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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深度試水 探索意義深遠
    ——重慶統籌城鄉綜合配套改革試驗四周年回眸
   
    4年前的6月7日，大城市、大農村并存的重慶，接過了改革攻堅交接棒，成為全國統籌城鄉綜合配套改革試驗區。因為改革的涉及面寬、觸及利益層次深、配套性強、風險較大，重慶無可爭議的站在了中國深度破解二元結構難題的前沿。
   
    如同當年聚焦我國沿海開發區一樣，世界關注的目光，由此投向中國西部內陸，投向重慶。有8萬多平方公里土地，在山丘中既聳立起摩天大廈、又掩映著點點村落的重慶，其改革實踐對中國極具典型意義。
   
    4年后的今天，回眸重慶統籌城鄉改革的先行先試和探路探索，戶籍制度改革、農村土地“地票交易”、以城帶鄉的金融體制、“一圈兩翼”協調發展機制、以公共租賃房為重點的新型住房保障制度等等，無不環環相扣，層層推進，填上空白，切中要害。
   
    重慶市發展與改革委員會副主任、市統籌城鄉辦公室副主任徐強表示：“4年來，我們已初步建立統籌城鄉發展的體制框架。”而國內外學者普遍評價，在中國統籌城鄉綜合配套改革進程中，重慶探索意義深遠。

    打通城鄉對流通道——搭建統籌制度框架
   
    減少農村人口，提高土地效益，促進城市資源下鄉，被認為是統籌城鄉發展最根本的突破口，重慶市的改革試水也正是從這里入手，漸次打通城鄉資源的融合渠道，逐步建起統籌城鄉的制度框架。
   
    領全國之先，重慶戶籍制度改革應時而生，農民工和農村居民在自愿的前提下轉戶進城。最新數據顯示，截至8月底，全市已有約230萬農村居民轉戶。到今年 底，全市可完成300萬農民工、農村籍學生等重點人群轉戶，順利完成第一階段戶籍制度改革任務。對此，復旦大學社會學教授胡守鈞認為:“重慶戶籍改革為全 國改革破題，重慶走在了前列。”有關人士稱，對全國而言，重慶統籌城鄉戶籍制度改革，是一次重大的突破和有益嘗試，有望為全國戶籍改革探索出一個普適性的 路徑；對重慶本身而言，是建設統籌城鄉改革試驗區的重要舉措；對群眾而言，是推動城鄉居民權益公平的有力杠桿。
   
    土地一直是改革中的敏感問題，依托“轉戶”，重慶創造性地推出“地票制度”，通過將農村宅基地、集體建設用地復墾為耕地，在全市耕地總面積不減少的情況下產生新的建設用地指標，將農村的土地“變”到城市。
   
    就在大半年前，重慶市九龍坡區西彭鎮72歲的農民鄒順良還在柴灶屋燒火做飯，在豬圈蹲廁所。但轉眼間，他就住進了三室兩廳雙衛一廚、100平方米的新樓 房，用上了清潔能源，蹲上了馬桶，樓下還有40平方米的生產用房。作為城鄉建設用地增減掛鉤工作試點單位的西彭鎮，不少農民和鄒順良一樣享受到了“地票制 度”帶來的收益。
   
    自2008年12月重慶設立全國唯一的農村土地交易所以來，除實物交易外，該交易所已開展地票交易23宗，累計交易6.26萬畝，成交價款103.3億元。按規定，復墾宅基地的農民可獲得85%的價款收益，每畝至少9.6萬元人民幣。
    
    利用城鄉建設用地增減掛鉤機制，將農村閑置用地復墾后上市交易，業內人士分析說，在“地票”交易制度下，農民的收益表現為一是“得”，該得的一分不少；二 是“增”，每畝“地票”價格是過去征地價格的三至五倍，甚至更高。專家們更是高度評價，認為重慶 “地票制度”開創了城市反哺農村的新路徑，在不觸及耕地保護紅線的前提下，既解決了城市建設用地緊張問題，又推動建立了城市反哺農村的市場化機制，在保護 耕地、保障和實現“三農”權益，促進城鄉要素流通，提升農村土地價值、縮小城鄉差距，優化城鄉建設用地布局、加快城鎮化進程等方面發揮了積極作用。專家 稱：“‘地票制度’是在農村土地制度改革方面具有重大意義的政策創新，是盤活農村土地資源、促進城鄉統籌發展的最有效辦法。”
   
