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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11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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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為演講實錄：
非常高興能有機會來我們長安大講堂，來討論關于中國的經濟問題，我想我今天主要講一下，關于中國的經濟增長和發展方式轉變的這樣一個問題，講三個方面的內容，一個問題講一下中國經濟增長現在達到的水平，以及面臨的主要威脅，這是一個問題。第二個問題講一下中國當前經濟增長總量失衡的主要的特點，以及宏觀經濟政策的變化和調整，是一個短期的總量失衡的討論，第三個問題講一下，中國經濟發展中的結構問題，以及解決這些結構問題的深層次的制度方面的調整和變化，大概這樣三個問題，九點之前，我結束討論，中間我們不在休息了。
下面我們討論第一個問題，中國經濟增長現在到底達到了什么水平，以及可能面臨的主要的威脅，從GDP反應來看，我們剛剛最近公布的數據，去年年底，中國按人民幣的計量的GDP的總量，應該是達到了有39萬億多一點人民幣，按照匯率法我們折算過去，不到6萬億美元，5萬多億，總量在世界上，我們現在是排在第二位，我們比日本按照匯率法折算下來，大概比它多出了7%，日本第三，美國的GDP總量應該在14萬這樣子，占全球GDP的比重，它是在24%的水平上，我們現在不到8%，大概我們相當于美國的三分之一這個水平，按匯率法折算成美元，總量排在世界第二位，這是從總量。
從人均GDP的水平來看，我們按人民幣大概人民幣兩萬九千多人民幣，不到三萬人民幣的水平，如果折算成美元的話，我們大概接近四千美元，就是人群，四千美元，這個水平是什么概念呢，這個相當于當代中等收入的發展中國家的平均水平，大體是這樣的一個情況，中等收入發展中國家的平均水平，現在也就是在三千八百多，不到四千美元，我們現在的水平和這個很接近，這個水平在世界上應該說總體看是比較落后的，因為09年的時候，世界銀行有一個統計數據，全球人群GDP到09年的時候，達到了870多美元，我們假定現在是四千美元，實際上我們比09年，世界的全球平均水平的一半還不到，這個水平應該說差距還是很大的，在世界銀行最近統計的207個國家和地區里邊，我們排在第124位，按照人均GDP水平，我們排在世界第124位，總體水平還不是很高，是一個比較典型的處在一個發展中國家的水平上，而且在發展中國家里，水平也不是很高。也就是一個中等收入的發展中國家的平均水平這個線附近。
但是大家知道中國的速度是非常快的，雖然水平不是很高，我們按照總量看，按不變價格計算，改革開放從1980年看，到現在大體上增加了有將近十九倍，就是按不變價格我們總量擴張，也就是說我們實際上是原來的一年生產的GDP，我們現在大概是十五天的樣子，生產的水平就能達到改革開放80年水平的年總量，人均水平按不變價格計算，我們大概是提高了十五倍的，就是人民GDP的水平，那么這樣也就是20天，現在中國生產的人均GDPD水平，大概相當于改革開放初期一個人的一年的年均GDP的總量，隨著還是很快的。
