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聞分析
大不見得就是好
幸福城市是什么?對于這一問題的回答可謂是仁者見仁,智者見智。
很長一段時間以來,不少人以為,越是大的城市,生活就會越幸福。于是,越來越多的城市把建設國際化大都市作為自己的發展目標,“規模崇拜癥”讓這些城市規模擴張愈演愈烈、基礎設施越建越豪華,但殊不知,此類發展帶來的負面效應也不斷顯現。
資料顯示,城市無序擴張使經濟資源、社會保障等過多向大城市傾斜,勞動力過分向大城市流動,隨之而來的一系列環境、交通、住房、就醫、就學壓力使得大城市不堪重負。基于此,與幾年前大學畢業生“首選留京”的目標不同,近一兩年,選擇京外和基層單位就業的北京高校畢業生逐漸增多。可以說,類似的諸多現實問題向我們表明:城市發展未必就是越大越好,而大也未必就能給人帶來舒適感。
早在1978年,我國的城市化率有17.4%,到了“十一五”期間,我國的城市化率已達46.6%,超過100萬人口的特大城市已有118座。而據悉,到2015年,我國的城市化率將提高到51.5%。目前,像廣州、北京和上海等則已經成為超大城市,常住人口均超過千萬。
隨著城市規模的日益擴大,現代大中城市普遍存在的人口增多、用水用電緊張,交通擁堵等社會問題已經嚴重影響了居民的日常生活。
2010年,中國社科院發布的《中國城市發展報告》藍皮書認為,發展質量、協調性、和諧性仍是高速城市化進程中不可忽視的挑戰與課題。以一線城市為代表的大城市,土地城市化快于人口城市化,且存在過度膨脹的隱憂。而能源供應不足、交通擁堵、水資源供應缺乏等關乎可持續發展的“城市問題”也考驗著城市管理者們的智慧。
正如不少專家所指出的,“城市病”的根源在于城市化進程中人與自然、人與人、精神與物質之間各種關系的失諧。長期的失諧,必然導致城市生活質量的倒退乃至文明的倒退。
首先是城市定位不準確,貪大求洋。
中科院院士陸大道在接受媒體采訪時認為,10年之前,全國范圍內不同類型的城市都開始做起了“大規劃”,領頭的是直轄市和省會。他曾對此期間的造城風波做過詳細調查,“大規劃”在2003年~2004年達到一個高潮。據不完全統計,在全國600多個大中小城市中,有180多個提出要建設國際化大都市,至少有40多個提出建設中央商務區(CBD),至少有10多個瞄準建設國際或地區性的金融中心。整個世界才有幾個國際金融中心?而國家給北京的定位是“國家首都、國際城市、文化名城、宜居城市”,這個定位本來是很清楚的,但這么多年北京市的發展沒有或無法完全按這個定位辦,由此帶來諸多難以解決的負面問題。
其次是在城市發展規劃中缺乏環境保護意識和有效措施。
比如在交通體系建設中,一些城市沒有考慮到節能,無限制地發展大排量汽車,結果加劇了環境污染和能源緊張。
以加拿大首都渥太華和巴基斯坦首都伊斯蘭堡為例。這兩個經濟發展水平相差很大的城市有一個共同的特點:城市不大,人口不多,環境優美,適宜居住。究其原因,兩個城市在建設前均有明確的城市功能定位——國家行政和文化中心,并為此制定和實施了長期的城市建設規劃。
更值得稱道的是,兩個城市在建設過程中都遵循了因地制宜,最大限度保護自然環境的原則。在這兩個城市里,從一片街區到另外一片街區,往往都要穿越一片從未開發過的原始森林。
“天人之際,合而為一”,“和諧”的理念自古就有。“健康城市”、“宜居城市”和“生態城市”,更不能只停留在概念上。否則,你的幸福感就會在不知不覺中被悄悄偷走。
“城市病”如何防治?
