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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11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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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聯合國糧農組織(FAO)的最新數據：二月份全球食品價格連續第八個月走高。除食糖之外，全部受監測商品類別的價格再度上揚。2010/11年全球谷物供求狀況可能趨緊。① 央行3月25日發布的《2010國際金融市場報告》指出，2011年全球流動性仍將充裕，大宗商品價格尤其是石油和糧食價格可能維持高位運行，新興市場經濟體面臨的通貨膨脹的壓力可能加大。 央行認為，全球面臨大宗商品價格上漲尤其是油價和糧食價格上漲風險，能源價格堅挺及自然災害等因素將提升農業生產成本，加之國際市場對糧食需求逐步增加，國際糧食價格面臨上漲壓力。大宗商品價格上升將誘發結構性通脹風險。現在人們開始擔心這一輪全球糧食價格上漲最終會不會演變成2008年那樣的糧食危機。
人口與資源的矛盾
“雖有數斗玉，不如一盤粟。”糧食作為基礎性、戰略性資源，是穩民心、平物價、保民生的特殊商品，而糧食安全更是構建和諧社會的物質基礎。我國人口和資源之間關系的高度緊張的基本國情矛盾，可耕地不足一直是中國農業面臨最嚴峻的問題之一。中國擁有世界可耕地9%，卻要養活卻要為世界22%的人口生產糧食與其它農產品，其人均可耕地面積僅稍高于1畝（即0.0827公頃），約為世界平均人均可耕地面積的三分之一。中國自1980年代開始的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形成了以戶為單位的農業耕作方式。由于在中國上耕作的農民占全世界農民的40%，每一家戶的耕作規模非常小，平均不到0.2公頃。在一些人口稠密的省份，每一農戶的耕作規模更小到低于0.1公頃（金寶瑜，2007）。隨著近年來城鎮化、工業化進程的加速，房地產用地和企業用地不斷擴張，耕地一再受到侵蝕，目前中國耕地面積僅約為18.26億畝，比1997年的19.49億畝減少1.23億畝，中國人均耕地面積由10多年前的1.58畝減少到1.38畝，僅為世界平均水平的40%。18億畝耕地紅線岌岌可危。② 學者陸學藝指出，除了可耕地流失之外，土地的肥力也衰退了，原因是化肥的使用增加而有機肥的使用減少。然而生產現在氮肥則需要耗費大量的礦物原料，甚至需要長距離的運輸，中國的鉀肥70%依賴進口、磷肥原料硫磺70%依賴進口③，這又會耗費更多的燃料。過度依賴化學（化肥農藥）和礦石燃料的農業耕作方式很容易觸碰到“增長的極限”。同時，集約化農業的過度種植，加速了土地資源退化。休閑輪作，這是我國五千年農業文明中形成的用地、養地的成功法寶，現在卻已沒有條件實施。
此外，作為農業和糧食產業命脈的水資源也嚴重匱乏。我國人均水資源量只有2,076立方米，僅為世界人均數量的24%，遠低于世界水資源豐富國家（加拿大人均水資源94,314立方米，美國9,985立方米，日本3,389立方米，法國3,218立方米）。另外，我國水資源分布極不平衡，與農業糧食主產區很不匹配，加之我國是世界上灌溉面積比例較高的國家，用水總量高達3,440億立方米，占全國用水總量的66.5%。全國常年缺水量多達300億立方米，遭受干旱威脅的耕地面積在2-3億畝之間，旱災成為制約農業糧食可持續增長的致命因素。還不容忽視的是，一方面中國淡水資源貧乏，另一方面淡水資源還在惡化，水源污染還在加劇，從而更加重了淡水資源的短缺，成為制約糧食產業可持續增長的致命因素。人口眾多、可耕地有限且水資源稀少，使得中國農業發展嚴重受限。
與水資源缺乏相呼應的是，我國農田水利設施年久失修或者是修筑的面積和力度不足。正如水利部部長汪恕誠在《解決好水問題，保障國家的糧食安全》一文中談到水利對糧食安全的挑戰所指出的那樣，農業灌排基礎設施不完善，用水管理粗放，糧食生產用水效率不高，浪費嚴重。中國的灌區大多修建于上世紀五、六十年代，受當時的經濟和技術條件的限制，一些灌排工程標準低、配套不全，經過幾十年的運行，不少工程存在工程老化嚴重、效益衰減等問題，造成糧食生產用水效率不高。目前，全國灌溉水的利用率僅有45%左右，糧食作物的平均水分生產效率僅1.0kg/m?左右。節約用水的潛力還很大。
市場化的農業生產
正如學者嚴海蓉在《小農超越全球資本主義評：“糧食主權人民論壇”》所指出的那樣：在市場被不斷增多的農業農產品公司驅動的背景下，在化肥農藥等生產要素高度（過度）市場化和部分高度依賴進口的情況下，沒法不和市場交易的中國小農戶的生產主權最多只有部分的保障。在今天高度商品化的社會，中國“農戶經濟”的生產方式是兩頭在外，即農資甚至是種子由資本化的大市場提供，農戶生產的產品，如果不是為自己家庭消費的話，也是通過大市場完成價值實現的。 “農戶經濟”是高度商品化的生產流通過程中的個體“加工”生產者。生產者受制于兩頭，沒有掌控的能力（嚴海蓉，2010）。
