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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11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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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子群告訴中國青年報記者，他有15年的底層務工經歷。從第一份工作在磚瓦廠當工匠起，他做過磚瓦廠的小工、師傅、包工頭，在建筑隊當過小工、瓦工、鋼筋工、廚師，在鐵藝加工廠做過電焊工，在煉鋅廠做過煉鋅工，還在水泥廠扛過水泥包……可謂“全程”草根。
“鄉村留守男女，農民工夫妻兩地分居，他們的孤獨和性壓抑，他們像文化沙漠一樣的業余生活，他們對平等和尊重的渴望……這不是哪個具體的張三或 李四的故事，而是千千萬萬農民工的真實煩惱。”王子群說，“其中，很多都是精神層面的東西，社會目光還沒來得及聚焦這些，我只是把它們寫了出來。”
“打工讓家都不像家了”
“等回到家里，全喜才忽然感悟過來，紅麥走了，紅麥真的走了，不是搭了車跟紅蓮一起掙錢去的走了，而是把家帶走了……全喜站在空蕩蕩的堂屋里，忍不住地哭，開始是默默流淚，接著抽泣起來，抽著抽著就抖起來，雙肩顫顫地抖。”
這是王子群《臨時夫妻》中描寫的一幕，也是曾經真實發生在他身上的一幕。
那年，他每月掙600元，兒子上學每月要700元，為掙錢，妻子只能遠赴他鄉打工。“一開始沒覺得什么，第二天接到老婆報平安的電話時，眼淚止不住地流。覺得我怎么那么沒用！”那年是2008年，5個月后，他也出去打工了。夫妻二人在兩個不同的城市，天各一方。
守著家，過正常的夫妻生活，這在常人看來輕而易舉的事，對一個外出務工的農民工而言，非常“奢侈”。統計表明，我國目前共有約一億五千萬這樣的農民工大軍。
“現在農村開支越來越大，沒錢根本無法支撐，只有出去打工，打工讓家都不像家了。”在王子群眼里，夫妻兩地分居，已成為對農民工最主要的“精神折磨”。
與他的感受相呼應的，是廣州市總工會近日發布的一份《廣州市農民工幸福感調研報告》。報告顯示，影響農民工幸福感的第一要素，不再是傳統的經濟因素，而是夫妻團聚等家庭因素。
“大多數情況下，是男人為生計單獨出來，老婆只能長期留守。到了晚上，城里萬家燈火，那些撇下妻兒進城的農民工，心里不苦？”王子群告訴記者， 由于收入低、路費貴，農民工中一年能跟家屬見三次面，算多的。“即使家屬來了，在又矮又潮的工棚、集體宿舍里，也不好意思有啥過分舉動。賓館？租房？太貴 了，沒錢。”
即使夫妻在同一個城市打工，也很難過上正常日子。在王子群的小說中，農民工賴貨與妻子紅蓮一起進城半年多，但不在同一個工廠，都住集體宿舍，沒錢、沒地方，親熱一次都“很難”。小說里，賴貨說得最多的一句話就是“渴望人過的日子”。
“普通人一輩子就兩件事：吃飯，睡覺。就這兩件事，他們都很難得到滿足，我寫作的初衷就是想從這個角度反映農民工的不易。”
王子群親眼看到，一些農民工因為長期不能夫妻團聚，要么下班后去錄像廳過癮，要么去嫖娼，“有的染了病，常見一點的是性病，艾滋病也偶爾有”；要么強奸、偷竊、搶劫；有些人還搭伙做起了“臨時夫妻”。
“農民工中‘臨時夫妻’現象都是隱形的，不易察覺。只能生活久了，慢慢發現。”他向記者介紹，“在沿海企業比較密集、外來人口集中的地區，這種 現象很常見。在外孤單，農民工男女們聽到鄉音，很容易找到歸屬感，組合到一起。還有一點，農村人結婚基本都是媒人介紹的，很難說情投意合，到了外面打工， 找到自己喜歡的類型的人，機會就多了。”
在王子群看來，“臨時夫妻”現象不僅引發治安問題，也讓家庭處于不穩定的情形中。“年紀大一些的農民工還好些，比如35歲以上的，問題在年輕農民工身上體現得比較突出。有些人因為長期‘臨時’，竟鬧得勞燕分飛。”
王子群身邊就有兩對活生生的例子。兩對夫妻原本感情很好，其中一對的丈夫常年在外打工，難耐寂寞，就跑去尋花問柳，一來二去染上了性病，回家之 后又傳給了老婆。“剛開始兩人還想瞞著，偷偷去治病，后來不知怎的傳了出去，做妻子的覺得沒臉見人，喝農藥自殺了。”他說，“另一對，妻子留守在家，農閑 沒事就愛跟人打打牌，慢慢就跟牌友好上了。婆家看出了苗頭，就把丈夫叫了回來，兩個家族大鬧了一場，夫妻倆也從此成了路人。”
有報道顯示，一些企業已開始做出人性化嘗試，比如給農民工夫妻設“夫妻房”。“但太少了。”王子群評價道，“措施也不夠。我覺得政府和企業應該幫農民工鋪上一張雙人床。有時候，他們需要的只是一張床。”
