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的“人民公社”即將終結
時間：2011-09-07 09:21:17
來源：南方周末
2011年初，擔任了37年村支書、經歷了十五任鄉黨委書記的陸漢滿終于“下崗”了。
72歲的他是“被迫”下崗的。卸任前，陸在寫給上級的信中總結自己在任期間干成的三件大事，頭一件即是：搞了37年共同體的烏托邦。另兩件是圍墾和建廟。
這個他幾乎領導了一輩子的、位于伶仃洋畔的珠三角村莊——中山市南朗鎮崖口村，被稱為中國最后的“人民公社”。在崖口，至今依然有一部分村民在實行“集體勞動，按勞分配”的“人民公社制”。
而三十多年來，當珠三角其他村莊幾乎都走上了在土地種工廠的道路后，處于黃金位置的崖口，卻反其道而行：陸漢滿不斷圍墾，把崖口村的面積擴大了6倍。到2000年左右，崖口土地已有4萬多畝，光農業用地就達到了3500多畝，成為珠三角屈指可數的大村。僅地租收入，每年就超過1000萬。圍墾的土地陸續到期，租金收入也越來越高。
37年來，陸漢滿為這個三千多人的崖口村積累的財富多達五六十個億。
然而，在財富的分配上，篤信“只做雪中送炭，不做錦上添花”的陸把從圍墾土地上獲得的租金補貼給了參與“人民公社”制的村民。而這些仍然自稱“社員”的村民基本上可以說是村莊的弱勢人群——出不去的人。
社員們參加集體勞動，一個人一年的收入一般有一萬四到一萬六，勤勞一些的，甚至可以掙到兩萬多，遠高于內地種地農民的收入。
不過即使在最鼎盛時期，“社員”也只占崖口適齡勞動人口的約三分之一——整個崖口村適齡勞動人口大概有1700多人，參加公社勞動的，最多時也不過600多人。
其他的村民，要么外出打工，要么出外做生意，他們的收入大多高過留守者。崖口村里早期走出的大學生、現在在中山做律師的譚順寧說：崖口保留下來的這套公社體制，實際上承擔的保障功能要遠大于生產功能。
然而，這個“烏托邦”或許正在消失。
隨著敬畏土地、篤信土地能為子孫后代造福而堅持囤地不賣地的老村支書的離去，隨著越來越多的集體土地被出售財富平分到個人后，“人民公社”正在失去它的制度保障——集體土地的地租。
弱勢村民的改良“公社”
每季稻收割之后，村會計就會用每一個生產隊的現金總收入除以該隊的工分總數，算出每一個工分的分值，而個人，則根據工分的多少分到不等的收入。
8月14日早上8點，52歲的程大媽來到崖口村東頭的祠堂，大門旁邊的黑板上，歪歪扭扭地寫著兩行粉筆字：14號，八點半帶桶仔秧地起秧，北山界出面吼下鋪補秧。
這是今天的農活安排。程大媽帶上斗篷，往只有村民們讀得懂的目的地走去。田頭，已經有幾個早到的村民在等著隊長分工。
程大媽們仍以“社員”自稱，村里的生產，幾乎全部由各個大隊隊長來安排。每天早上，隊長都會在村民們活動的中心——祠堂門口，寫上當天出工的地點、時間和具體事項，看到通知的社員可以根據自己的情況決定是否出工。
等到村民按規定時間到了出工地點，生產隊長就會給前來的“社員”具體派活，為了改變磨洋工和任務輕重的差別，隊長一般會將當天的任務按人頭均分。以插秧為例，如果有八個人出工，隊長就會將秧田分成八份，村民們通過抓鬮來確定誰做哪一塊。先做完的可以先走。
而工分的多少，則根據工作量由社員商量約定，比如，收割稻谷時，由于勞動強度較大，每人每天可以得到100－150個工分；而平時打藥、施肥等農活，每人每天則得到20個工分。社員們也可以根據個人情況，選擇重活還是輕活——當然，重活輕活對應的工分也不相同。
而每一個工分的分值，則與該隊每年生產的糧食總量和總收益相關。在崖口，生產隊生產出的糧食不是直接面向市場的，而是出售給村委會，由村委會以高于市場的價格收購。比如，2010年，國家的糧食市場價格為每斤1.25元左右，但村委會的收購價格卻達到1.77元，比市場價高出近50％。
每季稻收割之后，村會計就會用每一個生產隊的現金總收入除以該隊的工分總數，算出每一個工分的分值，而個人，則根據工分的多少分到不等的收入。由于各個生產隊的糧食產量可能不同，所以各個生產隊每工分對應的分值也不相同。而社員之間，由于參加勞動時間完全由自己選擇，有長有短，收入也會不一樣。
