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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11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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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陷阱”從何而來
新興經濟體的“陷阱”從何而來？從一些國家的發展脈絡來看，當人均GDP達到4000美元、進入經濟學家定義的“中等收入階段”后，經濟會出現停滯甚至下滑。巴西、阿根廷、墨西哥、泰國、印尼、馬來西亞等，都在這一階段出現過經濟停滯帶來的貧富兩極分化、腐敗多發、就業困難等問題。這些被學者們稱為“中等收入陷阱”。
在剛剛結束的博鰲亞洲論壇上，就有專家認為，中國已經進入“中等收入陷阱”的臨界點。
曾提出中國經濟將迎來“劉易斯拐點”的中國社科院研究員蔡昉認為，如果找不到應對人口紅利消失的辦法，“拐點”后面就是“陷阱”。
在蔡昉看來，拉美、亞洲各國的國情不同，不能靠現有經驗簡單推論。他說，經濟增長最根本的動力，是勞動生產率的提高，特別是“全要素生產率”的提高。他說，日本在1990年之后曾遇到經濟發展的瓶頸，政府采取的做法是，保護產業和企業，最后造成大量“僵尸”企業，該倒閉的企業不倒閉，該消亡的產業沒有消亡，全要素生產率沒有足夠的貢獻，經濟陷入了長期停滯。
按蔡昉這個觀點，即便是發達工業國家，如果不能“轉變經濟增長方式”，也會掉到“陷阱”里。當然，日本人均GDP超過4萬美元，應該叫“高收入陷阱”。
上海金融與法律研究院的于乎也拿日本作參照。上世紀60年代，日本工業化起飛階段發展也非常迅速，同今天的中國一樣，靠外部需求和外部資源，兩頭在外、大進大出，經濟增速很高，不過也出現了過分依賴出口、產能過剩、過度依賴投資、個人消費不足等癥狀。
日本人的解決方案是實施了“國民收入倍增計劃”，國民生產總值和國民收入年平均增長速度為7.8%，人均國民收入年平均增長速度為6.9%。這一政策使得日本國民收入在此后10余年不斷增加，在塑造世界第二大經濟體的同時，日本國內出現了強大的中間階層。
于乎研究員看重日本經驗的正面效應：用增加國民收入來刺激內需，改善日本經濟存在的結構性問題，進而實現產業升級、技術改進，緩和社會“二重結構”，讓強大的中間階層為社會轉型提供“橄欖型”的穩定架構。即使上世紀90年代泡沫經濟破滅，日本經濟步入不景氣，也并沒有真正打擊到日本民間的財富。最近日本地震的影響巨大，但從長期看日本經濟只是“傷了皮肉，沒動筋骨”。
如何定義“中等收入者”
由此來看，中國經濟要規避“中等收入陷阱”，題中應有之義就是要通過提高收入建立一個強大“中等收入階層”。不過，“中等收入階層”的劃分標準是什么？
10年前，中國社科院社會學研究所的張宛麗就提供了一套判斷中國“中間階層”的尺度：按當時標準算，個人年均收入以及財富擁有量在人民幣25000到35000元之間，購買私家車和有相應的社交文化消費。從職業特征看，這個群體多為經理、專業技術人員、個體工商戶、商業工業企業員工，也包括一部分私營企業主，大致占就業人口15%左右。當時，他們樂觀估計這個“中間階層”有1億人。
2005年1月，國家統計局提出了另一個更精確的標準：家庭年收入6萬元至50萬元。按照這個標準推算，到2020年，中國中等收入群體的規模，將由2005年的5.04%擴大到45%。
針對中國消費者的報告，2006年，麥肯錫公司把年收入在25000元至4萬元人民幣之間的中國家庭，定義為“下層中產階級”，把年收入在4萬元至10萬元人民幣之間的家庭，定為“上層中產階級家庭”。該報告還稱，按照購買力平價計算，中國年收入10萬元人民幣的家庭和美國年收入4萬美元的家庭生活水平差不多。
到2010年，標準又有所改變。有媒體調查稱，中國的中等收入者家庭最顯著的標志是“擁有房子”，即便首付、按揭幾乎成了中等收入者的“不能承受之重”。
2010年，一份外資調查機構發布的《2010年中國財富報告》稱，在中國，百萬美元資產家庭戶數占所有中國家庭戶數的0.2%左右，這一“高凈值人群”的資產增長率每年超過15%。在這種巨大誘惑面前，“中等收入者”還要承受很大的向上攀爬的壓力。
哪些因素決定工薪階層的收入
一些研究全球貨幣規則的學者一直在呼吁，要警惕美元作為“全球霸主”對后發國家的盤剝與掠奪。拉美國家、東南亞國家、俄羅斯以及日本，其實都曾在美元發起的“貨幣戰爭”中被打敗過，這是探討有關“中等收入陷阱”的重要背景之一。
但這似乎還沒有引起研究者足夠的關心。他們只看到，歐美發達國家將中等收入階層看做社會中堅，或稱之為“政治后衛”、“消費前衛”，通常社會人口比例要達到80%。那么，中國也要向發達國家看齊，也要建設“橄欖型”社會？他們忽略了許多前提條件。
中國浙江省在國內算是“先發地區”，2009年該省人均GDP已經達到6490美元，經濟發展水平走在全國前列。當地研究者結合實際情況做過一個調查，認為浙江省中等收入家庭（以3人計）的年收入區間大約為6.6萬元~17.1萬元。抽樣調查的結果是，該收入群體共計1569.6萬人，占全省人口的30.66%。這同發達國家相比還差得很遠。
