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任儲蓄不像現金儲蓄那樣有實體存折,卻是存在民眾的心里,隨著政府公共服務水平的變化,這儲蓄的額度也在變化。而信任儲蓄水平的變化直接影響政府機構的道德公信力、凝聚力和社會動員力,從而影響社會治理水平。
前幾天在重慶發生城管在執法中暴力致傷小販的新聞。在很多轉載這則新聞的網站評論欄里,人們對城管的粗暴行為紛紛予以譴責,特別是本地網站的言論尤為激烈。從社會輿情中,我們能明顯地感覺到人們對城管評價水平的下降。聯想到幾年前重慶萬州“棒棒”騷亂,我們不能不替相關社會管理部門擔心:因為在信任儲蓄的下降過程中,社會治理的效果往往會大打折扣。
其實,在社會關系中信任—道德儲蓄廣泛存在著,任何一個社會人和組織都有自己的道德評價水平,并在其社會行為過程中消長。而人們常說的道德底線是對社會行為評價的最低道德標準,突破了這一標準,也就突破了道德的范疇,而成為反社會的行為。同樣的,政府機構的信任儲蓄水平,是民眾對政府的信任水平,其“擠兌”線,也就是公權力行為的信任—道德底線。
突破信任—道德儲蓄警戒線的公權力行為,在社會轉型期不時出現在人們視野中,前不久媒體披露出一則駭人的新聞:“湖南隆回縣計生部門強搶村民嬰兒,送入邵陽市福利院,統一改姓“邵”后被販賣,有的已經販賣到國外。雖然當地計生部門聲稱這些嬰兒是農民非法收養的棄嬰,但實際上,有相當多一部分嬰幼兒是親生的;有的甚至并非超生兒。”基層政府竟成為人販子,這恐怕在世界歷史上都是罕見的事情。耐人尋味的是這則讓媒體驚爆的新聞在公眾中卻反應平平,一家時政雜志評論道“某些基層執法人員打家劫舍或隨意綁架的現象,在各地早橫行多年,其行為邏輯完全在人們可想象范圍之內”。其實這才是真正可怕的事情,在很多地方,由于基層治理長期失序及公權力濫用,政府的信任儲蓄增加額度遠低于其消耗額度,同時民眾不斷在減少自己對公共機構的信任儲蓄額,甚至不再向公共機構輸入信任。這就意味著,民眾對政府的信任儲蓄持續處于相當低的水平,甚至會低到與道德底線接近,以至于當基層政府的行為突破道德底線時,民眾已經視其為正常。
公共管理機構在這樣低的信任儲蓄水平上運作是相當危險的。因為公眾對公共機構公正性評價的低水平往往直接影響到社會整體道德水平的低水平和社會價值觀的扭曲。我們之前談到,社會信任儲蓄具有集體心理學的特征,這也就意味著較低的社會信任水平會擴散和累加。這樣的特征在突發性集體事件中表現得最為顯著:一個能引起公眾激烈情緒波動的事件,或者僅僅是描述這樣事件的傳言在較低的社會信任水平下會爆發性擴散,演變成洪峰般的集體行為。我們注意到,前述新聞發生的地區,正是這幾年群體性事件頻發的地區,這難道僅是巧合?
據悉,2010年全國財政收入超過8萬億元,再創新高。但愿我們的政府在關注有形收入的同時,能更多的關注“信任收入”,因為這才是社會穩定的基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