2011年上半年，由于家里比較忙，程大媽只掙了2000多個工分，早稻收割之后，分到了4000多元，而她同隊的社員，半年收入則在8000－10000元不等。
而入社村民們的口糧，可以按照市場價的30％從村集體購買，而這些糧食是村集體以比市場價高出近50％的價格從每個生產隊收購來的。這些口糧許多家庭根本吃不完，村里也容許他們將吃不完的糧食轉賣，賺取差價。
“一村兩制”
崖口圍墾土地每年的出租收入近1000萬，補貼到農業生產中的資金高達600萬－700萬元，是用資本主義補貼社會主義。
村集體對大隊糧食的高價購買，低價售出，保證了公社內種田農民的收入，但顯然，這是一本只賠不賺的賬——村集體所提供的高額補貼從哪里來？
用整個制度的創始人陸漢滿的話來說，集體制度也應該兩條腿走路，“既要社會主義，也要資本主義。”而崖口的整個制度之所以能得以運行，恰恰是因為村中所實行的“資本主義”。
與珠三角其他村莊相比，崖口擁有的資源優勢可謂得天獨厚。其背靠云梯山，面朝廣闊的伶仃洋，自上世紀70年代起，在陸漢滿的帶領下，村民即開始圍海造田，拓展疆土。
改革開放前村民逃港潮掀起之后，由于大量勞動力外流，這一工程被迫中止，而最初的圍墾因為依靠的都是村民的肩挑背扛，進展也非常緩慢。
20世紀90年代，陸漢滿再次帶領村民圍墾，這一次，他開始借助市場的力量——和一些大公司合作，由對方投資，圍墾成功之后，村里再收取一定期限的租金，期滿之后，圍墾所得土地再歸還給村里。
以崖口和中山市某公司1996年簽訂的一份圍墾協議為例。所有的投資均由對方承擔，合同期為18年，圍成之后，頭三年免租，第3到第15年，每畝僅收取100元租金，最后三年，租金繼續優惠70％。但期滿之后，該公司需無償將圍墾的土地交還村里。
這種方式發揮出巨大能量。1974年，崖口村的農業用地面積僅有5455畝，三十年后，面積擴大了6倍，達到了35000多畝。
這些土地每年的出租收入近1000萬元，最近兩年，圍墾的土地陸續到期，租金收入越來越高，這成為集體經濟最重要的來源。
但在分配這些收入時，陸漢滿卻選擇了向農業傾斜。據測算，崖口每年通過轉移支付，補貼到農業生產中的資金高達600萬－700萬元，占到了集體收入的60％－70％。
出生于貧窮農民家庭的陸漢滿，3歲時，父親即病故。小學畢業后，他就開始參加集體勞動。此后擔任過記工員、大隊的會計、公社文書等。1974年，34歲的他調回崖口當村支書，此后便一直連任。或許與自己從小的窮苦生活有關，陸對勞動者有著天然的同情，他有一個理念廣為人知，“只做雪中送炭，不做錦上添花”的事情。
在崖口，參加公社勞動的，目前主要有兩部分人，一部分是40歲以上的中年人（年紀最大的，甚至有70多歲），他們一般缺少外出技能，文化層次偏低，農業往往是他們所唯一能從事的行業；另一部分則是外出打工失敗，而不得不回村務農的村民（其中甚至不乏在外面沒有找到工作的年輕人）——按照公社的規定，只要外出的村民想回來，公社就不能拒絕。這些人只需在年初和隊長打個招呼，繳納一百多元的生產工具費即可參加集體勞動。
毫無疑問，他們都是城市化中的弱勢人群。在中國急速向前的經濟快車中，因為保障制度的缺失，他們中的許多人被越來越邊緣化，因而淪為城市貧民。
但在崖口，這一現象卻好得多。52歲的程大媽告訴記者，往年正常出工，她一年能掙16000元左右，錢雖不多，但足夠自己開支，“像我這么大年紀的，出去找工沒人要，只有種田，還能混口飯吃。”
程大媽的收入，在村中屬于中等偏下水平。據東二隊的一位村民介紹，在他們生產隊，勤勞一些的，一年甚至可以掙到2萬多。這已遠遠高出中國內地普通的種田農民。華中科技大學法學院老師郭亮到此調查后感嘆，“崖口不是一個富裕的村莊，但它卻是一個真正沒有窮人的村莊。”
現實的選擇
包產到戶初期，崖口的糧食產量不到300萬斤，但上繳任務高達163萬斤，超過產量的一半。如果分田到戶，已經是空心村的崖口，許多家庭可能連任務也完不成。