按照增長率來看，改革開放三十幾年，到去年我們平均年經濟增長率大概在9.77%，9.78%，我們現在說大數，經濟年均增長率9.8%，是這樣的情況，這個經濟，應該當初還是比較少見的，因為二次大戰之后，一個國在30多年的時間里，平均能夠達到9%的增長速度，在大國這恐怕還的的確確是獨一無二的，并且我們增長的穩定性應該還是可以的，就是說不光是平均速度9%以上，這個波動總體來看是有，有一些波動，但總的來看波動幅度不是特別大，還是可以接受的。
二次大戰之后，世界經濟發展出現過四次，就是一國經濟增長，連續五年增長率在9%以上，所謂連續五年，不是平均，而是逐年連續五年都在9%以上，不僅是高速度而且非常穩定的，這樣的增長的情況出現過四次，一次是上個世紀60年代的日本，它出現過一次，就所謂(神武經濟)，這一下實現了，它的戰后當時的所謂倍增計劃；第二次是上個世紀70年代的新加坡，出現過一次，實現了新加坡的一個超越，一躋擠進了當代所謂高收入的發展中國家，也就是所謂新興工業化國家的行列；第三次是92年到96年，中國出現過一次，第四次是03年到07年，還是在中國；所以二次大戰之后，這種連續五年經濟增長逐年都在9%以上的增長狀況，在世界范圍內出現四次，這四次當中有兩次是發生在中國，這兩次都是在中國改革開放以后，特別是03到07年這一次，質量還是不錯的，因為92到96年雖然增長率比較高，但是92年到96年有一個問題，通貨膨脹率也比較高，03年07年這一次，不僅增長率逐年都在10%以上，相對應的通貨膨脹率還是比較低的，所以這樣增長表現的更加時實惠一些。
由于這種高速增長，使得我們的面貌發生了比較大的變化，我記得是，世界銀行公布的1980年的時候，是世界196個國家和地區的排序當中，按人均國民生產總值的排序，中國當時是第189位，也就是196個國家，我排在189位，應該是倒數幾位了，我們現在也還在一百開外，是124，但是我是207個國家和地區，這個排序當中，我們現在是提到了124，這個提升是比較明顯的。
所以從中國目前經濟發展的情況來看，總的來說隨速度是比較快的，變化是比較大的，但是水平總體看還是比較低的，是這樣的一個總體的情況，當然我們說我們是中等收入的發展中國家，從總量我們名列世界前茅，人均水平還是比較低，但是提升速度比較快，對于這個判斷，不是沒有爭議，大家也知道，國際國內都有爭議，國際社會對于這個判斷，它是一個比較有影響的聲音，認為我們低估了中國的發展水平，認為我們比這個高，理由主要是這么兩條：一條是統計上的問題，認為我們很多沒有統計進來，比如說服務業，服務業很多在中國是不承認它的合法性的，在境外或者是國外，很多多少，西法主流社會是承認的，這些服務活動，它承認它的合法性，所以統計上自然就不可比，我們沒有統計，而這些國家是有統計，西方估計這一塊，除了類似服務業，種種原因，服務業缺失的這塊，大概占中國GDP，它估計是占了23%左右，當時它的估算，少算了20%多，是這樣的情況，這個情況在一定意義上是曾經被印證過。
2004年中國改革開放過程中，第一次經濟普查，普查的時候GDP是漲出了23%，沒有到23%，20%，漲出的20%里邊93%是漲在了服務業，就按照普查口徑，同樣的年份，按正常統計年份統計的GDP，和按普查口徑統計的GDP，剛好多出了20%多一點，多出這20%多一點多在了哪，從結構上看，多出部分的93%是多在了服務業，所以西方人說中國的統計，特別服務業少統計了，從而使中國的GDP縮水了20%，這個估計在04年中國的經濟普查的時候，實際上是被中國的數據印證了，這是一個，但這個問題不大，少統計多統計20%問題不大，中國的GDP加升了20%，特別是人均GDP水平加升了20%，不改變我們的大判斷的格局，中國仍然是一個中等收入的發展中國家，這個并不改變，所以問題不是很大。
