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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11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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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一套啊。我們的房子比城里便宜得多，600元一平米，還是框架結構，防震。”山西省河津市龍門村黨委書記原貴生慷慨地說。
如果發現村民賭博怎么辦？
“如果你來舉報，獎勵100萬元。”江蘇省江陰市華西村黨委書記吳協恩說。
10月底，山東臨沂，在央視《對話》欄目的錄制現場，一群自信、豪爽的村官格外引人注目。“第十一屆全國村長論壇”正在此舉行，來自全國各地的近千名村官代表匯聚一堂，探討城市化進程中的鄉村發展。
在城市化進程中，很多農民涌進了城市，很多農村變成了“空心村”，但有些村子成為例外：村民沒有背井離鄉到城里打工，村辦企業年產值從數千萬到數百億，村莊越建越大，越建越好，越來越像城市，村民要當市民，村長想當市長。
江蘇省連云港市濱海縣東罾村黨委書記薛正紅不客氣地指出，“城里人很霸氣，他們沒有意識到，現在有些農村比城市更美，有些農民比城里人更幸福。”
“比城市更美的農村”是如何煉成的？四川省成都市寶山村黨委書記賈卿向《中國經濟周刊》總結道，“歸結起來是‘四好’：一個好村官、一個好路子、一個好機制、一個好文化。”
“好村官”
被上級期望“要做江蘇第二個吳仁寶”的薛正紅告訴《中國經濟周刊》：東罾村從一個蘇北貧困村到現在村集體結余有數千萬元，她付出了血的代價。有一年，村民種植啤酒大麥，但收購時，廠家實際收購價格比原來簽訂的合同價每斤要低1毛多。為了保護村民利益，薛正紅決定自己掏腰包，先按約定價格收購上來。村干部親自上門收購，她連續工作了三天。第三天晚上12點多，疲憊不堪的她騎著摩托車回家，撞上了一輛大貨車掉落的輪胎，鼻梁骨被當場撞斷。第二天，前來醫院看望的村民擠滿了樓道，她收獲的不僅僅是感動，更是一份信任。
“好路子”
上海市閔行區七寶鎮九星村曾經是個貧困村，村黨委書記吳恩福意識到九星村地處上海市郊的絕佳地緣優勢，他把這個優勢發揮到了極致。在農村大力發展鄉鎮工業的熱浪中，他沒有隨波逐流，而是“放棄農業，收縮工業，大力發展第三產業”，就村建市場，建成了上海最大的綜合性交易市場，成為“中國第一市場村”。
有美國農業專家說過，中國對世界農業的貢獻有二：一是雜交水稻，二是日光蔬菜大棚。而今，山東壽光三元朱村在全國各地幫扶的蔬菜大棚成為農民致富的一條捷徑，但只有三元朱村黨總支書記王樂義知道，當初走上這條路，有多困難。剛開始建蔬菜大棚時，有村民質問王樂義：“建一個大棚要六七千元，如果搞砸了，誰賠？”六七千元對當時的農民來說，是個天文數字。時任壽光縣委書記說：“村看村，戶看戶，群眾看黨員和干部。剛開始大家認識不到位是正常的，先動員黨員、干部上。”結果，全村17個黨員先建了大棚，從此，大棚才在壽光遍地開了花。
“好機制”
在這些先進村，村官們大都一肩挑兩職，既是村書記或者村主任，也是村辦企業的董事長。他們帶領全村走上共同富裕的道路，但都面臨著一個困惑。“共同富裕是什么？是排排坐吃果果嗎？如果那樣，豈不是又回到大鍋飯時代了嗎？”賈卿向《中國經濟周刊》坦言。
2002年10月，九星村發生了一起火災，因為村里有兩支消防隊伍，大火很快就被撲滅了，但現場一些村民只是觀望、一副事不關己的模樣，讓吳恩福心情沉重，決心搞機制創新，將每個村民與村集體打造成一個利益共同體。
“我們既要堅持共同富裕，又要堅持效率優先，兼顧公平。”賈卿向《中國經濟周刊》分析道，“說起來，村企業是大家的，但究竟是誰的，每個人有多少并不清楚。集體經濟并沒有量化成每個村民的權益，產權不明晰是普遍遇到的問題。”
吳協恩也向《中國經濟周刊》表達了同感，“干多干少一個樣，好吃懶做，那不是群眾出了問題，而是機制出了問題。好機制一定是獎勤罰懶，鼓勵先進，鞭策落后。”
“我們首先對集體資產進行股份制改造，將村民變成股民，使產權歸屬得以明晰。其次，建立現代企業制度，將集體資產量化到每個個體，把按勞分配與按股分紅相結合。”賈卿說。
