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傳播城市化專業知識為己任
2024年11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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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今世界的資源環境、科學技術、社會變革和發展理念都處在快速的變化之中，我國的城市化建設不能照搬一百年前或幾十年前別國的發展模式，而必須充分吸收人類文明發展的先進成果，以生態文明為目標取向，創新城市化的新模式，為可持續發展奠定重要基礎。
城市化應成為經濟社會可持續發展的重要基礎
資源環境可持續是人類文明可持續的基礎。由于城市化是經濟社會發展的必然趨勢，我國在未來三四十年中，城市化率將提高30多個百分點，城市人口將凈增3億多人，城市總人口將超出10億人，比美、英、德、法、意、加、澳這7個發達國家的總人口還多。因此，中國的城市化不僅是21世紀影響中國的大事，而且是影響世界的大事。人口、非農產業和物質消耗與排放大規模聚集的城市化，如果加劇了資源枯竭、環境惡化和社會失穩的進程，則城市化必將不可持續。反之，如果城市化在節約資源、改善環境、促進社會和諧中起到了決定性作用，則將為經濟社會實現可持續發展奠定重要基礎。
我國的城市化必須為可持續發展奠定重要基礎，否則，我們將會掉進發展的“陷阱”。實現這種選擇雖然有很大的難度，但也有很好的條件。難度主要是傳統模式的城市存量及其慣性巨大，我國現有的城市人口規模龐大，但其布局和結構仍較落后，其巨大的慣性仍在使增量按傳統城市的模式迅猛擴張。這些城市較普遍地存在著一些傳統模式城市的弊病：非農產業無序聚集，相互間物能投入產出關聯度低，資源難以就地、就近循環利用，高消耗、高排放成為痼疾；耕地、林地、濕地被侵占，加劇資源消耗、生態失衡；一些城市設施建設只求眼前視覺效果，不顧日后的隱患風險；垃圾圍城，環境污染較嚴重；道路擁堵，出行困難；生活成本高，生存壓力大；管理落后，辦事效率低，等等。好的條件主要是：城市化的增量部分可以在新的起點上進行科學布局和資源配置。城市是人才、信息和科技研發的中心，只要確立了城市可持續發展的各項相關原則和衡量指標，以此為最低標準，激勵創新超越，就有可能使城市化的增量部分進入可持續發展軌道。由于我國城市化的增量部分將占整個城市化總量的三分之一，這一塊率先轉向可持續發展，其意義就十分重大：首先，它可以切斷老城市（或老城區）走傳統模式的慣性擴張之路，而且走新路比走老路的即期和長期綜合成本都更低；其次，它可以為老城市（或老城區）的模式轉換提供經驗借鑒、壓力釋放空間和回旋時間；再次，增量轉移，即產業、人口、需求的轉移，將使老城市（或老城區）的房價回歸理性，人流、車流超負荷承載得以緩解，并為城市的社會建設提供良好條件。
生態城市是城市化與生態化的融合
人類建城的歷史可以追溯到幾千年前，古人對城市的選址、布局、建筑都很有講究。而近代的城市則飽受污穢、水旱和瘟疫之苦。現代的城市除前面所提到的弊病外，還有不少，如能源瓶頸等困擾，現代城市規模大的人口超千萬，人口超百萬的就更多，一旦缺電、缺水、缺油，社會問題就會爆發性地顯露出來，能源短缺將直接導致城市的衰落。
可持續發展的城市只能是生態城市。什么是生態城市？不能簡單地把花園城市、田園城市、山水城市、森林城市等理解為是生態城市。生態城市不是城市要素與環境要素的相加，而是二者的融合，它至少有以下四個方面的重要特征：
第一，能充分利用所在空間自有的可再生清潔能源，如太陽能、風能、水能、氫能、地熱能、生物能等，其外部輸入的能源清潔、安全、可持續；而且自有可再生能源在總能耗中的占比愈高和利用率愈高，其抗風險的能力就愈強，廢熱污染對環境的影響就愈小。
第二，資源循環利用最大化，消耗和排放最小化，替代可持續；而且生產的目的是產品服務效用最大化，能以最小的物能投入實現需求滿足的最大化。這兩者缺一不可，如果只有前者而沒有后者，仍然只是形式上而不是實質上的生態化，仍然走不出高耗低效的怪圈。例如，在近些年我國一些地方城市化加速的過程中，城市住房需求強勁，不少人都卷入炒房狂潮中，購有多套住房待價而沽的家庭已不是少數，而他們在同一時間實際消費的住房只需一套，低收入家庭則望“房”興嘆，因而無論建筑領域如何降耗減排，其整體效果卻是物質投入最大化，效用需求滿足卻是最小化，而且嚴重阻滯了城市化進程。又如，大力發展和普遍利用公共交通，就能以最小的消耗和排放滿足居民出行的效用需求，但一些地方私人汽車購買的無限膨脹不僅大大增加了消耗和排放，而且造成交通擁堵，使出行效用需求滿足最小化，這就使得無論汽車生產領域如何降耗減排都于事無補。
