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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11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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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出門辦事，站在馬路邊，等個把小時，竟然覓不見一輛的士蹤影。無奈，乘坐公交車去了。辦完事回來，恰巧攔到一輛下客的士。我上車后，詫異地問：“師傅，今天怎么打不到車？”
司機師傅說：“三分之一出租車都罷運去了。”
“為什么罷運？杭州的哥收入不是挺不錯嗎？”
“好什么？不好。十年前，杭州開出租月收入三千左右，現在月收入三千七八，還要卯足勁，不停不歇一天跑到黑。你說十年前三千元能買多少東西？現在能買什么？十年前豬肉五六塊一斤，現在二十塊一斤。”
師傅接著發牢騷：“關鍵是出租司機負擔太重，我們一輛車要繳納承包押金10-15萬，每月上交八九千，月賺才三四千，你知道杭州生活成本很高，這日子怎么過？油價一個勁嚇人地漲，在市區開車，百公里百元，我們辛辛苦苦，都為石油公司奉獻了。杭州城區路堵，特別是上下班高峰，螞蟻挪窩一樣，跑不快，每天收益微薄。”
不聽司機師傅吐苦水，我一直誤以為杭州的哥挺滋潤。看來，今天集體罷運，也是的哥們干烤在艱辛生活的火山口，忍不可忍了。
的哥是城市文明的第一面鏡子。在我印象里，杭州的哥相當有素質，不像東北的哥那樣在車里大聲打電話嘮嗑，不粗口，不吸煙，不像北京的哥一樣無話找茬，發布一些政界小道消息，不像成都的哥一樣為紅十字會推銷愛心一元票，不像某些城市的哥一樣，常欺負外地游客，故意兜遠路。杭州出租車管理很規范嚴格，的哥從不敢拒載。無論在機場、車站、景區，杭州的哥都會自覺排隊，非常有序。更值得一提的是，杭州的哥和公交司機一樣，只要看到你在馬路邊，準備穿越斑馬線，就會停下來，彬彬有禮招招手，讓你先行。這在中國其他城市是絕無僅有的。讓不少外地游客受寵若驚，感動不已。
可見，的哥罷運，不是他們刁蠻。對顧客有素質的杭州的哥，今天已無法有素質地冷對日益窘迫的生存環境。油漲，路堵，負擔重、壓力大，收入不高，生活成本高。他們起早摸黑，不停不休，為乘客帶來舒適便捷，為城市帶來文明風景線，但給自己帶來的卻是一身職業病，一天的辛勞疲憊，和那養家糊口的每月三千多塊辛苦錢。
杭州，一個連續幾年被評為中國最幸福城市榜首的天堂城市，一個經濟發達省份的省會城市，一個游客如織的世界文化遺產西湖所在地，其出租司機逼仄的生存狀況，尚且到了集體大規模罷運的境地，可以想象，中國其他欠發達地區其他城市的出租車司機生存狀況，會有多少愁云密布呢？
杭州出租車司機大規模罷工，看似一起平常的公共群體事件，但在我看來，這是中國社會整個工薪階層生活日益維艱的一個爆發口。工資不漲、物價飛漲、樓市高企，“住房痛苦指數”全球最高，白領私家車買得起，油用不起，沒地方停，停車費賽比物業費。公共福利體系不健全，看病難，大病看不起，高等教育、義務教育中形形色色變相收費，依然是很多家庭沉重的負擔。人到中年，若無橫財，上有老下有少，更如蝸牛爬樹，不堪重負。普通工薪階層無可選擇、不可避免、不由自主地當了房奴、車奴、卡奴、墓奴、醫奴、工奴、孩奴、月光族。“新奴時代”，折射強權對弱勢的欺凌，透視物質對精神的奴役，包含著當代中國人難以言說的酸、甜、苦、辣、咸。“奴”是這個時代的一面哈哈鏡，社會不公、不正與不平，皆映其中，暴露無遺。
沉默的大多數，并非意味著幸福著的大多數。打工仔不可能全城罷工，普通家庭主婦不可能集體上街，白領階層更不會輕舉妄動，但他們痛苦指數都很高。去一回菜市場，誰不罵一回娘？大學生畢業即失業，找份工作比唐大師當年西天取經還難。他們有牢騷，有怒火，但更多的也許在網絡憤青一番，發泄了拉倒，不至于為個人生計之苦而走上街頭抗爭。
而組織發動出租司機罷工，最容易，最有效，也最能觸動政府的痛處。地方政府切莫頭痛醫頭腳痛醫腳，更莫以維穩思維見招拆招，而應從出租車司機罷運，見微知著，一枝一葉總關情，傾聽民間疾苦聲，真誠體察社會普通工薪階層生活之艱難，施行更多民主善政，讓更多百姓分享改革開放的成就，沐浴公共財政的陽光。
國家領導近年在多個場合多次高分貝強調，要讓全國老百姓過上有尊嚴的幸福生活。“幸福感”，因此成為政府部門一個炙手可熱的實踐課題，成為社會科學一門熱門學問，成為許多城市領導一個最HOT口號。廣東率先提出了“幸福”一詞的政治文明新解讀，賦予豐富內涵，讓人頓生無限美好聯想，贏得許多有識之士的掌聲。可當廣東連一個普通小鎮九品準芝麻官，都集體坐擁千萬別墅，顯擺“幸福感”和“優越感”時，然其轄區內窮苦村民的“幸福感”，將會怎樣的支離破碎呢？重慶唱紅打黑，一躍躋身中國幸福城市，宣言要大力培養又紅又專接班人。“接班人”群體是幸福了，笑如菊花，試想，同樣是公民的非接班人群體，該是怎樣的自卑呢？
當中國老百姓呼吸著全球污染最嚴重的空氣，享受著全球人均投入最少的教育，體驗著全球公共衛生人均支出倒數第四的醫療保障，接受著全球官民比例最高的政權領導，供養著三公消費高達九千億的人民公仆，承受著常不按憲法出牌的官爺做派，頂著全球GDP第二的輝煌帽子，領著人均薪資收入占GDP比例比非洲還低的薪水，問蒼天，問大地，他們的幸福感從何而來，幸福指數又何從提升呢？
記得一年前，浙江省省長呂祖善在省委黨校縣委書記培訓班上，動情地做一報告。他提到：“浙江經濟發達，地方財政雄厚。現在物價上漲，浙江農村養老保險金發放標準要提高。國內其他省市每個農村老人每月發50元，我們浙江定60元，我覺得還不夠。我建議各地市給每個農村老人每月發放200元養老金。行不行？”
一年過去了。浙江農村老人每月養老金依然還是領60元。60元，只夠官員買一包中華牌香煙，只夠公款宴席上一道小點心，或是出國旅游帶回一支巧克力。我納悶，像浙江這樣發達的經濟強省，以省長之尊出面大聲疾呼，要給農村老人增發養老金，為什么有關部門可以充耳不聞，置之不理，讓美好愿望不能落地呢？沒有條件，沒有能力，百姓不會苛求。有條件，有能力，有領導愿望，而無實際善政，宛如一顆仙桃會發芽、會開花、會結果，卻不落地，讓人看得著吃不著，為什么呢？也許，在地方官員眼里，一幢高樓、一個項目，一個曇花一現的肥皂泡，都遠比一大群老百姓的笑容，更重要。中國經濟，歸根到底，是普惠百姓的國民經濟，還是只唯政績的官僚經濟？
杭州的哥大規模罷運，冒出百姓生活維艱而積聚民憤火山的一縷濃煙。地方經濟，乃至中國經濟，乃至中國政治文明，是該重修爐灶、真正包容性發展的時候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