王子群告訴中國青年報記者，在他眼里，還有很多可做的東西。“大的說，國家可以鼓勵企業遷往內地，給予優惠政策，這樣內地的農民工不用跑遠路， 就能在家門口賺錢了；小的說，希望能出錢給農民工夫妻團圓的機會。錢分三份，國家出一部分，企業出一部分，個人出一部分，怎么用由農民工自由把握，老婆來 或者老公回家，都行。”
農民工的業余生活幾乎是文化沙漠
“農民工不是只會吃飯、睡覺，他們也有夢想，有對精神文化的渴望。”這是采訪中，王子群一直強調的一點。
王子群始終記得，“沒有業余文化生活”，是他打工期間除兩地分居外，最感苦惱的東西。
“農民工下了工，其實沒什么有意義的事可做，幾乎就是打牌、喝酒、聊天、逛街。” 他摸索著記憶，逐一分析，“一般來說，45歲以上的喜歡聊天或者聽收音機，30歲以上的喜歡打牌，30歲以下的喜歡逛街。”
聊天聊什么？“大家活得很枯燥，又很少知道國家、社會的情況，也沒什么內容。一般是相互開開玩笑，偶爾說一些在別處打工的情形、家庭等，聊女人聊得也多。”
在王子群眼里，這樣的業余文化生活“幾乎就是文化沙漠”。
這個當時不喜歡喝酒、打牌，卻喜歡看書、聽音樂、還做著文學夢的農民工，在多年后讀到路遙的《平凡的世界》，當看到主人公邊打工、邊看書的情形時，流了淚：“我在想，農民工為什么不可以有精神追求？誰給他們提供條件？”
王子群清楚地記得，當年一起干活的工友里，自己不是唯一一個“對城里的演出、電影、風景區感興趣的人”。但是“這些地方都收費，有的還挺貴，就算你買票進去了，別人看你的眼光，總是怪怪的，走路時也都繞著你走。”
在王子群看來，這是在給他們與城市之間，劃上一堵“無形的墻”。
“按現在這種娛樂方式，農民工們只有自成一體，他們的說話方式和內容都與一般人格格不入。”他在小說《臨時夫妻》里，寫到了這樣一個細節：賴貨和紅蓮難得到一個小飯館吃飯，本打算好好吃一頓，“但因為語言溝通不便，他們的飯吃得很不開心，別人還會罵他們挑剔。”
更嚴重的是，他認為精神世界的極度貧瘠，可能“造成農民工沒有什么信仰和寄托”。“親情、友情……什么都不顧，久而久之，會干出一些傻事來：比 如，偷竊、欺騙、信仰畸形，覺得‘除了錢什么都不是’，道德淪喪，不守孝道等。”這個出身河南項城的農村打工者擔心，照此下去，中國根植于鄉土社會的傳統 人倫，會被一點點侵蝕，“在我們村里，一些留守婦女因為太空虛了，甚至信奉邪教，造成潛在的社會不穩定因素。”
王子群告訴記者，他有一個小小的心愿，希望雇農民工干活的企業，至少能給他們訂一份報紙看，或者擺一臺公共的電視。
“農民工下了工就喝酒、打牌，看似很開心，其實都是表象，他們心里很壓抑。”對此，王子群深有感觸，“如果城里一些公共的娛樂場所、活動場地，能讓農民工優惠入場，就好了。”
“也許這樣，農民工可以慢慢融入當地，提升地位，也慢慢改善人們對他們的看法。”他字斟句酌地說。
農民工最渴望受到尊重和平等對待
談到他的創作，至今最讓王子群滿意的一個評價，是《傳記文學》的副總編給的。說他的農民工小說語言平實、生動，“有趙樹理和浩然的風度”，無論作者還是小說，“都具有文學史意義”。
如今，已在廈門一家動漫公司做編劇的王子群，并不排斥自己身上“農民工作家”的標簽。“因為，我不認為農民工是‘低素質’、‘治安問題制造者’的代名詞，他們勤懇、樸實、寬容，不會要求太多，受歧視很大程度上是社會造成的。”
王子群承認，農民工身上確實有不令人喜歡的地方。“比如，農民工工作環境臟、險、亂，使得他們沒有很好的條件更換衣服、洗澡等，進出都臟兮兮 的。”他向記者舉例，“還有，農民工的基本訴求得不到滿足，他們求告無門時，往往只能采取極端措施，比如上演‘跳樓秀’討薪，更讓人們對他們缺乏好感，甚 至產生誤解、厭惡。”
王子群認為，長此以往，會讓農民工覺得低人一等和自卑，也會形成對抗心理。
“農民工現在越來越被關注了，報紙、新聞、電視晚會里，都有關于他們的節目。但是，受關注的大都是一些外在的東西，比如勞動條件、報酬什么的。其實，他們在精神上最渴望得到的，是尊重和平等對待。這種深層次的東西，社會關注得還不夠。”
怎樣才能讓農民工得到尊重？王子群認為，首先應該滿足他們的基本訴求。“農民工的要求不多，都是作為人最基本的東西。歸納起來無非是：改善他們 的生活，讓他們保持和城里人一樣的勞動時間，家庭收入能穩定，大病能得到及時救治，老人能有人照顧，孩子能在較好的學校讀書。”他掰著指頭，給記者一一數 來他眼中的農民工“身家大事”。
“現在，我們有各種各樣的媒體和專欄，但沒有一個專門讓農民工‘發聲’的地方，希望以后有類似的平臺，讓大家對農民工有一個新的、全面的了解。”
“還有，我希望戶籍制度能改進，使大家都平等，至少在名份上是平等的。”王子群最后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