問題比較大的是在第二方面，就是匯率，我們剛才說的，39萬億的GDP的人民幣總量，折成不到6萬億美金，我們是按照匯率法，匯率法是按三年平均匯率，匯率是外匯的價格，兩種定價方式，一種我們叫市場定價，一種叫政府定價，中國的匯率，我們現在是由管理，政府行政定價，它的基準價還是政府行政確定，雖然有一個波動的幅度，這樣政府定價有一個問題，我們對外匯的定價有可能高于或低于市場真實價格，就偏離市場價格，西方人認為我們現在大概這個評價是把人民幣低估了，把外匯定價定定高了，低估就有一個問題，人民幣統計39萬億，把人民幣價值低估，折算成美元的時候自然就折算少了，所以現在就是比較流行辦法，大家也知道，用所謂貨幣購買率評價進行折算，但是貨幣購買率評價進行折算，結果是有相當大的不確定性，因為關鍵貨幣購買率評價的你選擇的時候的結構，選擇什么樣的結構構成，結果會相差的比較大。
極端的包括世界銀行大前年的春天，世界銀行最初公布了它做的人民幣對美金的購買率評價，當時它最早公布的數據，它公布的是1.9：1，就是一塊九毛錢的人民幣購買率，大概相當于一美金，當然后來又修整，但是修整的幅度也不是特別大，但它最早的公布，如果按照這個購買率不評價核算，那中國現在總量是趕上美國了，我們剛才進是按照一比六點幾，六點七、六點八這個匯率說的，我們現在相當于它的三分之一，如果按照1：1.9，那我現在的基礎上要放大三倍，那我就差不多總量追上美國了，當然人均的話，我們現在按照是光對折的是人均四千美元，放大三倍我差不多接近一萬五千了美元，一萬五千美元，通常人家就說，發展中國家如果到這一點，大概再往后就進入一個相對比較平緩，到了一個比較后工業化時代的一個轉折點上，那就差不多是發達或者準發達國家的階段，所以據此西方也有聲音說，不承認中國是發展中國家，要求中國按發達國家進入國際社會，進入國際經濟，當然這種進入本身意味著我們進入的成本會提高，很大幅度的提高，所以我們對此要有很謹慎的態度。
這是西方的它的主流聲音對我們的質疑，認為我們是低估了，理由主要是這兩個，一個是統計上的問題，一個是匯率折算的問題，那么國內也有質疑，國內質疑主要是和他相反，影響比較大的聲音，恰好認為我們是高估，這個情況也可以理解，為什么呢，特別按人均GDP算，平均數的最大問題是抹殺差別，平均化，而中國作為發展中國家，一個最突出的現實是存在差別，所以往往在存在差別的現實當中，人們去觀察平均數，而平均數是抹殺差別的，所以人們往往對它會提出一些質疑，尤其是和現實的狀況進行對照的時候，會提出一些質疑，而且這種質疑往往會非常有影響力，有這樣的聲音。
但是我們客觀的講，你從GDP的水平來看，如果有爭議，其實我們可以看一些體現發展更本質的一些結構指標，說明中國還是一個中等收入的發展中國家，這個判斷應該說是比較客觀的，比如說我們從農業勞動力就業比重演變趨勢，當代世界銀行有一個統計，當代世界總窮的國家，就是低收入的窮國，溫飽沒有解決的國家，農業勞動力就業比重平均就是72%，當代解決溫飽的，我們叫下中等收入的發展中國家，農業勞動力就業比例平均是54%，，當代中等收入的發展中國家，我們叫初步小康，農業勞動力就業比重平均是40%，當代上中等收入發展中國家，我們叫做全面小康，農業勞動力就業比重平均在25%左右，當代高收入的發發展中國家，我們叫做當代新興工業化國家，農業勞動力就業比重平均在9%的水平。
