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實上,隨著中國經濟社會的快速發展,人口向城市的快速集中,使城市、特別是大城市越來越不堪重負。不僅在北京,人口膨脹、交通擁擠、住房困難、環境惡化、資源緊張等一系列“大城市病”的癥狀在上海、廣州等一線城市也正愈演愈烈,并且正逐步向一些中小城市蔓延。
改革開放以來,集中力量發展東部大城市一直都是我們經濟發展的指導方針,上海、廣州、深圳等東部城市大受其益。也就是在這一發展方針的指引下,地區、城市之間的差距越拉越大。
只有大城市才能提供最好的金融服務、最好的醫療服務、最好的教育服務、最好的就業服務等等,現實的巨大落差造就了大城市優越的地位,同時也埋下了“大城市病”的隱患。而這一切的根源,就在于我們以前資源配置過于向大城市傾斜。
逃離北上廣
社會學認為,收入差距帶來的最大問題就是社會公平問題,而社會公正問題將影響整個社會的穩定和發展。
“不患寡而患不均”,穩定是確保經濟快速發展的前提和基礎。在大城市外來人口比重不斷加大的情況下,外來人口尤其是流動人口的社會保障沒有及時跟上,分配失衡情況愈加嚴重,收入差距會不斷加大,由此也會引發一系列社會問題:壓力越來越大,不信任、不滿、仇富等不良情緒不斷積累……
在由于資源配置引發的“大城市病”帶來種種社會問題中,最引人關注的是房地產問題。當前政府的房地產調控效果難顯,“按下葫蘆浮起瓢”,歸根結底也在于資源配置的不合理。
就在政府嚴格調控房地產行業的同時,11月份的“百城價格指數”顯示,當月全國百城住宅平均價格環比上漲0.82%,十大城市上漲0.41%,包括上海、北京在內,全國九大城市房價繼續上漲。同樣就在近日,廣州、北京地價紛紛創下新高,房價、地價屢控屢漲,讓監管層面上無光甚至震怒,揚言要堅決遏制過高地價。
這已經是政府本輪房地產調控第二次“事與愿違”。可以預見的是,只要我們不改變目前向大城市、核心區傾斜的資源配置方式,在中小城市和農村各方面配套設施和條件都與大城市有著巨大差距的前提下,寄希望通過政府的宏觀調控完全解決房價過高、增長過快的問題,顯然是不現實的。
即便是針對房地產調控的另一項政策,大力發展廉租房,其效果也不容樂觀。與數量龐大的住房潛在需求而言,區區幾十萬、幾百萬套廉租房也就是杯水車薪,暫緩危急。
為了解決日益嚴重的“大城市病”,各大城市也是“八仙過海,各顯神通”,擴建、建新城區、城市中心遷移等不一而足。即便如此,仍然無法阻擋“大城市病”的日益爆發。而“大城市病”,讓部分不堪忍受者開始逃離。“逃離北上廣”,成為近年媒體關注的熱點新聞。
轉變城市發展思維模式
鳳凰網一項關于“逃離大城市”的調查顯示,支持向中小城市轉移的群眾已占94.3%,他們認為,中小城市幸福感更高,認為大城市發展前景更好的只有3.1%。
部分人員“逃離”一線城市,轉向二三線城市,結果卻發現,這不僅無助于解決一線城市的“大城市病”,卻給中小城市帶來了新的問題——當人們逃離大城市轉向中小城市生活的時候,實際上同時也把大城市的壓力轉移到中小城市。一些中小城市也復制或被傳染了“大城市病”。現在,“中小城市堵車的速度一點也不亞于大城市。”
在此并非指責改革開放發展方針的正確性,但在當前國民經濟已經發展到一定階段的時候,“大城市病”的爆發和蔓延提醒我們,改變資源配置傾向,大力發展中小城市乃至農村的時機已經成熟。
無論是黨的十七屆五中全會精神,還是“十二五”規劃建議,城鎮化都已經被視為解決中國城鄉一體化發展、拉動中國內需型經濟增長的重要戰略舉措,在這樣的大前提下,優先發展大城市還是小城鎮就顯得至關重要。
當前,中國目前有13億人口,按照政府70%的城鎮化目標計算,未來需要解決超過9億人口的進城問題。假設都由大城市來承擔進城任務,都建成像京廣滬這樣人口過千萬的大城市,則意味著全國至少要再建近百個“北京”;即便是建設如日本東京那樣的超大城市(世界上唯一人口超過3000萬的城市),也需要建設30多個。
顯而易見的,建設30個東京或者100個北京肯定是不現實的。東京的超大化有其客觀自然條件的因素,而即便有建成的可能性,鑒于這兩個世界聞名的大城市嚴重的 “大城市病”與城市本省一樣響亮的知名度,也足以為我們敲響警鐘。
與其“頭疼醫頭,腳疼醫腳”,倒不如“快刀斬亂麻”,徹底轉變我們的城市發展思維模式,讓資源更多向中小城市傾斜,加快小城鎮話和農村的建設發展,才是提高中國城鎮化率同時避免“大城市病”繼續蔓延、惡化的主要途徑。
“十二五”規劃建議已經提出,要“以大城市為依托,以中小城市為重點,科學規劃城市群內各城市功能定位和產業布局,緩解特大城市中心城區壓力,促進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鎮協調發展,逐步形成輻射作用大的城市群”。
日前,作為城鄉統籌發展的試驗區,成都市已經啟動了城鄉統一的戶籍制度改革,該市500萬農民可以自由“進城”。
為了治療“大城市病”,步子不妨邁得再大一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