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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11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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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12日上午，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廣東省委書記汪洋在省委十屆九次全會二次會議上作了《加強社會建設創新社會管理為建設幸福廣東作出新貢獻》的報告。汪洋的報告主要圍繞“社會建設與幸福廣東相伴而生”的主題進行，重點強調了廣東要當好加強社會建設、創新社會管理的排頭兵，要努力開創一個具有時代特征、中國特色、廣東風貌的社會主義社會建設新局面。
回眸30年前，廣東曾肩負開拓中國改革開放之路的重任，當年的勇士們在排除了千難萬險之后，終于殺出了一條改革的血路。不過，彼時的廣東和全國一樣，在經歷了“文革”之后，自下而上求變的呼聲都很高，且整個社會的利益格局相對簡單，大家的爭議只是“怎么改”，而非“要不要改”。今天，廣東的局面早已大不一樣，整個社會階層日趨分化，利益分歧紛繁復雜，要想統攝改革之心，絕非易事。
然而，我們注定無法回避這一新的歷史關口。正如汪洋書記所言，社會建設與經濟建設是一對“孿生姐妹”，不加強社會建設，建設幸福廣東也就失去了支撐和保障。作為整個社會的主導力量，政府必須在破解社會建設難題的關口挺身而出。當然，這里的“挺身而出”并非如同當年抓經濟建設時建立一套政府主導的權力格局，而是要重新審視包括政府自身在內的整個社會，對于政府自身的角色做一個調整，即政府的“挺身而出”不再是直接控制、管理社會，而在于從社會的一些領域中主動退出，做一次“挺身而退”。
在目前的很多社會領域，都有政府權力無法伸及，但法律法規又限制社會自治，由此帶來的治理亂象往往可以歸因為企業或者黑惡勢力竊據了實際權力。城市的小區建設就是此類情況的典型案例，由于業主委員會在法律層面的地位曖昧，小區建設的權力往往被物業公司侵占，業主本身卻喪失了話語權。小區建設中爆發出來的種種矛盾，已成為近年來城市社會矛盾的重要源頭。政府就有必要退回“監管”之位，把“自治空間”留給社會，實現“業主自治”的局面。對此，汪洋書記作了簡潔明了的概括：要推動“萬能政府”向“有限政府”轉變，該放的權一定要創造條件，逐步下放，通過政府購買服務的方式，將原來由政府承擔的社會管理和服務的一些職能轉為由社會組織或其他機構承擔。這需要一個過程，但必須明確這是一個方向。
顯而易見，這是對以往公共權力過度擴張造成對公民基本民主權利損害的糾偏?！坝邢拚钡暮诵囊饬x在于，它意味著社會自治水平和能力的提升以及公民參與自治的意識和能力的提高，從長遠來看，它不僅有利于降低政府的社會管理成本，增強公民的社會認同感，更有利于社會的穩定和諧。
汪洋把經濟建設喻為“做蛋糕”，并指出社會建設的目的就是要減少做蛋糕的成本和消耗。改革開放以來，廣東在經濟建設上取得的成果令人矚目，但同時也存在區域、城鄉等多種不平衡發展的狀況，其中，社會階層之間貧富差距的不斷擴大導致了大量社會矛盾的出現。同時，廣東作為一個流動人口的聚居地，一些以外來人口為主的社區的邊緣化也往往成為社會矛盾噴涌的火山口。這兩個社會矛盾的主要來源都在于相關人群在資源分配、社會管理的層面上缺乏足夠的話語權。為此，政府在參與社會建設時，有必要實施汪洋所提出的，既要傾聽基層“沉沒的聲音”，也要吸引外來工參與社會管理。
對于廣東省委省政府而言，開啟社會建設的新局面，如同當年打開經濟發展新通道，根本上都需要對政府自身角色的重新界定。30年前，政府在市場領域從“運動員”轉為“裁判員”；今天，政府在社會領域也需要做一個角色轉變，即從“控制者”轉為“協調者”、“服務者”。擺在廣東面前的考驗是，作為一個曾經吸納了大量外來人口的大省，當新生代農民工問題不斷凸顯甚至顯得迫切時，如何在制度建設層面上，建立起與市場經濟相容的更為公平的公共資源轉移機制和更為開放的外來人口吸納機制，讓更多新生代農民工、更多基層“沉沒的聲音”共享改革成果，糾正歷史遺留的不公正問題以及類似戶籍制度等宏觀層面上的制度掣肘，永葆“改革廣東”之生機，在一定意義上，跨越這個“歷史三峽”所需要的政治智慧，絲毫不遜于“必須闖出血路”的改革開放之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