而自2001年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WTO）后，農業的生產也被納入到世界經濟貿易體系中。根據中國與WTO成員國談判的規定，中國加入WTO條件可分為：一，市場進入（market access）；二，限制和縮減對農業生產者的補助；三，限制和縮減對于農產品出口的補貼。中國也被要求消除許多農產品進口的技術障礙。市場進入的規定包括削減關稅以及配額關稅制之下的最低市場進入機會（minimum access opportunities under a tariff-quota system）（Lardy，2002：75）。市場進入包括降低平均法定關稅和配額關稅稅率制度（tariff-rate quota system).根據財政部2007年12月21日公布的消息：從2008年1月1日起，我國將進一步調整進出口關稅，調整后，2008年的關稅總水平為9.8%，其中，農產品平均稅率為15.2%，工業品平均稅率為8.9%。④ 于是相對應的其他發展中國家的關稅稅率卻要比中國高的多，如阿根廷、巴西、印度和印度尼西亞的稅率分別是30.9%、 27%、32.4%與36.9%。在配額關稅稅率方面，中國對許多農產品適用很低的配額稅率，根據國務院2011年關稅實施方案，小麥、玉米、稻米的配額稅率仍然是1%，⑤ 而且，對這些農產品的配額也很大，中國社會科學院農村發展研究所所長張曉山根據主要耕地密集型農產品2006年進出口數量粗略計算得出，2006年國外為中國提供農作物凈播種面積為2445.6萬公頃，國外提供的農作物播種面積占國內面積的15.6%，占全部耕地資源的15.3% (張曉山，2008）。在農業生產的補貼方面，中國遠遠落后于發達國。經濟貿易合作組織（OECD)2005年發表的《農業政策評論》報告書中也承認，中國對農業的補助比大多數OECD國家要低得多。2002—2003年間，中國政府給農民的補助平均約占農民收入的6%，而同一時期的美國、歐盟與OECD給農民的補助則分別占農民收入的20%、34%與31%，日本政府給農民的補助則相當于農民收入的55%（OECD News Report, November 14 ,2005)。因此從這一點來看，中國農業根本沒法在市場上與這些國際農產品有公平的競爭，甚至可以說在未進入市場之前中國的農產品就已經敗下陣來。與我國農產品大量進口恰恰相反的是，我國的農產品出口卻在國際技術壁壘面前步步退縮，根據2008年8月的新聞報導，中國商務部表示，每年有90%的中國農產品與食物出口遭遇到其它國家的貿易障礙，每年損失達90億美元。現在，受影響的農產品已經從蔬菜、水果、茶與蜂蜜擴大到動物與水產。技術性的貿易障礙已經成為中國農產品出口的最大阻礙。⑥
不難看出，在日益市場化的今天，中國的農業正在被納入到世界經濟體系中去，而兩頭在外的中國農業很難在這世界市場中達成比較利益。在全球資本資本進一步擴張的浪潮下，中國農業還要面臨資本擴張下的大農場農業的競爭，無組織、分散的中國家庭式小農業根本阻擋不了資本農業的車輪。
家庭承包經營下的小農生產
亞當·斯密和卡爾·馬克思雖然有很多分歧，但是共同認為商品化會導致小農經濟的質的變化。而以恰亞諾夫和舒爾茨為代表的小農經濟理論家卻認為，現代市場經濟下的小農經濟可能持續的事實。而華裔學者黃宗智卻指出，隨著80年代家庭生產責任制在長江三角洲的引進，農業產量停止了增長，而極少有農民在市場刺激下的家庭生產走上致富的道路（黃宗智，1992）。中國60年來的農業走了從分到合，從合到分，今天再嘗試著以集體的形式經營農業合的曲折道路，也說明農業的生產組織模式也要隨著時間的推移不斷變化發展。
伴隨著新自由主義在二十世紀末期的盛行，以世界銀行（World Bank）和國際貨幣貿易基金組織（IMF)為代表的國際金融機構針對亞非拉國家20世紀80年代所出現的債務危機（Debate Crisis），通過經濟援助的附加條件（Aid Conditionality）對這些國家經濟所實施的“結構調整”（Structure Adjustment)方案,在這一方案中“私有化”（Privatization）則是其核心理念。不但是大量亞非拉的國有企業成為跨國公司資本附庸，大量的土地也被兼并、買賣，根據國際糧食政策研究所2009年（The International Food Policy Research Institute(IFPRI)）的資料顯示，在2006年到2009年中期，國外的投資者大概在發展中國家購買或者租用了3700萬英畝到4900萬英畝的土地。⑦這些發展中國家的土地不再是為本國生產糧食，而是為世界市場提供產品。這也就可以解釋為什么在過去四十年里，世界人口增長了一倍，農業產出是原來的2.5倍(Greenpeace,2009)，但是饑餓和糧食危機依然困擾著當今世界。單打獨斗的家庭承包經營下的中國式小農不但受制于資源的匱乏，還要面臨強大的國際農業市場的沖擊，很顯然，這樣的農業發展問題已然成為我們糧食生產安全的巨大瓶頸。因此，從這個角度看，我們的農業發展需要有新的思維。本文的目的與其說是給出結論，毋寧說是提出問題，希望能夠給引起對我國的農業發展新的整理和思考，進而走出一條適合我國發展的另類道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