九星村改制最大的特色是“現金出，現金進”。所謂“現金出”，就是開始村里把資產量化到人，并用現金支付到人。第二步，村民根據自愿原則，用現金認購自己應得的股份。因為現金從自己的手里流進流出，讓村民對村里的資產和自己的“主人翁”地位有了深切的體會。
“好文化”
“現在，社會正確的價值觀缺失，大家都向錢看。十七屆六中全會提出要建設社會主義文化強國，很有必要，但文化建設，特別是落實到基層，其實很難。”吳協恩告訴《中國經濟周刊》，“文化建設有自身的規律，需要時間的積累，不可能像經濟發展那樣，在短時期內創造出奇跡。華西村早在上個世紀80年代就提出了‘六愛’，即愛黨、愛國、愛華西，愛親、愛友、愛自己；遵紀守法是愛自己的底線。”
吳恩福也指出，城市化首先是人的城市化。泥腿子能不能變成城里人，還在于人人有文化，人人有素質。
山東臨沂市羅莊區沈泉莊村村主任王文濤則把澳大利亞的見聞直接拿了回來。他到澳大利亞考察時，看到家家戶戶門前有三個不同顏色的垃圾箱，用來存放不同垃圾。于是，在沈泉莊村也有了一支處理垃圾的專業隊伍。下一步，他們也會分類處理垃圾。文明就這樣潛入了村莊發展的血脈。
村官答題
問題一：如果有年輕村民嫌干活臟亂差，整天游手好閑、打牌賭博，怎么辦？
賈卿：除了用鄉規民約去約束他，我們還會采取思想教育，上門送對聯。上聯是“戒賭禁賭自不賭”，下聯是“一家和睦合家歡”，橫批是“艱苦奮斗”。
吳協恩：給他辦學習班。讓他住在賓館里，每天給50元錢。請一些創業前輩給他擺事實、講道理，一般期限為一個月。如果期滿思想還沒轉化，就再延長，直到你想通了，提出“我要去工作”才正式結束。人都是要面子的，一般不到一個月，他就會要求離開了。
問題二：在財力具備的情況下，如果要買一輛100多萬的豪車，提高一下接待水平，怎么辦？
王文濤：在我們村，不管大事小情，都是由村兩委作決定。如果真正為老百姓做實事，為村莊發展，我相信村兩委都會同意的。如果為了講排場，老百姓的眼睛都是雪亮的，我相信他們會不同意的。
三元朱村黨支部書記王樂義：這件事不能村官說了算，也不能村兩委說了算，必須要經過村民代表大會討論決定。一事一議，村務公開，民主管理，這是我們的農村政策，必須要依法辦事。
問題三：如果有企業要來村投資落戶，按村規定每畝地租金最少為5000元，但客商提出每畝4000元。怎么辦？
北京市鄭各莊村黨總支書記黃福水：每個村莊的發展都有個標準。1999年，全村大會表決同意授權我的權限是每畝5000元。5000元以下我可以做主，但5000元以上我就無權決定了。我們要考慮這個企業給村莊帶來什么樣的效益？是否拉動就業，促進經濟發展？我們必須要征求村民代表大會和村兩委的意見。
賈卿：我們要對企業有更深入的了解，要了解企業的實力，分析它的產品市場占有率如何？雖然土地租金低，但如果企業的回報高，我認為是可以考慮的，當然要通過合法的程序來決定。
薛正紅：我們更傾向于留下企業，因為江蘇省已經出臺了一項地方政策，即新農村建設純產生項目的地方提留部分全部返還給村，用于新農村基礎設施的投入。有了這項惠村政策，在不違規用地的情況下，投資額能達到我們的要求，每畝地的稅收能達到要求，為老百姓把賬算得清清楚楚，他們會同意的。
偉鴻看點：城市化不一定要農民進城
中央電視臺《對話》欄目主持人陳偉鴻
深秋的一天，當我從北京匆匆趕到山東臨沂錄制本期《對話》節目，入住的是華盛江泉大酒店。首先映入眼簾的就是富麗堂皇的外觀：門口的大石獅、圍墻上的小天使、廣場上綻放水花的噴泉??不倫不類嗎？他們說，這叫中西合璧。
這是由一個村——山東省臨沂市羅莊區沈泉莊村的村辦企業出資15億興建的。酒店設計也是出自該村創始人王廷江及其團隊的大手筆。他們考察世界各地，融匯東西，便產生了“華盛江泉”。當城里人還在買一小塊玉做飾品時，這個酒店大廳的地面上卻鋪滿了貨真價實的玉石。
昨天的華西村，今天的沈泉莊村，他們或許代表著中國農村未來發展的一種趨勢。他們是否給我們提供了城市化的另類范本？
城市化給我們最大的感受就是城市多了農民工，他們離土離鄉到城里來打工。有的拋妻舍子，有的拋老舍幼，到年終時，如果碰到無良老板，還要去討薪。他們參與建設了城市，卻并不擁有城市。
與此同時，城市也變得不堪重負，人口膨脹、交通擁堵、環境惡化。讓農村變成空心，讓城市變得堵心，這樣的城市化是否可以持續？
也許，城市化并不一定要農民進城，而是建村為市，讓村長變市長，讓村民變市民。如果中國60多萬個村莊都能建成一個個美麗的小城市，那何嘗不是一幅美景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