1980年大包干、江澤民1998年二輪承包……唯此舉，才是農民得以承擔流動性非農就業風險、使企業家或國家得到風險收益的 制度條件。
發達國家現代化的既往經驗，是借助對外產業轉移推動“接受國”構建親資本制度體系，從而得以順暢向發展中國家層級梯次轉嫁制度成本；而發展中國家更具共性的教訓是在債務危機中落入“發展陷阱”。
中國作為原住民人口過億的人口大國中唯一完成工業化的國家總體上維持穩定，與其他發展中國家比較，能夠承受歷次 危機的考驗，尚未墮入“現代化”陷阱(即土地私有化推動無地農民進城引發的大規模貧民窟沖突和生態災難)，一個重要的原因就是有“三農”作為城市危機軟著 陸的載體，中國可以憑借城鄉二元結構，向廣大的農村分散城市經濟危機的巨大制度成本。1978年以來受城市危機轉嫁代價的影響，農村也先后發生了三次治理 危機。
從這個意義上說，恰恰是資本力量薄弱的“作為勞動力池的三農”，是中國經濟資本化進程中能夠保持總體穩定的“穩定器”。
鄉土中國之所以能夠承接經濟危機的制度成本，依托的并不是資本動作的邏輯，反而是傳統兼業化小農家庭和多功能村 莊因內部人力、土地和資金的多樣化組合，我們稱之為“農戶理性”和“村社理性”。它不僅在當代能夠內部化處理外部性市場風險，而且在歷史上本來就是能夠化 解自然和經濟雙重風險的內在機制，
本固邦寧：基于村社理性構建鄉村良治
民國年間的鄉村建設，秉持的基層治理思想是“民為邦本，本固邦寧”，只有自下而上地“啟迪民智，開發民力”才能 構建良性的鄉村治理結構。然而，1935年日本進占華北，政府迫于內外戰爭壓力急于獲取農村資源，從而在全國自上而下推行“保甲制”，這幾乎中輟了民本思 想的鄉村治理試驗進程。
民國教訓很直白：官本位鄉村治理高成本且必致良紳變劣紳、逼出來良民變刁民。
當代中國教訓欲說還休：我們近7年的一項關于鄉村穩定的課題研究梳理出一個規律：任何外部主體進入鄉土社會都因與分散小農交易費用過高而造成畸形治理的制度成本；除非政府為恢復鄉村組織化基礎上的自治而全面改善外部條件。
我們的研究還指出，新中國60年來發展產業資本期間的8次經濟危機，凡是能夠向“三農”轉嫁制度成本的，位于城 市的產業資本就能“軟著陸”；不能轉嫁的就都硬著陸——“砸”在城里的危機都造成城市失業和治安形勢嚴峻，引發重大激進的財稅、金融和其他體制變革。上世 紀50年代初和80年代初的兩次城市危機，都導致了城市財產關系重大變遷。
但是，在經歷了三十年改革尤其是最近15年的激進西化改革，農村政策中某些似乎刻意的去組織化制度安排，已經被意識形態化到政治正確高度，這導致過去有效幫助經濟危機軟著陸的“村社理性”機制越來越失去其依存的組織載體，應對內外風險的能力日趨弱化。
由于罔顧村社所有權的土地產權制度改革的客觀效果已經發揮了比“單嗣繼承制”更甚的對“農戶理性”的破壞作用， 催使更多原本屬于小有產者農戶家庭為增加現金需求而派生的有退路的打工者，短期就演化成為必須留在城市的農民工，相對于中國特色的、依附于政府的資產階級 而言，他們成為更易于自覺地推進自我政治化的工人階級！
這個人為的顢頇演變終于證明中國也“可以”有符合西方經典理論的政治架構，隨即，使21世紀的中國終于走向了經典理論早已全面論述過(但長期以來卻很難經典地發生)的兩大對立階級主導的社會演進。
同期，農村也由于可被資本化的要素(如青壯勞動力和土地)率先離農，而導致最難以被資本化的老人、婦女和兒童成為留守農村的主要群體和不斷被邊緣化的弱勢群體，遂使農村加劇衰敗。
當然，這一切，不僅符合一般市場規律，而且也符合被多數發展中國家教訓不斷地證明著的市場失靈。由于當前各地招 商引資盛行所體現的主流的發展邏輯仍然是以資為本，因此當前迫切需要推進農村組織載體的建設與組織創新，使“草根”為主的農村真正享受農村發展新政的實 惠，而這正體現了新的發展階段對鄉村穩定及良性治理的要求。
中國共產黨十六大提出“城鄉統籌”，并且近年來不斷強化涉農投資，就是因為中國這個農民人口大國的“三農”發展(而不僅僅是一般發達國家的農業生產)，客觀上具有國家穩定戰略的公共品屬性，而長時間以來，這種仍然屬于這種國家層次的公共品供給明顯不足。