所以我們說一個國家，你說你完成了工業化，進入了后工業化時代，除了你的工業制造業等等發展的規模和水平之外，有一個非常重要的指標，就是農業勞動力就業比重，是不是降到了一位數以下，世界平均趨勢當代是這樣的，平均數9%，發達國家大家知道農業勞動力是在5%，6%，美國農業勞動力就業比重在2%左右，按照這個經驗來看，中國的農業勞動力就業比重，改革開放初期在將近80%，78%左右，所以我們當時有一句大話，叫十億人口，八億農民，我們這么講的，那是一個非常典型的貧困的結構，我們現在農業勞動力就業比重應該在40%左右，40%略多一點點，這個結構是沒有貨幣因素，沒有匯率因素，我是按人頭算的，是具有可比性的，那么放在當代世界比，和當代中等收入的發展中國家結構狀況差不多，這是發展性的指標。
除了這個結構指標，我們還可以舉出一系列其他的指標，比如說恩格爾，消費的情況，我們現在應該是在略低于40%，大概38%、39%，城里的稍微高一點，農村的低一點，這個水平也就是當代的中等收入的發展中國家的大體水平，因為按照聯合國曾經公布過的恩格爾系數的標準劃分的值，最窮的國家，恩格爾系數，一般是60%以上，溫飽沒有解決的社會，解決溫飽的應該是50以上，50%到60%，初步小康是40以上，40%到50%，所謂全面小康，我們叫寬裕，這個應該是在30%到40%之間，20%到30%，通常稱為富裕，20%以下當時叫做極富，就是極其富裕這種情況。
現在世界，主要發達國家進入新世紀之后，恩格爾系數一般都降到了20%以下，就是極富狀態，還有一些二流的發達國家，大概是20%到30%，是富裕狀態，其他的發展中國家，基本上是分落在寬裕、小康、溫飽，這個不同階段上，中國的情況，改革開放初期，我們是城鄉平均大概是是百分之六十一點幾，那就是一個貧困狀態，我們當時講，我們是有兩億五千多萬人，是屬于絕對貧困人口，吃不飽飯的，貧困線以下的，我們現在的恩格爾系數，我們剛才講了應該是略微低于40%，或者就是40%左右，農村的要稍微高一點，農村在43%左右，城市的水平要在高一點，大概在38%這樣，所以平均，農村家庭多一點，把他們拉上一點，也就40%的水平，這個水平就是當代的，我們說初步的小康社會，溫飽之上這樣的消費結構。
我們還可以說出一些其他的結構，比如中國的工業化率，按當代國際準算，工業化率的完成情況，這些東西，時間關系不去更多的討論，我就是說從GDP的水平計算來看，和我們一些體現發展意義的結構指標來看，我們盡管有爭議，但是我們總體上說，中國現在是一個，中等收入的發展中國家，我覺得這個判斷是符合我們中國目前的實際，到了這個階段經濟進一步發展，面臨的威脅或者可能的威脅，人們要關注的主要的突出的問題，就是2006年，大家知道世界銀行公布了一份報告，提出一個概念，所謂的中等收入的陷井，中國現在到了中等收入發展階段，我們說就有可能也面臨一個中等收入陷井的威脅。
所謂中等收入陷井，它當時的現象就是，發展中國家通過一段的比較高的增長之后，達到了中等收入階段之后，由于種種原因，經濟發展出現一種停頓、停滯，和不可持續性，相應的制約發展的矛盾累計在這個地方，然后形成了嚴重的經濟，甚至爆發了社會的政治、文化，方方面面的沖突和危機，當時舉的比較典型的例子，東亞神氣的破滅，東亞有一些發展中國家，一系列高速增長，出現了一段長期停滯，停滯的同時矛盾得不到有效的緩解，越積累越深，這是一種，當時的東亞泡沫，人們經常舉的一個典型的就是馬來西亞，當年出現了這種情況。
另外所謂拉美陷井，拉美一些國家，通過一段高速增長，速度也很高，出現了不可持續的問題，一系列的發展矛盾積累起來，最近出現了所謂的埃及、中東、北非，等等這些問題，這些問題可能有它的宗教問題，有社會主組織問題，有其他的文化沖突等等，但實際上這些國家往往也是經過了一段，特別是在比較獨裁的政權的組織下，它也有一段比較高的增長速度，增長之后出現了一個增長中的矛盾，它沒有緩解，而且越積累越深，然后又不能加快發展，繼續可持續發展，通過進一步發展來消化已有的矛盾，所以這樣它矛盾累計起來以后，以不同的形式爆發，所以人們更加注意這個問題。
