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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11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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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著我國城市化進程的加快，北京、上海等大都市的規模也逐漸擴大，單中心的擴散既不能滿足這些大都市空間形態可持續發展的要求，也不能有效避免各種城市病的發生，更不能實現低碳綠色發展，多中心發展已成為現代大都市空間格局演變的主導方向，積極加快建設城市副中心成為我國大都市多中心發展的必然選擇！
時不我待
近些年來，在我國一些大都市人地、人車之間的矛盾日益突出，嚴重影響了城市空間的可持續發展。據統計，2010年北京市常住人口已經接近2000萬，遠遠超過國務院批復的城市總體規劃中設定的到2020年達到1800萬人口的標準，并還在以每年50萬人，幾乎相當于一個中等城市的速度增長。目前北京機動車保有量已經突破470萬輛，2010年凈增機動車就達到約80萬輛。而類似的情況在上海、廣州等大都市也同樣存在。
清華大學王建民教授表示，北京在昂首邁向國際兩千萬人口大都市行列的同時，快速的膨脹也在加劇這座千年古都自身的消化不良和運行不暢，若想解決這個問題，北京必須加快副中心建設，將大量人口和一些產業從中心城區適當轉移出去。這不僅順應國際化城市發展的大趨勢，而且對疏解北京中心區城市功能、優化城市空間布局具有重要作用。
所謂城市副中心，簡單地講，就是一個僅次于城市主中心、承擔城市諸多主要功能的綜合性城市區域。一般而言，生產力發展到一定程度，就必然要求與之適合的生產關系和生產要素相跟進和配套。目前，我國城市經濟，尤其是大城市經濟，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空前發展，而與之不相適應的是現有空間的不足，基礎設施的落后，帶有自發性質形成的老中心區布局不合理，承載能力弱小，這種發展要求和現實約束釀成了一對不可調和的矛盾。這一矛盾倘若解決不好，不僅會導致城市病層出不窮，影響人民生活的幸福指數，更會影響到和諧社會建設。
“化解這對矛盾的唯一辦法就是擴大城市經營空間，高起點、高標準建立城市副中心，促進生產力布局的合理優化。東京、倫敦、巴黎等國際大城市都通過建設‘副中心’解決了城市發展中的空間矛盾。東京從1958年至今就曾三次實施‘副中心’戰略。現在東京共有7個副中心，每個副中心既是所在地區的公共活動中心，同時也承擔東京作為國際城市的某些職能。”中國社科院李建國教授如是說。
從國際上看，隨著城市規模的擴大，單中心城市逐漸暴露出市中心擁擠、通勤時間長、環境質量下降等問題。因此，倫敦、巴黎、東京、華盛頓、莫斯科等國際化大都市大多從“單中心”向“多中心”布局轉變。但中國國際城市化發展戰略研究委員會專家委員、全國工商聯房地產商會商業專業委員會主任兼秘書長朱凌波向記者強調：這些大都市的城市梯隊構成一般都具有一主一副或一主多副的特殊現象。“因此，我國各個大城市在下一步發展和競爭中，也應遵循這一市場經濟發展規律，圍繞核心，建設城市副中心，形成一主一副或一主多副發展格局，進而達到優勢互補，共興共榮，有序發展，構筑新型城市經濟的增長極圈。”
帷幕已經拉開
“十二五”時期，既是中國經濟社會發展的重要戰略機遇期，也是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關鍵期。我國各個大城市，尤其是那些一線城市，為充分、高效利用有限城市空間，進一步增強對周邊地區的輻射和帶動作用，提升在本地經濟圈和全國地位，紛紛拓展城市發展空間，加速城市副中心建設與投資，從而順暢推進本地城市化，領跑全國經濟。應該說，我國各大城市（省級）副中心建設的帷幕已經徐徐拉開！