“城鄉統籌”內在地呼應了這樣一種客觀要求。
也就是說，任何相對而言超脫了一般資本利益訴求的各地政府，均須將“三農”發展與鄉村穩定作為一項國家戰略，使其服務于整體經濟社會穩定發展的需要，而不是將其簡單地視作私人物品，追逐其作為產業經濟和市場領域的利益最大化。
也因此，“城鄉統籌”的內涵首先是城市對傳統多樣化鄉村社會的反哺，使其得到可持續的條件；而非簡單地任由城市去“化”農村。
生態文明：加強農業生態安全，緩解農業現代化的負外部性
“三農”中的農業問題，早已不是產業擴張階段要求的數量目標：增產和增收，而是農業生態安全。這是一個包括了農業資源與環境的安全、食物的數量及質量的安全等方面的綜合性概念。
中國是一個在地理位置上和西亞北非干旱帶相似的大陸地區，只是中國東部有太平洋季風帶來的季節性的降水，中西部 有沿著橫斷山脈南北走向上攻至秦嶺的印度洋暖濕氣流。客觀上看，有這兩個特殊地理條件，才有五千年灌溉農業內涵村社理性的所謂東方文明。其實當代中國人解 決吃飯問題，客觀原因也主要是在1960~1970年代政府出資組織勞動力大規模投入農田水利基本建設，把有效灌溉面積從不足20%提高到接近50%。要 知道，非灌溉與灌溉之間的產量差別是70%。
人們應該知道，1956年提出農業現代化，主要不是農民和農業的需求，而客觀上是工業部門為了工業品下鄉的需求提出來的——以鄉為單位實現規模經濟作為“集體化+機械化”的基礎條件是其主要內容。那一輪農業現代化造成的后果是農民貧困和集體化失效。
而這一次，如果繼續搬用盎格魯撒克遜野蠻資本主義模式下的簡單生產力外延擴張的所謂規模化的現代農業的方式，順理成章地增加現代要素投入，其結果一定會造成雙重負外部性最大化的問題。
一是農業成為最高面緣污染的行業。二是越來越嚴峻的食品質量安全問題。這兩個方面的負面影響也就是農業現代化制造的巨大的外部性問題，都主要是以有限農業資源追求高產量甚至追求收入增加所必然帶來的結果。
緩解農業外部性問題絕不是簡單地重復過去說法，我們面對的新問題是如何使農業不再成為一個過度破壞資源環境、造成污染和食品不安全的領域。
既然農業生態安全內涵有三個不可分割的范疇——資源、產量、質量，那就既包括資源領域的水土光熱、草原、林區、 高原和山區等生態化的資源條件及生存其中的鄉土社會的生態化存在；也包括產業領域的從品種品質到生產經營的全要素投入產出過程的生態化改造，及其相關的海 內外市場的全面和立體的統籌協調。在資源方面主要體現為生態化的環保問題；在質量方面，則是食品安全問題；產量方面前文已指出單純強調增產可能會帶來的負 外部性。下文主要就資源、質量方面進行探討。
2005年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研究發現，中國農業污染對全國污染總量的貢獻率為1/3~1/2，農業污染已經嚴 重影響到國民經濟的可持續發展。分析2010年2月6日中華人民共和國環境保護部、國家統計局、農業部聯合發布的《第一次全國污染源普查公報》，也可發現 農業源排放的總氮和總磷對兩種水污染物總量的貢獻率已經超過一半，分別占到57%和67%，農業已經成為這兩種水污染物的最大來源。
種植業污染主要是因為長期過量使用的農業化學品流入環境，畜禽養殖業重大污染則主要是糞便集中大量排放進入環境而得不到土壤消納。而如果畜禽糞便還田，1個標準畜禽單位的年存欄至少應有1畝耕地來消納糞尿廢棄物，否則土地環境負擔過重無法消納。
可見，追求農業的專業化集約化造成農牧脫節，是導致農業源污染的主要原因。只要復興傳統的兼業化小農經濟就能做到農牧結合，實現節約農業化學品和緩解畜禽糞便污染環境的雙贏效果。
如果能夠提高小農組織化，因地制宜發展合作型農牧沼氣復合生態農業模式，不僅可以克服生態農業生產主體分散導致 的市場、政府雙失靈問題，還可以通過外部資源注入規模生產主體的途徑改善生態農業勞動比較收益低的不利因素；合作型農牧沼氣復合生態農業模式所蘊含的制度 創新與組織創新不僅在理論上能夠達到邏輯自洽，客觀也具備堅實的財政條件和物質基礎，符合國家的政策轉型要求。