我們中國現在存不存在，到了中等收入階段，我們也大概是這個階段，有沒有中等收入面臨這個威脅，我們是需要認真討論的，因為什么呢，我們要看一看原因，從現在的理論文獻和政策層面分析來看，構成所謂中等收入陷井發生的原因，最主要的是這樣三個方面的原因，一個原因是創新差，為什么不可持續，關鍵就是創新差，創新差之后完不成轉變，經濟增長主要靠投入量增長帶動經濟增長，它完不成從這個依靠要素投入量大，帶動經濟增長，向依靠要素效率的提高，帶動經濟的增長，它完不成這個轉變，同時它的經競爭優勢完不成一個轉變，它不能主要靠成本低獲得優勢，像技術進步，帶來的資源稟賦的提升和效率的提高帶來的競爭優勢，它完成不了這個轉變，這兩個轉變完成不了，就遇到問題了，就是經濟增長的可持續性，經過十年、二十年，像中國已經三十多年高速增長之后，方方面面的需求規模是過去不能比的，所以如果還是靠規模，依靠投入量，依靠要素成本低，這些東西它客觀上不存在，也不可能了。
那么這個問題要解決靠什么，靠創新，而恰恰是發展中國家到了這一階段的時候，它一個最大的問題就是創新力沒有跟著經濟發展的要求，相應的提高，我們知道創新歸納可以很多方面，但粗略的說我們創新包括技術創新，和制度創新，從技術創新這個地方來說，它創新力比較低，產業速度的提高，企業核心技術，核心競爭力的提高，國民經濟的研發能力的提升，這些東西無論是相對的，就是和競爭伙伴比，還是絕對，尤其是相對的，它提升速度慢，這樣和可持續發展的要求有比較的距離，這是技術創新，它比較差，包括產業組織，包括產業結構，包括市場組織，這些東西支持它的創新有問題，這是技術創新。
更重要的是制度創新之后，制度創新之后我們可以簡單的說制度創新包括你的市場化，法制化，或者是民主化等等這些現代化的進程，它關鍵是，其他問題我們不去談了，由此形成的敗德，或者是政治問題我們不去談，我們現在說的就是從經濟上，它制度創新一旦落后之后，它市場化、民主化、法制化進程一旦滯后之后，它中等收入這個階段，市場化水平相對落后、不完備，表明另一個問題，就政府的行政權利對于資源配置的介入程度是比較深的，而且這個深是有結構特征的，越是稀缺的資源，往往政府行政權里邊，直接掌控和介入越深入，越是稀缺越這樣
這樣有一個問題，政府權利介入之后，帶來一個問題，就是這個時候企業要獲得稀缺資源的支持和配合，它主要就要去跟政府談判，因為這個權利掌握在政府手里，大家也知道，如果是在一個法制化并不是，這是市場化落后，它導致行政權利干預特別多，所以政府掌握很多資源，企業要去和它交易，和它談判，那么市場化落后的同時，法制化如果在相對的滯后，或者不完備，那就有一個問題，企業和政府談判，最有效的手段就是行賄，由此帶來一個問題，就是越是稀缺的資源，政府控制的越嚴密，政府控制越嚴密，市場力量就越要和政府談判，和政府談判的最有效的手段是行賄，那就導致越稀缺的資源，越不是按效率原則在分配，而是按照腐敗指數在分配，就是越稀缺的資源，它越按腐敗指數在分配，那就導致一個結果，它不按效率，整個資源配置由于制度創新的滯后，導致了資源配置的效率嚴重受到損害。