    在城鄉資源融合通道打通的同時，一體化的城鄉待遇也在逐步實現。今年4月1日起，重慶市城鄉養老保險全覆蓋，包括全市300多萬農村60歲以上老人在內的 2000多萬城鄉居民實現了老有所養。3年內，重慶將建成4000萬平方米公共租賃住房，重點覆蓋進城農民工、新畢業大學生等200萬城市“夾心人群”住 房需求，使30—40%的中等偏下收入群體，由政府提供的公租房和安置房等予以保障。目前，10000余戶公租房租賃戶已接房入住。
   
    香港中文大學教授王紹光曾兩次前往重慶參觀公租房“民心佳園”，他對公租房小區的建設模式、準入門檻、環境配套等感到非常滿意。他說，改革開放前30年主 要解決的是人們的衣食問題，而后30年需要重點解決的是住行問題。在全國房價居高不下、各地紛紛建設保障性住房的今天，重慶率先開展的公租房建設是一個很 好的探索，找到了解決中低收入人群住房問題的好辦法。
   
    業內專家稱，重慶大規模推出公租房，實際上可以視為住房體制進入新一輪深化改革的關鍵步驟，也是對我國在工業化、城鎮化快速發展進程中如何推進城鄉統籌的一次積極探索。

    城市資源“上山下鄉”——實現區域協調發展
   
    2006年11月，重慶市提出“一圈兩翼”發展戰略，即以主城為核心，以大約1小時通勤距離為半徑范圍打造城市經濟區，建設以萬州為中心的三峽庫區城鎮群 和以黔江為中心的渝東南城鎮群。由于歷史原因，重慶市的“一圈”相對發達，而“兩翼”地區為三峽庫區和少數民族地區，發展相對落后。
   
    “城鄉差距”、“貧富差距”和“區域差距”怎樣縮小？重慶人找到了“一石兩鳥”的好辦法。2007年5月，重慶下發了《關于建立健全“一圈兩翼”對口幫扶 機制的意見》，啟動了“一圈兩翼”對口幫扶工作。使“一圈”內的區縣對口幫扶“兩翼”區縣，每年的幫扶量不低于本級一般預算收入的1%。
   
    據統計，從2007年到2010年，“一圈”對口幫扶“兩翼”實物量累計達到7.84億元。在工業園區援建方面，共投入幫扶實物量3.4億元，實施了19 個園區基礎設施重點項目，建成標準廠房35萬平方米，以及部分配套道路，為“兩翼”區縣工業園區的發展和招商引資奠定了較好基礎。
   
    此外，“一圈兩翼”對口幫扶還支持了近200個村實施整村脫貧，建設了285個村級服務中心、衛生站、村級小學等。北部新區幫助萬州區12個貧困村發展農 業產業，渝中區按“巴渝新居”標準改造民居340戶、危舊房35戶。江北區援建的開縣南門鎮光明村柑橘產業基地、九龍坡區援建的云陽縣泥溪鄉桐林村黑木耳 基地，在幫助當地農民增收致富中發揮了積極作用。
   
    其實不僅僅是“一圈”和“兩翼”，在整個重慶，城市資源下鄉、城市反哺農村已成為常態和“流行”趨勢。
   
    僅僅在1年多的時間里，就成功引進27戶城市企業，引進資金70多億元，已完成投資近20億元——這就是重慶城鄉統籌發展示范的樣板地之一永川區黃瓜山。
   
    別以為永川黃瓜山只是一座普通的山村，這里有著中華梨村、藍莓園、來龍湖風情小鎮等眾多很“洋氣”的項目，還有“全國休閑農業和鄉村旅游示范點”、“全國 農業旅游示范點”、“市級統籌城鄉改革試點示范點”、“現代農業示范點”四塊金字招牌。去年，黃瓜山村民的人均年收入達到8120元。而黃瓜山在重慶卻并 非一枝獨秀。在風起云涌的城市資源下鄉大潮中，當外來的城市資金、技術、人才等要素遇上當地的資源優勢，產生的“化學作用”成為“一圈”和“兩翼”你追我 趕，奮力發展的強大動力。
   
    繼而，2010年初，重慶市委、市政府決定實施“兩翼”農戶萬元增收工程。通過重點扶持農戶增收，縮小“一圈”與“兩翼”農戶間的收入差距。
   
    農戶萬元增收工程，使各方面的資源開始向“兩翼”農村集聚，形成助農增收的生產力。 財政對“兩翼”農民增收的投入大幅增加，今年，市財政又新增投入5000萬元，使投入總額達到了7億元。通過政府的引導和政策的吸引，社會資源也開始向 “兩翼”農戶萬元增收集聚。重慶市農委副主任張澤洲介紹，增收工程實施以來，已累計招商引資405個項目，龍頭企業發展到700余家，完成銷售收入64億 元。
   
