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經濟學中,產能過剩指的是產業的潛在生產能力超過了市場的實際需求所形成的供大于求的狀況。目前,國際上還沒有建立對產能過剩定性、定量的科學評價標準。在歐美一些國家,一般用產能利用率或設備利用率作為產能是否過剩的評價指標。如果設備利用率的正常值在79%~83%之間,超過90%則認為產能不夠,意味著可能有超過設備能力發揮的現象。如果設備開工率低于79%,則說明可能存在產能過剩的現象。
對中國而言,產能過剩并不是一個新問題。自上世紀九十年代中期開始,我國就告別了長期的短缺經濟時代,開始步入了產品相對豐富的時期,產能過剩的字眼就此頻現報端。而到了2004年以后,抑制產能過剩一直是管理層宏觀調控的一項重要內容。2008年年底,全球金融危機對中國開始產生了明顯的影響。為了應對金融危機的沖擊,我國出臺了4萬億元的經濟刺激計劃。經濟刺激計劃在取得緩解金融危機的積極效果的同時,產能過剩問題卻更加突出,而國家發改委也多次發布警示,提醒產能過剩可能帶來的風險。
產能過剩問題不僅出現在傳統產業中,在大多數的新興產業中更是普遍存在。比如目前國內在建的新型煤化工項目約有30個,總投資達800多億元,煤化工盲目建設和過度發展不僅加劇了煤炭供需矛盾,也直接影響到全國合理控制能源消費總量;尿素產能為3400萬噸,超過國內需求30%以上;輪胎產能的47%以上需要出口市場消化;此外,電解鋁、平板玻璃、鋼鐵、水泥、汽車等產業均存在著程度不同的產能過剩問題。
重復建設是導致產能過剩的一條重要途徑。在國家出臺了一系列鼓勵新能源新材料等新興產業規劃后,各地的太陽能、風能等建設項目一擁而上,在各地已經公布的“十二五”規劃當中,除西藏外,全國30個省、市、自治區在推廣戰略性新興產業時均存在較嚴重的重復建設風險。
在國家發改委今年公布的新產業結構調整目錄中,也將限制產能過剩行業作為一個重點內容,在限制類條目設置上加強了對產能過剩和低水平重復建設產業的限制,從產品規格、參數和生產裝置規模等方面分別對限制范圍進行了比較明確的界定,并提高了準入標準。
按說,產能過剩就意味著產品供大于求,將會導致產品價格下降,有助于抑制物價上漲的勢頭。然而事實并非如此,比如產能過剩最為嚴重的電解鋁,今年上半年雖然價格一直在低位運行,但下半年普遍預計價格將會有所上漲,而鋼材、水泥等產品的價格也大都穩中有升。在此推動下,自去年年初開始,我國的物價指數節節攀升,7月份CPI同比漲6.5%,創37個月來的新高。
值得注意的是,長期以來,由政府主導下的壓縮產能過剩的成本十分高昂。2000年之前,產能過剩的調整通常由國有銀行來買單,由此造成了數以萬億計的銀行不良貸款。據央行統計,銀行的不良貸款中有大約70%或多或少與產能過剩有關,其中由于計劃與行政干預而造成的約占30%,政策上要求國有銀行支持國有企業而國有企業違約的約占30%,國家安排的關、停、并、轉等結構性調整約占10%。
國有銀行改革以后,政府利用銀行為產能過剩融資的可能性大幅下降,通過國內外股市融資成了重要渠道。據統計,A股一級市場今年上半年已累計發行157只新股,籌資總額達1512億元。而上市公司同樣存在著強烈的再融資需求。截至目前,已有160多家上市公司提出了增發預案,計劃融資總額超過4200億元,是去年同期的近5倍;同時,還有數十家上市公司的公司債仍處于預案階段,預計將募集資金近700億元。股市的大量失血,是導致股指一蹶不振的重要原因之一。
產能過剩背景下的通脹提示我們幾點:一方面是我國通脹的類型屬于比較典型的成本推動型通脹。那些產能過剩嚴重的產品之所以價格仍能保持堅挺甚至上升,很大一部分原因就在于國外原材料價格以及國內勞動力價格上漲所致。而工業產品價格的上漲,大都能通過價格機制轉嫁給廣大消費者。
另一方面是產能過剩將使我國的宏觀調控政策陷入多重矛盾中。面對日益嚴重的通脹形勢,按照慣常的做法,最好的辦法就是提高利率。但提高利率又可能會降低消費需求,使產能過剩的問題更加嚴重。
在國內需求相對不足的情況下,產能過剩必須依靠大量出口來緩解壓力,這樣貿易順差會增加,致使國際貿易摩擦加劇和人民幣升值的壓力上升。但是,人民幣升值固然可以減少出口、增加進口,使國際收支趨于平衡,進而降低升值壓力,可是如果出口減少、進口增加的格局持續下去,又將使產能過剩的情形更趨嚴重。
這個兩難困境對宏觀調控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和精準的把握。抑制產能過剩,就是要削減過多的供給,使供給和需求恢復到市場均衡的狀態。但調控力度不能太大,要避免造成新的短缺,進而引發價格的大起大落。
其實,表面上看似悖論的通脹與產能過剩并存的現象,問題背后的癥結在于預算軟約束下地方政府和國有企業的投資沖動。也就是說,要解開這個“疙瘩”,必須從遏制地方政府與國有企業的投資沖動入手。按照張五常教授提出的地區競爭理論,中國的地方政府之間存在著類似于公司之間的激烈競爭,他們的途徑就是片面追求高產出、大規模的產業,目的就是通過做大GDP總量以實現最好的政績。由于很少考慮最大效益,產能過剩和重復建設就在所難免。
與此同時,大規模的建設必將導致對能源、原材料以及勞動力的龐大需求。再加上外圍美元貶值以及勞動力成本的提高,上游產品的價格出現了大幅度的上升,并由此帶動了整個社會產品價格的上漲,成為推動通貨膨脹的重要力量。
由此可見,地方政府和國有企業的過度投資是形成產能過剩與通貨膨脹這兩種不同副產品的根源之一。在預算軟約束以及追求GDP或產值最大化的沖動下,產能過剩不能完全通過市場價格機制加以解決,不得不主要依靠行政強制干預的手段進行壓縮。而通貨膨脹在市場調節未果的情況下,也過多地轉向行政干預的手段,并且通脹還會加劇產能過剩問題的嚴重性。因此,治理通脹實際上也有利于減輕產能過剩和重復建設現象的發生。
實際上,要遏制通脹背景下的產能過剩問題,根本之道還是要回歸到市場主導的經濟體制之中,使價格機制和競爭機制充分發揮資源配置和優勝劣汰的功能。這就要求盡量減少政府干預經濟的范圍,使投資型、建設型政府盡快向服務型政府轉變。同時加快國有企業改革的步伐,強化效益考核與預算約束的力度,避免盲目的大投資、亂投資。如果在治理通脹的同時能夠真正實現產業投資結構的優化配置,那么產能過剩問題也就迎刃而解了。
(李長安 作者系中國社會科學院經濟研究所博士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