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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11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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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議經濟”命題的存在其實并不吊詭。會議是一種群體活動，更是一種社會性消費，帶動相關產業發展不難理解。不僅我國，國外的情況也大抵如是。但與國外不同的是，我國“會議經濟”的形式類別更加繁雜，雖創造的產值龐大卻質量不高。
根據國際會議和大型會議協會的統計報告，世界上大多數國家只有兩種主要會議，即社團會議和公司會議，其比例為8∶2。由于我國存在大量政府機構和事業單位，會議市場增至四大類。每年舉辦會議幾千萬個，如此高密度的會議數量足以意味著，高達萬億元的“會議經濟”產值很大程度上源于公共財政的轉移支付，是公款消費過多過濫且缺乏有效監督現實的另類注解。
更值得一提的是，從參會人數看，人數低于100人的會議占全國會議總量的47.1%，500人以上會議僅占10.1%。而國際上人數500人以上的會議占會議總量的28.3%。會議規模之所以與世界平均水平差距很大，根本原因在于，我們的“會議經濟”是一種小團體內部少數人主導推動的“精英經濟”，而非“大眾經濟”——不管是政府會議還是公司會議，能參加會議的人員肯定是掌握權力或掌握資本管理權的精英人士，普通人只能站在一旁“打醬油”。
在現實的語境中，“開會”往往與身份和級別掛鉤，參加會議不是什么苦差事，而是另類的享受和“特殊的福利待遇”。譬如很多企業的年會，說白了就是企業中層以上管理人員的休閑聚會及利益分配的固定渠道。各種紀念品的采購發放、餐飲住宿旅游一條龍服務，累加在一起自然就形成了對地方區域經濟的強大推動力。
會議本是一種推進工作的形式，但構成萬億元“會議經濟”產值的要素卻不在會議這種形式本身(無論其豪華或是簡樸)，而在于行政權力資源和各種精英話語權的濫用。換言之，如果說“舉辦會議”是權力的履行和資源調配的方式之一，那么“開會”便是將資源變現為少數人盛宴的載體之一。
從這個意義上說，“會議經濟”這種并不經濟的“精英經濟”，不僅大量浪費公帑和公共資源，還是基于精英特權的“二次分配”，有損市場正義亦侵害社會公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