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來北京
時間：2011-12-26 13:20:08
這樣過了兩年，到了女兒崔佳已經四年級的時候，夫妻倆決定一起到北京打工，那是2003年。剛來的時候，工作很不好找。呂永閣丈夫總呆在家里心理壓力很大，自己到私人辦的職介所去找工作，交了50塊錢，過了很長時間也沒答復，最后被介紹去房山一個磚廠，北京的親戚說千萬別去，肯定是騙人的。
夫妻剛來的時候，是最艱難的時候，老家的女兒和老人要花錢，城市生活的成本又要比農村高很多。在這樣的艱難中徘徊了幾個月后，丈夫在鄰居的幫助下開始在一個單位的食堂做飯，呂永閣當過一段時間保姆后，在北京姐姐的幫助下在清潔隊工作。
農民工群體，常是游離在城市社會保障系統的邊緣。在很多打工者聚集的社區，我們都看到這樣的情形：親屬之間的相互接濟、照料成為打工者們最堅實的生活保障網。剛開始打工那段時間，丈夫每個月掙630元，呂永閣每月掙730元。在呂永閣夫婦生活最困難的時候，是在北京打拼幾年姐姐的雪中送炭，讓她們挺了過來。從女兒崔佳初中到高中所有的學費都是姐姐出一半，呂永閣出一半。
在北京這幾年，搬家成了另一個主題，用居無定所來概括呂永閣夫婦的生活并不過分。呂永閣也記不清剛來的時候搬過幾回家了。最開始是住馬連道的地下室，但空氣很不好，小兒子出生后，不得不再找房子。
因為工作的清潔隊負責北京西站一帶，呂永閣一家幾年來就在馬連道一帶民房區里進退輾轉。而這樣的輾轉往往是隨著拆遷不斷地后撤。很大程度上，呂永閣一家的搬遷史也折射出北京的城市推進史，呂永閣記得2003年剛搬到西站南路那邊的低矮石棉瓦屋頂民房時，附近還種著莊稼。之后，大規模的拆遷先是推進到馬路西邊，呂永閣夫妻就搬到馬路東邊，而拆遷也隨著推了過來。2006年呂永閣回老家三個多月，回來后發現之前還是大片工地的地方，已經被嶄新的高樓大廈所取代，全然辨不出以前的模樣。
不管是在豐臺、大興一帶的南城，還是在海淀、昌平一帶的北城，像呂永閣這樣的農民工群體家庭隨著北京的擴展而步步后撤。原來的城中村變成靚麗的住宅樓，然而泡沫般膨脹的房價和租金是普通打工群體絕難承受的。他們不得不在拆遷線的邊緣尋找生存的空間。呂永閣們頻繁的搬家也從另一個有些苦澀的視角見證著北京的城市化進程。幾平方米的石棉瓦屋子、一張床，屋外加起的鍋灶就是她家的全部家當了。而他們住過最難堪的房子是一個大通間用高粱桿泥墻隔開。那所謂的墻，只要用手一桶就能窺到對面。
在姐姐的幫助下，呂永閣最終在太平里小區一間頂層閣樓里找到安穩的棲息之所。然而，隊里工友的居住條件這幾年來仍沒有太大改善。工友中租的最貴的房子是700塊一個月，頭對頭能擱兩個小床，中間拉一個簾子。工友的母親住在一側，工友和孩子、老公住在另一側。其他大部分是住在城郊村的石棉瓦民房或者地下室，有的還住在陰冷、閉塞的地下室二層。也有人住在郊外由廢舊汽車改成的鐵皮房子里，到冬天連爐火都升不了。呂永閣說，因為隊友們整日干的活很臟，在家里又沒法洗澡，一到夏天身上味兒就很大。
住房條件差是一個方面，住的遠又是另一個方面。呂永閣隊里的很多工友都住在五環以外。有一個工友住在一個小區的17層頂樓，凌晨要上班的時候，電梯還沒有開，他要走下17層，再騎上一個小時自行車來上班。
住房問題對于來到城市的打工群體來說具有基礎性的意義，有個安身立命的地方，才是真正融進城市的開始。來到北京近十年，仍然蝸居的呂永閣說“要是給我一間房，能長久地住下，就感覺家真是在北京了。”
近年來，北京市政府采取了很多措施推進廉租房、限價房等保障性住房建設。但這些住房主要是面向本市戶籍人口，而整個房地產市場偏離市民實際購買能力的大背景直接拉動了租房市場的火熱，這些都加劇了像呂永閣這樣的底層打工群體安居難求的困境。這也成為中國城市化進程中的一個痼疾。以珠三角為例，該地區農民工有50%的人居住方式是依附性居住：居住在企業提供的員工集體宿舍、或干脆在工作場所居住。剩下的超過40%的流動人口則居住在以城中村、城郊村為主體的租賃房中，大部分地段基礎設施和公共服務都不到位（蔡禾、劉林平、萬向東，2009）。由于近年來城市房價飆漲，絕大部分農民工買不起城市住房，而各地地方政府提供的補貼性居住安排（包括經濟適用房、廉租房、以及近年來的公租房）基本上只針對本地城市戶籍人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