像呂永閣這樣的打工家庭,要在如北京這樣的大都市生活下去,就要掌握各種生存訣竅,把握各種機會來降低生活成本。
“我總是在街上,老看海報,看超市搞特價,華聯這兩天搞特價了,雞腿五塊五,我下班買了將近十斤。超市本來一個人限制三斤,只能買一袋,后來我把這一袋結完帳拿出來,然后讓別人給我看著,我又進去拿,買了三次。我不吃,主要是孩子吃。他總說要吃紅燒肉,可我哪兒有錢整天買紅燒肉吃。只能哪一個超市搞特價就上哪一個超市買?!?/span>
盡可能壓縮一切開銷是生活的第一原則。丈夫在單位食堂做飯,“每月交60塊錢,包吃;其它就是一百塊的煙錢了”。呂永閣和丈夫兩個人一月生活開支大約三百塊錢。她倆兒在伙食上能省則省,而對于小兒子的要求卻一點也不怠慢,孩子一個人月花銷就有四五百。
“主要是在零食上,每天早飯是兩塊錢四個小包子加一杯豆漿一塊錢,有時候喝酸奶——酸奶是哪一個超市搞特價就買哪一個。晚上有時候就是煎雞蛋加饅頭。”
呂永閣說自己今天只花了一塊錢在吃飯上。這是怎么花的呢?“早上,我喝了一袋豆奶粉五毛錢,吃了一個饅頭;鄰居給我的咸菜,所以我今天等于花了一塊錢。平時就是白菜煮面條?!卑撞酥竺鏃l加饅頭,是呂永閣的家常便飯。面條是前一陣商場搞特價時買的一大包,一直存著。白菜很多時候是鄰居送的,她總會在湯里放上香菜和從老家帶的香油。
對于物價的上漲,呂永閣是有深切感受的,“孩子愛吃火腿腸,以前是9塊錢一大包,現在要18塊錢,整整漲了一倍”。對物價的高度敏感,迫使呂永閣把一天里每一份花銷都記得很清楚,幾乎是錙銖必較地控制一天的生活成本。
前幾年,呂永閣的母親在北京住過一陣,和街上老大媽說起女兒生活艱難,“我這閨女好可憐”。以后,那些熱心的街坊大媽就經常給呂永閣送些菜。前不久還送給她家一個可大的老南瓜。這幾天呂永閣和丈夫就是用從老家帶的棒子面和鄰居送的南瓜熬粥、吃饅頭。不知這個城市里有多少像呂永閣家這樣生活在城市溫飽線邊緣的群體,用生活的堅忍態度攤平高企的物價。
自1997年《國務院關于在全國建立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通知》(國發〔1997〕29號)頒布后,我國開始建立城市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保障標準的設定與保障覆蓋范圍目前主要由地方政府決定,但在實際操作方面,城市低保覆蓋對象一直把農民工排除在外。這就使廣大像呂永閣這樣的農民工群體往往要通過自身努力面對經濟變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