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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11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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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開放是中國經濟能夠保持30年高速度增長的奧秘所在。早在20世紀80年代中期，中國領導人就意識到，中國改革不能停留在“摸著石頭過河”，“走一步，看一步”的狀態，而是需要全面、系統的改革。
1992 年10月召開的中共十四大確立了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目標。接著，在1993年11月召開的中共中央十四屆三中全會上，通過了題為《關于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若干問題的決定》的市場化改革總體規劃。中國開始按照這個規劃藍圖進行各方面的改革，其要點是：1）建立包括商品市場、勞動力市場、金融市場在內的市場體系；2）實現經常項下人民幣有管理的可兌換，全面推進對外開放；3）通過“國退民進”，對國有經濟的布局進行戰略性調整；4）實行“放小”，將數以百萬計的國有小企業和鄉鎮政府所屬的小企業改制多種形式的私營企業；5）建立健全以間接調控為主的宏觀經濟管理體系；6）建立新的社會保障制度；7）轉變政府職能；加強法律制度建設。一個對世界市場開放的市場經濟體制框架在中國初步建立起來。
30 年改革得失
市場經濟體制的逐步建立，解放了久為落后制度所束縛的生產力，促使中國經濟在20世紀90年代實現了持續的高速增長，具體表現為：
—— 在計劃經濟的條件下，國家工業化是在城鄉隔絕的狀態下通過國家動員資源和強制投資的手段進行，這大大限制了工業化的進度和經濟的整體效率。市場經濟體制的建立和民間創業活動的活躍，則使得生產要素開始從效率較低的產業向效率較高的產業流動。改革開放以后，中國有高達2.5億左右的處于低就業狀態的農村剩余勞動力轉移到城市中從事工商業。與此同時，約7萬平方公里的農用土地轉為城市用地。生產要素大量向相對高效的部門轉移，有力地支持了中國經濟的高速度增長。
—— 靠投資驅動的經濟增長模式的一個重大缺陷，是由于投資報酬率遞減規律的作用，為保一定的增長速度，投資率必須不斷提高；與此相適應，消費需求會相對萎縮，造成內需不足。出口導向戰略的重要作用，就在于利用發達國家儲蓄率偏低造成的機遇，擴大出口，用凈出口的需求彌補國內需求的不足，拉動產出高速增長。
—— 實行對外開放的另一個重要作用，是通過引進外國先進裝備和先進技術，在大規模人力資源投資還沒有發揮作用的條件下，迅速縮小本國與先進國家之間的技術水平差距，使高速增長得到技術進步的支撐。
然而，中國在20世紀90年代初步建立起來的市場經濟體制還是很不完善的。這種不完善性，主要表現為國有部門仍然在資源配置中起著主導的作用。
其一，雖然國有經濟在國民生產總值中并不占優勢，但仍控制著國民經濟命脈，國有企業在石油、電信、鐵道、金融等重要行業中仍處于壟斷地位。
其二，各級政府握有支配土地、資金等重要經濟資源流向的巨大權力。
其三，現代市場經濟不可或缺的法治基礎尚未建立，各級政府官員享有很大的自由裁量權，通過直接審批投資項目、設置市場準人的行政許可、管制價格等手段，直接對企業頻繁干預。
這種情況的發生，有著深刻的社會和歷史根源。在改革初期，不但政治領導人和計劃官員傾心于日本、韓國、新加坡等國家的“政府主導型市場經濟”和“威權發展模式”，即使以歐美式自由市場經濟為改革目標的經濟學家也承認，在市場發育程度很低的情況下，政府不能不承擔更大的協調責任。
但是，在上述國家的“政府主導型市場經濟”模式下，政府干預主要表現為對信貸活動的“窗口指導”和對產業發展的政策引導一類活動實現的，政府并不直接進行經營活動。中國則擁有龐大的直接管理國民經濟的國家機器和強大的掌握國民經濟命脈的國有經濟，因此中國國有部門對于經濟的控制和干預更為直接有力，形成了一種“半統制經濟、半市場經濟”的格局。
當21世紀初國有大企業進一步改革受到阻礙，出現“國進民退”現象，以及以宏觀調控的名義加強政府對微觀經濟活動的控制和干預時，國家資本主義的趨向就變得十分明顯。 應以改革回歸市場化正途
當前在中國政界、商界和學界，有一種觀點認為，以國有經濟主導經濟、強勢政府“駕馭”市場為主要特征的“中國模式”，能夠正確制定和成功執行符合國家利益的戰略和政策。這不但創造了30年高速增長的奇跡，而且在全球金融危機的狂潮中屹立不倒，為發達國家所爭羨，可以充當世界的楷模。
另外一種觀點則針鋒相對地提出，中國過去30年高速增長的奇跡來源于市場化改革對創業精神的解放，而靠政府強化行政管制和大量投入要素資源實現的增長，遲早會造成嚴重的經濟社會后果。原因在于：
—— 與強勢政府控制整個社會的體制相適應的粗放增長方式不可持續。近年來，這種增長造成的資源枯竭、環境破壞、居民生活水平提高緩慢等問題愈演愈烈。正像日本、韓國、臺灣等最先采取出口導向政策的國家地區一樣，中國在經歷了十來年出口推動的繁榮后，在21世紀初期在微觀經濟領域出現技術進步緩慢、效率下降等弊病，在宏觀經濟領域，則出現了貨幣超發、資產泡沫生成和通貨膨脹壓力增大等病象。所有這些都警示：如果不能盡快打破體制性的障礙，實現增長方式的轉變，將不可避免地導致經濟和社會災難。
—— 各級政府日益強化的資源配置的權力和對經濟活動的干預，使腐敗迅速蔓延，貧富差別日益擴大，官民矛盾激化，甚至可能醞釀社會動蕩。20世紀90年代初期商品價格自由化，曾經阻斷通過商品價格雙軌制尋租的“官倒”們的財路。然而，行政權力不肯退出市場，使尋租的基礎得以在許多領域繼續保持。由于體制演進的路徑依賴，一旦進入政府主導的路徑，從尋租活動中得利的既得利益者，必然會力求推動“半統‘制經濟、半市場經濟”的體制向國家資本主義乃至權貴資本主義發展。如果沒有步較大的改革使中國回歸市場化、法治化和民主化的正途，就會鎖定在這一路徑中。一旦鎖定，就會像諾斯( Douglas North)所說，除非經歷很大的社會震蕩，否則難以退出。
事實上，如何從“政府主導型市場經濟”向更加自由開放的市場經濟轉變，幾乎是所有在高速趕超發達國家的發展階段上采取“政府主導型市場經濟”和“威權發展模式”的國家和地區都曾經遇到的問題，中國也不例外。在中國這樣的原計劃經濟國家，如何防止“政府主導型經濟”和“威權發展模式”蛻變為權貴資本主義，實現平穩轉型，意義尤為深遠。 解決這一問題，不僅有待于政治領導人和各界人士的共同努力，經濟學家顯然也責無旁貸。這是一個近20年來國際經濟學界和國際組織一直熱切關注的問題，也是對經濟學自身，尤其是對發展經濟學、制度經濟學、政治經濟學的挑戰。經濟學應勇敢面對這一挑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