調查者認為，中等收入群體增長緩慢的關鍵問題，是農民和工人群體“上向流動空間被擠壓”。而就業難也使得中等收入群體在新老交替過程中“青黃不接”。
確如蔡昉所言，一些學者只是看到了表象，而沒有抓住“中等收入陷阱”的本質。需要追問的是，到底哪些因素決定了中國工薪階層的收入？
兩名法國學者今年年初研究了iPhone（蘋果手機）的產業價值鏈。據調查，從美國進口一部在中國組裝的iPhone手機是178.96美元，其中24美元的閃存和35美元的屏幕是在日本生產的，23美元的信息處理器和相關零部件是韓國制造的，全球定位系統、微電腦、攝像機、WIFI無線產品等共計30美元的零部件是德國制造的，藍牙、錄音零件和3G技術產品等價值12美元的零件是美國制造的。除此之外，材料費用、各種軟件許可證和專利費用，合起來為48美元左右。最后算下來，在中國組裝環節的費用只有6.5美元。
由此可以知道，富士康公司之類（蘋果公司的代理商）在國內算是收入相當不錯的企業，但成千上萬的中國工人，從那部時尚而尖端的手機里，只能分享3.6%的價值。在這種全球分工的格局當中，中國的“中等收入階層”怎么可能擴大？
2010年美國的貿易逆差為驚人的4978億美元，據稱其中55%來源于中美貿易。可是，看看蘋果手機這個典型產品就明白了，它是按照178.96美元整機來計算中國對美順差的，而真正留在中國國內的只有那可憐的6.5美元。
法國的研究者最終得到結論，人民幣升值應該伴隨著提高附加值和產業升級，中國無法接受勞動成本大幅度提高，卻同時沒有給中國工業帶來更高的勞動生產率。也就是說，如果中國不能生產出更具附加值的產品并去國際市場上與發達國家競爭，比如在航空、機電、電子等高端制造行業上，而只能在國內當個搞組裝的“打工仔”，那么讓更多的工薪階層變成“中等收入階層”的想法，就僅僅是空想而已。
這其實印證了蔡昉先生的建議：中國要避免“中等收入陷阱”，就必須實現“產業結構調整”，讓那些缺乏效率的企業、沒有比較優勢的產業“創造性毀滅”，要提高“全要素生產率”。
產業升級要講“中國特色”
中國必須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在這一共識下，研究者們提出的解決方案確實思路不同。
清華大學國情研究中心主任胡鞍鋼認為，“十二五”規劃最根本的目標，就是讓中國經濟“著力從要素驅動轉向創新驅動、內生增長驅動，不能完全靠國際市場，要靠擴大內需”。
企業要提高職工收入，政府需要擴大公共產品投入并控制好物價上漲，財稅政策要注重調節收入不平衡，這些都是“擴大內需”的方法。除此之外，也有學者提供了“新思路”。
新銳的“80后”經濟學者高連奎認為，與“提高民眾收入”效果相同的政策取向應該是降低基礎商品的價格，進而變相提高民眾購買力和福利。他在自己的著作《中國大形勢》中呼吁，中國應該創建“低生存成本型社會”。
他認為，現在人們總是一味迷信收入的增長，但是收入的增長不一定給民眾帶來幸福感，因為在收入增長的同時，民眾的生存成本也在增加。而相反，如果能夠在人們的工資水平保持相對穩定的前提下，大大降低生活必需品的價格，則可以大大舒緩民眾的生存壓力。對于中國這種人口眾多的國家，“低生存成本型社會”，將是一種從日常生活的細微之處減輕民眾生存負擔的社會模式。
某種意義上說，在“中國制造”暫時還無法在國際市場上掙回足夠高的收入時，通過政府有效管理和調控，建立一種“低收入、高福利”社會，欲圖強、先固本，未嘗不是應對各類“陷阱”的一種策略。
中信泰富政治暨經濟研究部總經理王小強，從國際金融危機爆發以來一直在倡議中國建設“兩頭在內”的經濟循環。在他看來，全球性的產業轉移已經發展到頭兒了，中國的產業升級已經沒辦法再依靠“市場換技術”，把發達國家剩下的那點兒“看家本事”再轉移過來。1980～2007年，美國制造業增加值占GDP的比重，從20%降到11.7%，英國制造業占GDP的比重只有15%。這些國家剩下那點兒制造業，都屬于“維系貨幣霸權的命根子”，不是軍工，就是軍工不可或缺的軍民兩用重化工?！安灰f產業轉移，出多少錢，連點滴產品都不能賣?！?/p>
事實上，這些年中國在對美貿易中不斷遭受技術封鎖，中國企業搞并購也總因“國家安全”被拒絕，都說明了這個技術轉移的“天花板”。中國最優秀的技術企業華為公司，就已經在美國吃了無數的閉門羹。
王小強認為，照經濟學理論說，美國GDP里碩果僅存11.7%的制造業，統統轉移到中國，幫忙中國企業產業升級，才是合乎經濟規律的“雙贏”。比較優勢的邏輯分析沒有錯，市場調節生產要素自由流動的理念沒有錯；可對不上號的是，現實世界從來不按教科書上說的來。不僅中國國有企業，就算是日本私有企業，都甭想收購尤尼科這類石油企業。看起來，美國惟一樂意讓中國做的事情，就是不斷購買貶值的美國債券。
中國怎么辦？十多億人口的大國，按照美國模式搞現代化可能性確實不大，那么啟動內需的“著眼點”就應當具有中國特色。
在王小強看來，這個“特色”，就是逐漸啟動中國資源和市場“兩頭在內”的經濟循環，以國有大企業為主力，通過水資源調配（如南水北調工程）、國土整治（如植草畜牧的生態建設）和資源大開發（如煤化工和清潔燃燒技術），振興重化工（包括重型機械），實現產業升級，大規模城市化，進而構造厚重的產業縱深，這才能開拓出有回旋余地、真正可持續發展的經濟社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