民以食為天，食以安為先。近年我國食品安全亂象頻出，此起彼伏的食品安全事件刺痛我們的神經。對此，人們大多局限在食品安全領域發生的具體問題上做分析。
我們認為全球化之下的食品安全領域的主要矛盾已經發生了變化。資本化以前的傳統農業存在的是農民生產和市民消費之間的矛盾，現在則是食品作為產業“被資本化”——農業外部的資本進入農業領域，占有了農地、草場，轉而使農民成為雇傭勞動力，發生資本與農民的對立矛盾。
進入農業的資本需要控制食品加工和銷售產業鏈，在加工和倉儲、批發和銷售、包裝和廣告等各個環節加長產業鏈條提高獲利能力，這就勢必推高消費者價格而造成資本與市民之間的對立矛盾。
當資本成為食品安全矛盾的主要方面，就決定了食品安全領域主要問題的性質是“資本化”。同理，這個主要矛盾又決定了食品安全的“食物鏈”(利益鏈)的客觀變化。
回顧歷史我們不難發現，正是隨著傳統的社區自主型——無論是定居村落還是游牧部落——農牧業和林草業的破壞，以 前可以內部化處理的外部性問題就勢所必然最大化了。資本主義之前的這一套傳統社會內部化機制對人類安全和生態安全高度結合的保護作用，由于沒有了傳統的人 與自然和諧，也就是外部問題內部處理的一套，同時社會體系又被資本化體系解構，剩下的就只有外部性最大化了。
之后，隨著西方主要針對發展中國家問題的制度經濟學問世，又把外部性問題極端地簡單化為制度問題。結果，村社群 體理性破壞和農牧民高度分散缺乏有效組織載體等具體問題被這種理論極端化理解之后，成為被占有收益的主流認為只有通過全面私有化和市場化才能解決問題的借 口。
而我們今天遇到的主要規律性問題仍然是，在幾乎所有涉農產業和領域，凡是完全依靠市場力量運行的，幾乎無一例外地都呈現出“市場失靈”的結局。沒有任何利益相關者愿意承擔這種制度造成的外部性最大化的代價，還是按著經濟生態鏈條的方向在向弱勢群體和資源環境轉嫁。
幸運的是，近幾年率先擺脫資本不足窘境的中央政府層次的國家政策的調整，內在體現了“三農”在國民經濟發展中的 戰略意義的偉大轉變。繼“三農”問題于2003年成為全黨工作的“重中之重”以后，2004年胡錦濤總書記在中共十六屆四中全會上順勢提出著名的“兩個階 段和兩個反哺”論斷，指出工業化國家發展過程中初始階段“農業支持工業”、達到相當程度后“工業反哺農業、城市支持農村”的兩個“普遍性趨向”。
中國共產黨在新時期戰略調整的思想上進一步豐富充實，明確了科學發展觀的經濟方針和構建和諧社會的政治路線。 2007年的中央1號文件提出“現代農業”這一具有更加符合生態文明的農業的多功能性內涵。2008年十七屆三中全會又進一步提出到2020年要把農業建 設成為“資源節約型、環境友好型農業”的長期目標。
據此認為，中央政府已對農業政策作出調整，而調整的方向正是從化學農業階段的反生態方式轉變為體現多功能性的生 態農業方式。同期，中央政府直接運用國家財政力量，于2004年啟動了取消農業稅費的改革，并于2005年提出新農村建設投資每年增長10%以上，政策連 續十年不變，迄今財政支農資金已經超過2萬億人民幣。
由于農村生態環境的治理在很多方面超出了小農單家獨戶的生產和生活范圍，因此這些內涵著生態文明的要求要真正落實，必然要以農村治理的改善為前提，而生態環境功能和社會穩定功能都是農業和農村發揮外部性的重要領域。
結語：提高農民組織化程度
假如我們一如既往地在很多領域盲目照搬西方個體主義為基礎的且內涵著一定意識形態化的教化功能的理論體系，則會愈發將一些“三農”相關問題，比如農業產業化問題、農村穩定與地方治理問題、農業與農村生態環保問題、流動勞工問題等推向不可解的兩難困境。
我們認為，唯有復興生態文明以維持鄉土社會內部化應對外部性風險的綜合性合作與自治，才是中國免于重蹈負債過高 的現代化危機的合理取向。而國際經驗比較研究也表明，在小農經濟社會，只有提高農民組織化程度，才能形成制度創新的空間改善鄉村治理，并以組織創新和制度 創新來承接政府各項惠農和生態文明導向資源的注入，最終實現農村經濟、社會和治理的可持續。
只有農村的可持續，才有中國全局的可持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