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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11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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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范圍內大規模的城市化進程是近一個世紀的事情。1900年，世界城市化率僅為15%，而據聯合國2009年的測算，當今全球已有34.2億即超過50%的人口居住在城市，80%的GDP由城市創造。
城市化與經濟增長的關系集中于三個問題
經濟學文獻中，對城市化與經濟增長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三個相互關聯的問題上。
問題一：為什么人口與經濟活動會出現地理上的集中？人口集中度的變化趨勢如何？
馬歇爾以來的傳統解釋認為，人口與城市的聚集效應來自于技術外部性和交易成本的節約。然而，從人口空間分布的趨勢看，人口與城市的集中并非一成不變，而是呈現出明顯的動態演進特征。威廉姆森開拓性地研究了24個國家的城市人口空間集中度的演變過程，其間往往會經歷一個從發散到收斂的變化，即在城市化的初始階段，人口會在某些特定的中心區域加速集中，然而隨著經濟發展，后發的外圍區域會出現追趕效應，人口的集中也開始向外圍收斂，區域之間的人口分布會更加平衡，經濟與收入差距也日益減小。
日本在20世紀五六十年代城市化初期，三大城市圈集中了全國45%的人口、55%的工業生產、72%的大學生，直到70年代，隨著后發地區生產率的提高，人口也開始出現從三大城市圈向地方圈的逆向轉移。總體上觀察，這些國家和地區城市人口的空間分布集中度往往會呈現“倒U形”的分散—集中模式。
問題二：城市之間是否存在專業化分工，跨城區交易網絡如何形成？
理論上，不同城市的生產和交易方式、大城市和小城市的不同角色取決于城市的專業化分工，而分工的專業化與多樣化又取決于城市勞動力的構成和人力資本的積累。Henderson和Lee對美國、巴西、韓國和印度的經驗研究表明，由于城市規模和教育水平的差異，不同城市的生產結構具有明顯專業分工。在他們統計的317個城市制造業樣本數據中，分別有40%、17%、42%的城市根本不存在計算機、電子元器件和航天制造業。更為重要的是，不同行業的空間集中度和城市專業分工也是一個動態變化的過程。Kim對美國的研究表明，雖然從1860—1987年美國整體的城市集中度不斷上升，但專業化分工程度卻有顯著下降，這意味著部分行業在美國不斷消失。進一步的研究同時也表明，小城市比大城市的專業化分工程度更高，一般意義上講，大城市在商業服務、小城市在制造業上的專業程度更高。既然不同城市存在明顯的分工，那么一個跨城區的交易網絡和城際交通網絡就應該在經濟增長中發揮著至關重要的作用。
問題三：公共政策在多大程度上影響甚至決定著城市化，并最終影響著經濟增長？
內生經濟增長理論強調城市化的知識溢出效應，但仍需要解釋政府、制度和公共政策如何影響城市化，并進一步影響經濟效率與增長。首先，公共基礎設施投資不僅影響城市生活成本，而且也影響生產效率，它是信息和知識溢出效應得以實現的基礎。其次，土地與產權制度、地方政府自治權、地方融資和債務規模都在一定程度上影響城市的規模和經濟的增長。再次，涉及人口流動、通信和交通基礎設施投資的公共政策會對城市系統、人口轉移模式、區域經濟發展產生深遠的影響。
總體上，城市化與經濟增長之間并不是簡單的線性關系，而是人口密度、專業分工、知識溢出、技術進步、公共政策等一系列經濟變量綜合作用的復雜關系。在現實經驗上，城市化既可以與高增長相聯系，也可以與低增長甚至經濟停滯相聯系，城市化未必自然導致經濟增長。基于此，國內外文獻普遍認為，城市化路徑和公共政策的選擇對于經濟增長才是至關重要的。
縱向觀察：城市化與經濟增長之間不存在完全一致的序列相關性
從單個國家不同歷史階段的縱向來觀察，城市化與經濟增長之間的定量關系或者相關性強弱程度存在顯著的差異。歷史上，1880—1940年的60年間，美國的城市化率與人均GDP增長率保持了極為一致的相關性，然而1940年之后，美國的城市化率超過60%的臨界點，城市化速度明顯放緩，但人均收入的增長速度卻出現了極為顯著的加速上升。羅默和盧卡斯等人認為，在初始階段，城市化與經濟增長的強相關性，反映的是勞動力等資源從農業向工商業轉移所刺激的生產率上升，這是一種資源的產業配置效應；而在城市化的中后期，收入的加速上升反映的則是工業和服務業內部生產率的大幅度改進，而這通常是由技術進步、知識溢出和規模經濟效應所引起的。