其實，崖口的村莊公社并非孤例。在中國，另一個更為著名的“村莊公社”是河南省臨潁縣的南街村，它的領導者宣稱，要把南街建設成“共產主義小社區”。其他類似的村莊還有實行社會主義“公有制”的深圳寶安區的萬豐村，走“共同富裕道路”的江蘇華西村等。這些村莊所走的道路大同小異，最終的結果也不盡相同。但至今依然堅持“集體勞動，按勞分配”，完整保留公社基本體制的，卻只剩下中山市的崖口村。
而崖口之所以沒有分田到戶，與其獨特的歷史有關。
崖口村位于中山市東南部，東瀕珠江口伶仃洋，同香港隔海相望。改革開放后，廣東出現了席卷沿海的偷渡潮。而崖口由于地利之便，率先成為了“空心村”。
恰在此時，安徽小崗村包產到戶的經驗被推廣到全國。而在上世紀80年代，中國實行以農補工政策，上繳公糧的任務非常之重。自1974年便開始擔任村支書的陸漢滿介紹，崖口當年的糧食產量不到300萬斤，但上繳任務高達163萬斤，超過產量的一半。如果分田到戶，許多家庭可能連任務也完不成。
幾乎所有的村民都支持不分。但不分也要承擔政治風險。討論持續了半個多月，村民們最后還是舉手表決——不分。
但如果繼續照搬人民公社時期的體制，也肯定行不通——此前，這一制度的弊端已經暴露無遺：低效、磨洋工、吃大鍋飯等。崖口要繼續保留這一制度，就必須改變這些制度弊端。
一開始，崖口人也不知道怎么改，只是達成了一個共識：崖口應該全面開放，有本事的人，可以外出謀生，而留下的，則結成集體共同應對風險。
如今，經過三十余年的探索，崖口已經創立了一個全新的公社制度。
賣地終于壓倒了囤地
如果將這近萬畝的海灘一次性出讓所有權，平攤下來，每人可以得到約14萬的補償，這對于一個家庭來說，簡直就是一夜暴富。
然而，陸漢滿一手營造起來的桃花源般的生活，進入1990年代后，卻不斷地面臨著危機。
1978年，在安徽小崗村農民按著手印悄悄包產時，廣東官員也冒著違法的風險迎來了全中國第一家外資加工企業——香港人投資的太平手袋廠。隨后短短的幾年時間，承接第三次世界產業轉移浪潮的珠三角便迅速蛻變為“世界工廠”，把曾經的魚米之鄉推搡著送入了現代社會。
崖口，自然不能獨善其身。
幾乎在太平手袋廠入駐東莞的同時，崖口也引進了中山市第一批“三來一補”企業。但在短暫的嘗試之后，崖口卻做出了“退工還農”的選擇。
回憶起那段日子，陸漢滿仍不免唏噓。20世紀90年代，由于來料加工廠在珠三角越辦越多，外商選擇余地日漸增多，崖口大隊既要當經營者向外找外商和訂單，又要對生產進行管理，贏利難度加大。據陸漢滿回憶，當年共投資了兩千多萬，但每年收入最高的時候也不過兩百多萬。計算下來，剛好與利息相等。但不斷增多的污染卻讓這位老人看到了工業的后患，他決定將集體力量從辦工廠中撤出來，轉而繼續圍墾。
于是，處于黃金位置的崖口，走上了一條與周邊鄉村截然相反的道路：別村的土地在投資建廠中越來越少，崖口的土地卻在工業化的浪潮中越來越多。到2000年左右，崖口土地已有4萬多畝，成為珠三角屈指可數的大村。
問題隨之而來。
隨著城市化的推進，土地愈發成為稀缺資源。早在上世紀90年代，與崖口相鄰的村莊便開始賣地，一夜暴富的神話迅速發酵，崖口村的氣氛開始變得不同尋常。
但陸漢滿卻堅持“絕不賣地”，他的理由是：賣地收益是一次性的，后代人很難分享；土地是一個地方最重要的生存資源，一旦失去對土地的所有權，這個地方的人民也就喪失了最后的生存保障。
但他的堅持卻未能得到村民的理解。公社的集體勞動雖然能給社員們一個溫飽的生活，但在富得流油的珠三角，這樣的生活遠稱不上富足。事實上，自1990年代后，村中的兩極分化便越來越明顯，那些出外闖世界的，在村中建起了一棟棟氣派的小洋樓，而參加集體勞動的，則多數住在上世紀80年代建起的一層小平房中。而在賣地致富的周邊的村莊，樓房建得更為氣派，這些都在刺激著村民的神經。
陸漢滿明顯地感覺到，人心開始“變得復雜起來”。
矛盾在2001年終于爆發。當年4月，崖口7個自然村里的祠堂外，有村民張貼出內容相同的“大字報”，矛頭直指陸漢滿，稱崖口干部不肯分田、不賣地，是在搞腐敗。