正在朝著世界城市目標邁步前行的北京，遭遇了所有特大城市普遍棘手的人口問題。交通、就業、入學等一系列難題，或多或少都由人口問題發端。一時間，北京該如何面對這種“大城之痛”？成為了社會各界討論的焦點。目前，這一問題的答案已有了初步結果。據某媒體報道，北京“十二五”規劃綱要已明確提出，未來北京副中心肯定會向東“走”，通州則極有可能成為北京“副中心”，屆時它將全面承接中心城區功能疏解。
作為中國金融中心的上海，早在世博會舉辦之前，就明確提出了要大力加快副中心建設的步伐，使上海由“單中心”至“多中心”轉變。目前，總規劃面積達9.5平方公里的徐家匯、江灣—五角場、真如和花木等四大副中心已正式規劃出臺。
徐家匯城市副中心主要服務西南地區，規劃功能定位為城市文化、體育、商業中心，目前已經基本建成；江灣—五角場副中心主要服務東北地區，規劃功能定位為以知識創新為特色的城市公共活動中心，目前正在建設過程中；真如城市副中心，位于普陀區真如地區，規劃功能定位為服務長三角的開放性生產力服務中心和服務上海西北地區的城市公共活動中心；花木城市副中心主要服務浦東地區，規劃功能定位為浦東新區行政文化中心和市民公共活動中心。
近些年來，受惠于國家西部大開發政策，西安經濟社會得到了快速發展。“十二五”期間，西安市將以建設國際化大都市為目標，搭建國際化大都市框架，優化城市布局，打造1個核心城市、3個副中心城市、5個新城、60個重點鎮的四級城鎮體系的構架。
據西安市發改委主任王學東介紹，“1個核心城市”即打造以新城、蓮湖、碑林、雁塔、未央、灞橋和長安區為重點的主城區；“3個副中心城市”就是打造閻良、臨潼、戶縣3個新城；“5個新城”則是打造以周至、藍田、高陵、常寧、洪慶為核心的新城組團，“60個重點鎮”將打造以新豐、草堂等60個中心鎮為核心的小城鎮。 通過構建四級城鎮體系，形成功能完備、布局有序、適宜人居的一核多心、軸向發展的組團式城市發展格局。
現實制約
中國國際城市化發展戰略研究委員會專家委員、北京大學景觀設計學研究院教授李迪華在接受記者采訪時表示，從城市本身發展實際而言，并不是每一個城市都適合建立副中心，建立副中心的城市應具備一定的量和質的特性。
就量而言，副中心城市的人口總量和結構指標（流動和非流動）、城區面積、經濟總量和人均指標、基礎設施指標、環境指標、以及社會、生活、文化、教育和科技的指標應接近中心城市，或稍次之。
就質而言，首先要有鮮明的中心性、現代性和開放性，即城市的政治、經濟、金融、交通、文化等方面的輻射半徑必須超出市界、省界甚至國界，其影響力和控制力至少是區域性和全省性的。正因如此，對我國大部分城市而言，要建立自己的副中心還有很長一段路要走。
首先，從“上”到“下”缺少必要的政策支持。王建民直言，要打造城市副中心，從地方政府到國家政府在規劃和配套政策上的支持至關重要。城市副中心在發展初期直接面臨來自城市核心區域的競爭，并且處于劣勢，政府有必要通過規劃和配套政策來限制中心區域發展，從而達到削弱中心區競爭優勢，引導城市功能向副中心的轉移。
其次，城市基礎設施水準不高，綜合服務功能不強。我國很多城市基礎設施建設，尤其是交通規劃建設不盡如人意，這成為一些城市建設副中心的“硬傷”。李迪華強調，副中心與城市核心區可以在空間上保持一定的距離，但是一定要有快速便捷的交通方式保持與城市核心區域和其他區域的聯系。這樣一方面可以有助于克服區域陌生度，另一方面保證人流、物流和信息流的快速交換。日本的幾大副中心、巴黎的拉德芳斯和倫敦的加納利碼頭等均擁有與城市中心區相連的快速交通體系。
最后，城市規模和經濟總量偏低，城市綜合實力較弱。一般而言，城市副中心和城市中心只有做到優勢互補、分工協作，才可能實現“比翼齊飛”。因此，原有城市中心的規模和經濟總量量化的程度將影響和制約著副中心的建設，只有具備了一定的規模，達到了一定的經濟總量，才具備了建設城市副中心的基礎。而就現狀看，除幾大直轄市和省會城市外，真正達到一定規模和經濟總量的城市還不是很多，部分城市的綜合實力還較弱，還不具備建設副中心的時機和能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