第三，城市的人與社會、社會與自然形成全面協調的共生網絡系統。這個網絡系統運行的趨向是系統功能不斷完善，而不是某個組成部分“一家獨大”地膨脹；網絡系統所提供的產品有不斷增進人類身心健康和生態平衡的功效，而不是數量的盲目增長；網絡系統在演替中不斷促進經濟、社會、文化、生態的發展，趨向于生態學持續力最強的穩態，而不是多樣性衰減的系統脆弱平衡。例如，在傳統的工業化城市，工商業過度膨脹，人口過度膨脹，少數人利益過度膨脹，這樣的城市生物多樣性喪失和環境污染嚴重，社會貧富兩極分化，人與人的社會關系和人與自然的關系嚴重失衡，它就沒有形成人與社會、社會與自然全面協調的共生網絡系統，在發展上就不可持續。
第四，始終處于最佳生態位和具有最強組織力，與各種承載力上下限保持足夠距離，有在閥值范圍內自我調節、完善、強化的功能，有不斷增強的承受沖擊力、利用外力、同化異力的轉換融合功能。例如，城市的選址和布局占用耕地、林地、濕地最小化，避開斷裂帶，近水無洪澇之害、靠山無崩塌之憂，由于它不沖擊農業和生態，地質安全，反過來其生態位也就不受農業和生態保護的沖擊，發展的經濟、社會、生態成本就很低，并具有強大的抗逆力、吸引力和同化力。
城市生態化發展過程中社會建設的重點
城市的生態化發展是生態文明建設的重要構成，二者同屬一個統一的過程，在這個過程中必須高度重視社會建設。從社會的現實出發，在一個相當長的時期內，社會建設需要重點解決好以下突出問題：
一是教育問題。人在很大程度上是教育的產物。在過去自給自足的農業社會中，由于家庭承擔著農業種養技術的傳承，工匠承擔著非農技藝的傳授，學校則側重于文化、歷史、封建秩序和人倫的教育，這種教育模式適應了那個時代的需求并維系了社會的有效運行。在市場經濟社會中，復雜的社會分工將復雜的專業知識和技藝、哲學、科學、倫理、歷史、法律等教育全面轉向學校，與此同時，傳統的大家庭及其相關職能解體，家庭教育退至生活常識領域；由于分工和市場經濟的開放性、競爭性推動，學科、專業知識增長迅猛，分工日細，使得一個人從幼教開始，直至碩士、博士畢業，經過漫長的20年左右的學校教育，仍只是在某一個狹小領域成為具有一定專業知識的人，在其他眾多知識領域仍然是一個“盲人”，這就使得許多人在復雜的自然和社會整體面前，都難以避免要陷入“盲人摸象”的片面認識之中，在各種危機面前變得“集體無意識”；互聯網的出現，在某種程度上又使得越來越多的人沉迷、游戲于虛擬世界，對現實世界的認識更為膚淺、片面、極端。自然被“肢解”得面目全非，社會陷入復雜矛盾交織的困擾之中，這一切都是囿于一孔之見、一己私利的人依據膚淺片面的認識，利用巨大的物質技術力量，追逐各自利益的最大化的結果。要解決好自然和社會問題，首先必須解決好人自身的教育問題。必須把基礎教育、社會教育和終身教育緊密地結合起來。基礎教育必須解決好如何做一個身心健全并有益于社會、有益于人類、有益于自然的人的問題，這個問題解決不好，教育就是失敗的。要解決好這個問題，就必須以可持續發展為指導，創新生物學、生態學、倫理學、心理學、歷史學、社會學、哲學、法制、科技知識教育，使所有的人都具有移情能力、身心自我平衡能力、道德勇氣和社會責任感。社會教育必須充分利用大眾媒體，以鮮活的自然和社會實例及生動的理論述評、全球可持續發展理論與實踐展示、生態環境和社會問題新聞等形式，使所有的人都能及時地了解社會和自然的動態，既開眼啟智，又增強責任擔當意識。終身教育不僅是專業知識教育的延伸、更新，而且是人的全面發展的必需。
二是民生問題。解決民生問題的根本出路，應當從社會和諧與自然和諧中尋找。首先，要以最小的物能消耗和排放，實現效用服務的最大化，這需要解決好資源占有與共享的矛盾。例如，城市住房由購買為主轉向租賃為主，由投資品回歸民生必需品，就可以消除少數人屯房的巨大資產閑置浪費和投機牟利行為。其次，將就業和分配從資本增值的工具和權力尋租的對象，轉向各盡所能、各得其所，使收入的差距不致動搖民生之基。當前可做的是創新和完善教育、醫療、住房、失業、養老等社會保障制度，激勵自主創業，建立和完善按“能”就業和公平分配的制度。
三是管理問題。權力集中、以權謀私、官僚主義、高耗低效是社會管理中的突出問題。社會管理必須在制度和用人兩個方面推進改革。制度建設要堅守公平正義、公開透明原則，接受全民參與、全面監督，嚴懲一切貪腐犯罪、瀆職行為，追究錯誤或事故責任，消除特權殘余。用人應以實踐檢驗為唯一標準，而不是以領導個人好惡為標準。一個稱職的管理者必須是熟悉基層、敢于直接面對和解決矛盾、為廣大群眾所信任的人，而不是高高在上、遠離群眾、躲避矛盾、一門心思跑上層、拉關系的人；必須是愛聽真話、聞過則喜、從善如流、善于集中群眾的智慧和營造和諧氛圍的人，而不是自高自大、獨斷專行、渾身長刺、處處傷人的人；必須是清廉公正、心胸坦蕩、求真務實、敢于擔當的人，而不是唯我獨尊、拉幫結派、以權謀私、貪功諉過的人。社會管理必須在制度和用人兩個方面有突破性的創新，如果民情民意沒有暢通的表達渠道，社會管理沒有及時的反饋調節機制，就會使社會被無形撕裂，使矛盾積累、激化；如果干的不如看的，看的不如吹的，吹的不如送的，送的不如親的，就必然會導致人才的逆向淘汰，這種潛規則一旦盛行，就會出現社會管理高成本與低效率并存的局面。只有通過實踐選人，才會有事業興盛、人才輩出的可靠保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