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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11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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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0年美國經濟學家格魯斯曼提出了“環境倒U曲線理論”或“環境庫茲涅茨理論”現象，即在經濟發展的初期階段，隨著經濟的增長、人均GDP的增高，環境污染和環境壓力也由低增高，生態環境的破壞程度隨之增長；只有人均GDP增長到一定程度，環境污染和壓力才能到達臨界點或轉折點，環境得到改善和恢復。美國達到這個拐點人均GDP為11000美元，日本是8000美元，德國是7500美元，據測算，我國人口多、基數大，這個拐點約為4000美元。
快速城市化引起的人與人關系的緊張程度，可用反映一國社會財富分配狀況的公認指標——基尼系數來衡量。據統計，2010年中國的基尼系數已達0.48，已經超過了0.4的警戒線。而在改革開放之初的上世紀80年代中期，中國基尼系數僅為0.16，2000年開始超過0.4，并逐年上升。
可見，快速城市化所引發的人與自然、人與人的“雙重緊張”，兩者之間既相互關聯與又相互推動。人與自然關系的緊張，加劇了人與人關系的緊張；人與人關系的緊張，反過來會給人與自然的關系帶來更大的張力與變數，由此造成雙倍疊加效應。這在發展中國家表現得尤為明顯。高度緊張帶來了社會失范和文明沖突“雙重焦慮”。
當前，我國的“社會失范的焦慮”主要表現為快速發展造成的一系列二難抉擇：社會心理壓力具有既要促進平等競爭、又要促進共同富裕的雙向作用；社會心理預期具有既要參與競爭實現先富一步，又要節制競爭、避免兩極分化的雙重風險；社會心理互動具有既要靠競爭激發心理活力、又要以協調融洽心理氛圍的雙重功能；社會心理取向具有既要求得效率提高、又要求得社會公平的雙重使命。
中華宗教文化交流協會會長葉小文認為，這許多“雙重”，在制度規范相對不健全的社會現實中，往往使人無所適從。但人們的心理期望值很高，民主法制、政治參與意識明顯增強，對自我價值的實現，對幸福生活的追求，有著強烈的期待；在個人層面，表現為強烈的不幸感，形成越軌的心理鋪墊；在社會層面，表現為無拘束威脅社會基本秩序；在意識層面，表現為大眾精神低落、漠視理想和未來的心理傾向。
有學者認為，社會失范，要靠社會文明來支撐和重建。但社會失范的焦慮后面，往往彌漫著心理的焦慮、文明的焦慮。近百年來，不同國家、民族、宗教之間此起彼伏、愈演愈烈的對立和沖突，正在挑戰人類的智慧與文明。“基督教文明和伊斯蘭文明之間的難以調和的矛盾和沖突”就是典型，有人將之稱為“文明的沖突”。
值得我們自豪的是，中國自古就有以和為貴、和而不同、和實生物的思想。“和”的精神，是一種承認，一種尊重，一種感恩，一種圓融；“和”的內涵，是人心和善，家庭和睦，社會和諧，世界和平；“和”的基礎，是和而不同，互相包容，求同存異，共生共長；“和”的佳境，是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與共，天下和美。“和”的精神，對今天緩解“雙重緊張”就很有用。
例如，工業反哺農業、城市支持農村，人類感謝自然的恩賜、回饋自然，不也是一種“承認、尊重、感恩、圓融”嗎？中國“以和為貴、和而不同、和實生物”的傳統，必將在“和諧城市化”的實踐中得到繼承和創新。
城市化要從“心”開始，只有從“心”開始，心凈、心安、心平，只有從平常心、歡喜心、無量心開始，用心去沉思，用心去祈盼，心無掛礙，才能無有恐怖，遠離顛倒妄想，才能以內心的和平與安寧來帶動外界的和諧與安定，才能由“心動”而“行動”，才能在共同關切與努力中實現人類共同追求的美好理想——讓生活更美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