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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11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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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煤礦安全生產的討論，在近些年的各大媒體幾乎已經成為一個常態的熱點。甚至，略帶悲涼地 說，僅僅死了幾個礦工的安全生產事故，已經無法吸引國人的眼球了。11月10日，發生于云南師宗私莊的煤礦瓦斯爆炸事故，之所以再度引起人們的熱議，原因 恐怕不僅僅是不斷增長的死亡人數，更重要的在于事故發生后，多名目擊者和當班礦工均表示，當天的私莊煤礦值班領導并未帶班下井，事發后，礦領導齊谷明才匆 忙下井，并偽裝井下逃生的假象。
2010年7月23日，國務院辦公廳曾下發了《國務院關于進一步加強企業安全生產工作的通知》，通知規定煤礦、非煤礦山要有礦領導帶班并與工人同時下井、 同時升井，對沒有領導帶班下井或該帶班而未帶班的，按擅離職守處理，同時給予罰款。這一政策的出臺，從保障礦工本身的安全層面說，的確邁出了值得稱道的一 步。其原理在于美國法學家約翰·法比安·維特在《事故共和國》一書中所提到的，在面臨巨大風險時，最有能力應對的一方必須站出來。毫無疑問，從礦領導自身 的利益出發，一旦將他們與下井的礦工一起綁定，井下的安全系數理當將得到提升。
不過，一項政策的成功不僅僅倚賴出臺，還需要執行、監督、反饋和再修正等諸多階段。當值領導帶班下井的政策到底執行如何，目前并無一份確定的數據給出，但 是至少此次師宗礦難爆出的丑聞告訴我們，各地的煤礦在應對國家的這一政策時，必定摸索出了不少應對之舉。在這一事故中，除了帶班的安全副礦長齊谷明在事發 時偽裝下井之外，在應付上級煤炭管理機構的突擊檢查時，當地礦場也安排了觀察員這樣的人員以提前通報情況。一旦有什么風吹草動，井下的礦工便會被要求升 井，前往檢查的監管人員往往只有被隱瞞的份兒。
在中國的基層社會，類似的“貓捉耗子”的游戲并不鮮見，常常是上有政策，下則必有對策。因此，帶班領導必須下井的政策本意雖好，但在執行層面卻也無法繞過這一基本困境，最終落得一紙空文的地步也并不讓人感到意外。
當然，我們的目的在于確保此一政策的有效落實，到底應該如何補救。我們認為，除了自上而下的政府監管機構在微觀的技術上轉換監督手法、提升監督能力外，更需要一種自下而上的監督力量的存在，即提升礦工群體的監督能力。
在目前的安全生產監督體系中，一個非常諷刺的現象在于，我們最關心的礦工的生命安全，礦工本身卻對這一議題缺乏最基本的話語權。前文提到的自上而下的監督 方式，可以被理解為一種“高層推動”的模式，即礦工的生命安全系于上層精英的關注。然而，還有誰比礦工自己能在乎自己的生命安全呢？如果礦工群體本身無法 對自己的生命安全保障措施進行發言，結果則正如現實一般悲慘。
而進一步說，要確保自下而上礦工群體的監督力量的壯大，前提還在于處于分散狀態的礦工必須擁有其利益的代言人。在煤礦的開采問題上，注定要進行激烈的博 弈，國家、企業、礦工都應該在利益和風險的分配中占據各自的話語權。而就目前而言，國家自不用說，國有企業或者私人礦主也有強大的利益表達能力，只有分 散、凌亂、流動性強的礦工在這一盤博弈中處于缺位狀態。這種權力結構上的缺位，直接的后果便是領導可以偽裝下井，而礦工卻要偽裝安全。
等不了多久，相信隨著新的更嚴重的礦難事故的發生，師宗礦難可能很快離開人們的視線。然而，那些在一起起礦難中默默死去，或者雖然沒有死去但也始終默不作 聲的礦工們，卻依然處于這個國家的發展大局之外。更可悲的是，國家并非不在意他們的生死，但國家出臺的種種政策，卻始終因為礦工群體沒有空間去形成自己的 利益表達能力，而在浩如煙海的基層博弈中，被化解得煙消云散。或許我們可以這樣斷定：只要礦工群體沒有形成自己真正的利益代言人而繼續保持沉默，那么礦難 將不可能真正趨于減少，礦工們的生命安全也將越發岌岌可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