此事甚至引來了鎮政府的調查組，一個多月的審計后，崖口村重歸平靜——工作組沒發現任何經濟問題，陸是清白的。
但潘多拉的魔盒打開之后，就再也合不上了。
2008年，中山市政府做出了開發東部沿海地區的戰略部署，崖口村正處在該市開發范圍之內。根據計算，包括崖口村溫泉在內9536畝的海灘土地將作為度假區和房地產項目開發。基于保護村莊土地的傳統思路，陸不愿意將土地一次性被征收——這意味著崖口村將永遠地失去該海灘資源。經過與市國土局下屬的土地儲備中心多次的談判，村里決定以“出租”的方式使用該海灘。這種方式雖然得不到一次性的巨額補償，但農戶以后每年都能得到相當于土地產出的收益，而且至少能持續70年。為了防止可能出現的通貨膨脹，他們還堅持以每年“一號大米”的價格為補償的參考依據——村社領導人的思路仍然是盡可能地為村民和子孫后代提供一份永久性的社會保障。
但是，這時的陸漢滿已經不能再像以前那樣繼續“為民做主”。每一個村民在心里都算了一筆賬，如果將這近萬畝的海灘一次性出讓所有權，平攤下來，每人可以得到約14萬的補償，這對于一個家庭來說，簡直就是一夜暴富。于是，當村民得知村委會制定方案是租地而不是賣地時，不滿和抗議開始在村莊中蔓延。
2008年7月23日晚，一千多名村民突然同時涌向村委會，將村干部團團包圍，要求對此次租地行為作出解釋，并對村干部進行各種語言攻擊。此后，連續數天，天天晚上都有村民聚集在村委會的周圍。
一周之后，崖口進行了關于土地開發方式的股民公決，3334人中，只有28人表示反對——陸漢滿即是其一。
面對如此統一的民意，陸只能無聲抗議——他拒絕在賣地的協議上簽字；賣地之后，他又拒絕領取可以分到的14萬元錢。
孤獨的堅持者
“他人是好，但老不賣地怎么行？”
然而，陸漢滿的堅持，卻并不能阻擋外力的強力入侵。在轟隆隆前進的城市化車輪中，他的堅持變得似乎越來越“不合時宜”——不但那些渴望賣地生財的村民對他有意見，意欲征地的政府和地產商也對其產生了不滿。
今年初，擔任了37年村支書的陸漢滿終于“下崗”了。
在此之前，村民們對他的擁護出乎外人想象。幾乎每一年的換屆選舉，他都接近全票通過。村里不管是老人，還是小孩，都習慣性地稱呼他為“滿叔”。而“滿叔”是好人，則是一條連他的敵人都不會懷疑的真理——擔任村支書的三十多年間，他從不參加任何飯局，就是去鎮上開會，也不吃鎮政府安排的工作餐。由于常年赤腳，熟悉他的人常說，滿叔是“兩手最白，兩腳最黑”。
但是現在，村民們開始對他有了不同意見，南方周末記者接觸的多位村民在談起“滿叔”時，臉上多了一份遲疑，“他人是好，但老不賣地怎么行？”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社員向記者抱怨。對于滿叔不賣地的理論，他也有不同的理解，“這一代過好了，誰還想以后呢？那時自會有辦法，現在沒錢讀不起書，（到時）給你再多也沒有用。”
8月15日，記者在已經被賣掉的那片土地上看到，一個名為“翠亨新村旅游度假區”的項目已經開工，幾十艘大鐵船沿著堤壩一字排開，正在吹沙填土。在其北側，一個名為錦秀海灣的別墅群已經建成，早就開始對外發售。
賣地之后，一些微妙的變化，正在村莊里悄悄發生。
據當地村民介紹，賣地當年，村里即出現了建房高潮，一年之內，近200棟新房破土而出。這些新房少則兩層，多則三四層，平均每棟花費約在40萬－60萬元之間。
不僅如此，村里還新開了好幾家酒樓，買車的和出外旅游的村民也多了起來。
而村里的養老院，原本住著一些老人，賣地時，這些將老人送到村養老院的兒女突然“孝順”起來，將其中的7個接回了家。今年5月，剩下的幾個老人也被送到了鎮上。辦了幾十年的村養老院就此關門。
但村里的麻將館卻由原來的十幾家增加到了三十多家。更讓陸漢滿擔心的是，一種新的說法開始流行：“第一次賣地是脫貧，第二次賣地是致富”——已經有人將目光瞄上了剩余的1萬多畝灘涂。
（實習生柳大川亦有貢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