    農戶萬元增收工程的平臺，把各方面的資源集聚到幫助“兩翼”農戶增收上，加快了“兩翼”農民增收的步伐， “一圈”與“兩翼”農戶間收入的差距開始縮小。這正貼合了重慶市委三屆九次全委會“縮小三大差距、促進共同富裕”的精神實質。

    改革社會治理模式——創新了行政與社會管理
   
    陳秀英是重慶市巴南區魚洞街道居民。因工作的原因，她常常需要上夜班。在往年的冬天里，丈夫經常從溫暖的被窩里爬起來去接她回家。但從去年起，她不再需要 辛苦丈夫深夜起床受涼了，因為在回家路上，有一個交巡警平臺，平臺上那盞晝夜閃爍的警燈，足以讓她戰勝寒夜里所有的擔心害怕。
   
    在2010年，一個年度的平安建設即將圓滿謝幕的時候，點點滴滴的變化，絲絲縷縷的溫馨，圍繞在巴南區86萬城鄉居民的身邊。而在整個重慶，通過實施片 警、巡警、交警的功能三位一體化的警務改革，精簡機構、理順職能、強化了服務，社會治安明顯好轉。而這，只是重慶創新社會治理模式的舉措和成效之一。
   
    在探索城鄉經濟統籌發展的同時，重慶行政管理體制和社會管理方式也在同步變革。
   
    4年來，重慶市以建立適應城鄉統籌發展的行政管理體制為目標，大膽地進行創新，并通過行政管理的創新，促進社會治理模式的創新。
   
    在行政管理改革創新中，重慶市通過推行行政決策聽證、政務信息公開、政府機關規范性文件審查登記、行政首長問責、行政審批違規行為責任追究制，加快了法制政府的建設。通過推進“大農業”、“大文化”、“大交通”及開發區管理等大部門體制改革，轉變政府職能。
   
    在農村和區縣行政管理改革中，基本理順了市與區縣行政管理體制，先后4次進行區縣擴權改革，下放區縣部分經濟、社會管理、干部管理權限共200多項，下放 給萬州等六大區域性中心城市權限197項；在鄉鎮的轉型改革中，完善了鄉鎮的信訪、維穩、人民調解、綜合治理、安全生產“五位一體”工作機制，設置鄉鎮建 設管理辦公室；強化鄉鎮勞務服務和統計等職能。
   
    在行政管理體制的改革中，重慶市還實施了黨政機關與行業協會脫鉤的改革，626家行業協會中，有66家被依法注銷，560家與原所屬黨政機關徹底脫鉤。與 此同時，深化了事業單位的改革，整合組建了重慶市公共衛生醫療救治中心，建立了市、區（縣）兩級突發事件應急處理機制，提高了政府管理社會事務的能力。
   
    在統籌城鄉社會治理綜合改革中，重慶市積極探索、創新社會治理的新模式，構筑良好的社會環境，以推進和諧社會的建設。
   
    在深入推進城鄉基層民主政治建設中，重慶市推行了村村、村企、村居、村（社區）與園區聯建黨組織，加強了城鄉社區建設，整合完善了社區和村級公共服務中心 功能。同時啟動了以城帶鄉的萬名干部駐村、萬名大學生“村官”、萬名專業技術人才支農支教支醫的“鄉村人才計劃”，較為有效地改善了農村的人才結構。
   
    在創新社會治理模式中，重慶市還通過開展唱讀講傳紅色經典活動，“打黑除惡”、構建交巡警平臺、加強社會治安綜合治理等，使社會治安明顯好轉；通過深入開展“三項活動”，將城鄉社會矛盾化解在基層。
   
    在重慶已歷時4年的改革試驗中，城鄉居民正逐步享受著政策的公平，城鄉一體化的統籌發展，逐步縮小了城鄉居民在享受公共福利服務、社會保障乃至收入上的差距。
   
    或許行者在踏踏實實摸著石頭前行的時候，旁觀者卻樂意從中找出閃亮之處，以給他人借鑒。
   
    “全面小康社會的目標是實現共同富裕，而不是兩極分化，不能過分強調GDP增速和總量。”中國社科院馬研院院長程恩富認為，中國經濟社會發展已到了必須轉 變發展方式的轉折點，刺激消費、擴大內需，需要建立在老百姓收入提高的基礎上。他評價說，重慶探索城鄉統籌綜合配套改革的一系列舉措，都是關注民生、改善 民生，讓老百姓共享改革成果的具體體現，在推動共同富裕方面，重慶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探索，其思路完全符合科學發展觀的指導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