然而，并非所有的國家都經歷了與美國類似的城市化與生產率改進路徑。20世紀60年代后期，巴西的城市化率為50%，在其后的20年里，伴隨著城市化的繼續推進，生產率與人均收入也有明顯的上升，但80年代之后，雖然城市化率仍在上升，但人均GDP水平卻一直止步不前，甚至在從1980年起的5年里連續出現大幅度下降。這說明，城市化遠遠不是經濟持續增長的充分條件。從巴西的情況分析，其根本原因在于，巴西實現勞動力從農業向工業的轉移之后，在城市化的后期階段，工業內部的生產率并未實現提升，截至2009年，巴西的城市化率達到86%，超出美國4個百分點，但其人均GDP僅為美國的1/5左右。
肯尼亞則是另外一個完全不同的例子：有城市化，卻無增長。1960年，肯尼亞的城市化率為7%，其后，在這個很小的基數上，肯尼亞的城市化率有較快的進步，但人均GDP一直未出現明顯增長。這說明其城市化并非由工業化所拉動，生產率也未有提升。非洲的其他幾個國家也出現了類似的現象，但總體上并不具有普遍性。聯合國2007年的一項研究顯示，人口超過100萬的109個國家樣本中，只有25個國家的城市化率與人均GDP之間呈現負相關關系。后續的許多研究也表明，這些國家主要是非洲的一些國家，而出現這種反常現象的原因則在于地理和政治因素。
橫向觀察：城市化與經濟增長之間的關系存在明顯分化
從跨國對比來分析，ArthurLewis的早期研究表明，在城市化率達到60%之前，很少有國家的人均GDP能達到1萬美元。這種簡單的二元回歸分析基本上可以解釋不同國家之間55%左右的收入差異。這意味著，長期內，城市化是影響生產率和收入增長的重要變量。
為了進一步觀察各個國家城市化與經濟增長水平之間的橫向對比關系，我們根據聯合國發布的2009年世界城市化報告，將各個國家的城市化率與人均GDP水平統一標準后，發現城市化差異可以解釋約40%的國家間的收入差異，而且人均收入在1萬美元以上的國家，其城市化率都已超過60%，一定程度上也印證了ArthurLewis的實證結果。同時，我們的研究也進一步表明，整體上，發達國家隨著城市化的成熟，人均GDP出現明顯的收斂趨勢。
然而，這種收斂性并不是絕對的。我們根據世界銀行發布的2009年世界城市化報告，將各個國家的城市化率與人均GDP水平統一標準，并將不同國家配置到不同象限，我們發現，四個象限中，在同一時點，不同國家城市化率與經濟增長的關系存在明顯的分化。（如圖所示）
第一象限為高城市化與高增長同步發展的國家。這類國家主要是歐美發達國家和東亞新興工業體，其中美國、英國和德國等G7成員國既是世界上最早啟動和完成城市化的國家，同時也是經濟最發達、人均GDP水平最高的國家；韓國、新加坡和中國香港、臺灣等東亞新興工業經濟體作為后起之秀，在實現快速經濟增長的同時，也在較短的時間里實現了城市化。
第二象限為相對于經濟增長，城市化水平略顯滯后的國家。這類國家的特征是經濟發展水平較高但城市水平較低，但從數量上看，這類國家不是太多。這里我們列舉了兩個例子，2009年斯里蘭卡的城市化率僅為14%，但人均GDP為2041美元，相對于其他國家同類的收入水平，該國的城市化明顯滯后；泰國的例子也大致如此。
第三象限為低城市化與低增長同步發展的國家。這類國家的城市化率與人均GDP水平都較低，如印度、印度尼西亞、巴基斯坦等，通常廣大的發展中國家屬于這一類型。
第四象限為過度城市化的國家。這類國家的城市化率相對于經濟發展水平略顯過度。典型的國家如加納，人均GDP僅為671美元，但是其城市化率已達到51%。
因此，不同國家城市化率與經濟發展水平之間的關系并不存在統一的范式，也不是絕對的正相關。例如，利比亞雖然是全球最窮的國家之一，人均鋼材、水泥和電力消費量均遠低于中國，但其城市化率為47%，已超過中國。原因就在于，一個國家的城市化可以通過快速經濟發展來實現，給農民提供附加值高的工業和服務就業機會，但是如果僅僅是讓沒有土地和工作的農民進入城市的貧民窟，也能同樣實現城市化率的迅速上升。
總體上，國際經驗表明，城市化與經濟增長并非簡單的線性關系。在初期，城市化可以通過勞動力的轉移、農業向工商業的轉換實現生產率的提高和經濟的增長，但在后期，城市化則必須通過人口的集中、城市規模的擴大、產業內部的生產率改進、專業化的分工等渠道才能真正產生增長效應，即順利實現城市化與經濟增長的傳導過程。
（作者單位：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華創證券）
資料來源：世界銀行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
注：橫軸為城市化率，即括號中第一個數據，單位為%；縱軸為人均GDP，即括號中第二個數據，單位為美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