要避免城市諸多問題出現,就要盡快發展臨近的中小城市,縮小大城市與中小城市的環境差距,掌握其間的平衡。
隨著城市化進程的加快,不少城市出現了交通擁堵、空氣污染等“城市病”。
對于現代“城市病”的起因,全國人大代表、天津市環保局總工程師包景嶺介紹說:“理論上有一種磁石效應,一個環境好、生活方便的城市會在短時間內吸引很多人,但是資源總量是一定的,一個城市所能容納的人口也是有極限的,最后的結果就是城市環境變差,人人都不滿意。”他表示,要避免這種問題出現,就要盡快發展臨近的中小城市,縮小大城市與中小城市的環境差距,掌握之間的平衡。
“幸福的城市要圍繞百姓需求,滿足百姓對生態環境的需求。要讓市民喝上干凈的水、呼吸上清潔的空氣、吃到安全的食品、提供安靜的綠色空間。”全國人大代表、中國環境科學研究院院長孟偉也認為,建設“幸福城市”、治愈“城市病”需要發展中小城市群,縮小城市之間的差距。
2010年,上海世博會的成功舉辦,給上海打開了一個發展的新機遇。“其實中國很多大城市與國外城市硬件接近,但是生態環境等軟件卻差距較大。”全國人大代表、上海市環保局局長張全表示,世博會期間,上海不但攻克了平均每日有序調度約40萬人次客流的高難度城市治理課題,而且還實現了良好的環境質量。如何鞏固世博會時期的環境治理成果,并在“十二五”期間繼續提高上海市的環境質量,是提高上海市民幸福感的重要條件。
對于如何解決城市交通擁堵問題,張全的建議是發展公共交通。“上海市的地鐵長度是全國第一,特別是世博會前兩年,幾乎以每年100公里的速度增長。”上海是全國第一個實行限制發放機動車牌照的直轄市。對此,張全認為,解決交通問題需要具有前瞻性的規劃,“這是對地方領導決策能力的一個考驗。”
幸福城市是什么?
什么是幸福?老百姓吃喝放心、呼吸舒心、工作安心、腰包鼓起來,對未來沒什么好擔心、讓需要幫助的人開心,這就是最基本的幸福。
對于幸福城市的定義,不同人有不同的定義。包景嶺心目中的幸福城市是“有活力、有文化氛圍、各取所需、社會保障完善”的城市,未來城市必須走可持續發展的道路,以循環經濟為基礎,公眾廣泛參與,樹立環保的消費模式。
幸福城市應該是“學有優教、勞有應得、住有宜居、病有良醫、老有善養”。全國人大代表,廣東省佛山市市委書記陳云賢認為,“十二五”期間,佛山市要致力于創造宜居宜商宜發展的城市環境。“有什么樣品位的城市,就有什么樣品質的生活,城市要讓人民生活變得更美好。”陳云賢介紹說,佛山治理河涌、水道,植樹造林、綠化美化城市,建設城市休閑綠道,關停落后產能,讓水更清、天更藍、地更綠。
全國人大代表、青島啤酒公司董事長金志國也提出了自己的觀點。他說,對幸福感的評判權要掌握在公眾手中,不能“被幸福”。金志國坦言,“我一直堅持這樣一個觀點,最樸素的道理最深刻。什么是幸福?老百姓吃喝放心、呼吸舒心、工作安心、腰包鼓起來,對未來沒什么好擔心、讓需要幫助的人開心,這就是最基本的幸福。”
如何建設幸福城市?
要想建設幸福城市還需要改變消費習慣,建立國家發展戰略時要考慮到居民消費模式,鼓勵環保的生活方式和消費方式。
“天津中新生態城是我們和新加坡的合作項目,目前取得了很大成功。”包景嶺介紹說,天津生態城是當今世界上最大的生態宜居的示范新城。目前生態城實行5個綠色指標體系:綠色濕地、綠色交通、綠色建筑、綠色能源、綠色消費。通過指標體系的建設,也為今后的推廣和復制“幸福城市”奠定了良好的基礎。
“將城市的發展寄托在資源消耗上是不切實際的。”孟偉指出,要想建設幸福城市還需要改變消費習慣,建立國家發展戰略時要考慮到居民消費模式,鼓勵環保的生活方式和消費方式。
全國人大代表、湖北省咸寧市市委書記黃楚平表示,“十二五”期間,咸寧仍會堅定不移地走科學發展的道路,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實施“工業崛起,旅游跨越,城鄉統籌,生態持續,人才保障”五大戰略。“咸寧的未來,是一座小康、生態、宜居、健康的幸福城市。”黃楚平說。
金志國則認為企業也應該在建設幸福城市當中起到應有的作用。“在政府為提升百姓幸福感竭盡全力的同時,企業也應該主動承擔責任,不能等待。”他說:“在建設幸福中國的大道上,企業不能當看客。有的人可能認為,建設幸福社會是政府工程,關企業什么事?可在我眼里,企業是不可缺少的主角。我們生活中吃的食物、喝的飲料、穿的衣服、住的房子、開的汽車都是企業制造的。可以說,企業制造了我們的生活,影響著我們的生活品質,更影響著我們的幸福生活所賴以生存的大環境,可以看作是‘制造幸福’的大工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