所以這樣兩方面的創新，一個是技術創新力量差，完不成增長方式要素效率轉變的提升，一個是制度創新的能力差，難以調動人們的積極性，關鍵是在這個階段，它會滋生腐敗，而這個腐敗所表現出的問題，它不光是政治問題，法律問題，它在經濟上是嚴重的破壞公平的時候，嚴重的傷害效率，這樣就使得這些國家往往就是長期低效率，低效率、長期低迷，但是低效率這里邊又包含了一系列的不公平，社會矛盾，不可持續，人和自然的沖突，人和人之間的社會沖突，社會分配不公平，等等這一系列矛盾的加大，再加上一些文化沖突，宗教沖突，等等這些東西交織在一起，就非常麻煩，容易產生一些危機，這是一個原因，創新力差，導致它面臨中等收入陷井，這是第一。
第二個原因是什么呢，為什么到這個階段會面臨中等收入陷井，就是它成本高，所謂成本高指的是什么呢，剛開始主要成本低，發展中國家勞動力便宜，土地便宜，各種能源，包括上流投入品，要素，相對是比較便宜的，所以它的優勢也在這，就是靠要素便宜，我去和你競爭，但是你經過十年、二十年，甚至更長時間的發展，你需求規模在增大，對各種的需求量在增大，需求量增大需求拉上以后，這些要素價格就會上漲，而且從某種意義上，比如勞動力，30年的發展，人民的福利，國民生產總值，這么大的提升，老百姓有理由要求更多的分享，經濟增長帶來的好處，所以我要求增加工資，要求提高我的福利和社會保障的水平，這從某種意義上是必然的一種趨勢，你的土地肯定越來越稀缺，所以土地的價格會上漲，你的能源，你的重要的原材料，伴隨著經濟規模的擴張，肯定需求拉上之后，價格會提升，這一提升整個國民經濟運行的成本會上升，所以靠成本低廉展開競爭的優勢越來越弱，甚至相比較來講，已經不存在了，因為還有比你更落后的，要素更便宜的一些地區，所以你在一定程度上，這些優勢沒有了，沒有了成本一提高，就帶來一個問題，什么問題呢，就是說關鍵就是你的創新力如果同時又低，說明你的效率提升不上去，效率消化不了成本提高帶來的上漲的壓力，這樣就會形成一個巨大的…需求拉上和成本推動共同作用，尤其是成本推動，越來越顯著，這樣的通貨膨脹的壓力，這種情況下就是典型的滯脹，你效率低，可持續增長的速度慢，你的成本高，通脹的壓力大，那就可能是，一個方面是長期增長低迷，經濟不景氣，一系列經濟衰退的問題和威脅，同時通貨膨脹的壓力長期居高不下，就形成這樣的一個。
發達國家歷史上個世紀70年代出現過所謂滯脹，但是它是在比較富裕的狀態，它進入了發達的狀態，現在中等收入，所謂中等收入陷井，它的問題是發展中國家，它經濟遠遠沒有達到上世紀70年代的當時的發達國家的水平的時候，它現在出現了這個問題，出現了這個滯脹，你怎么辦，所以成本提高消耗不掉，這樣形成了所謂中等收入陷井，這是第二原因。
第三個原因，所謂中等收入陷井，就是有國際原因，因為發展中國家，它是這樣的，它有的產業結構特別單一，它就主要生產一種產品，和它的要素比不相關聯，所以這個它國內消費不了這么多，它就靠出口，這是一個產業結構單一，依附于國際市場，還有是國內內需不足，產業結構很豐富，但是內需不足，內需不足主要原因是什么呢，不是說其他的原因，主要是創新力不夠，特別是技術創新力不夠，技術創新力不夠，它發現不了新的投資領域，發現不了新產品，具有戰略意義的有效的增長點，它即使形成了，到中等收入階段，它形成了一些資金，有一定資本籌措能力，國民可能儲蓄力也比較強，儲蓄能力比較強，有錢，但是它創新力低，它找不到有效的投資領域和投資機會，如果投就很可能是重復建設，它不敢投，不敢投怎么辦，內需不足，內需不足怎么辦，一定找國際市場，在比較大的程度上依靠國際市場，依靠國際市場又怎么依靠呢，它又不是依靠那個高技術的，因為它本身創新力低，它內需不足，依靠外需，原因就是它的技術創新能力差，所以它不可能拿技術創新能力高的到國際市場和人家競爭，這個不可能，然后它又不可能用成本非常低的優勢，去跟人家競爭，因為已經時過境遷，你的成本已經不低了，那怎么辦，它就拼幾個東西，一個拼資源，一個拼環境，一個拼規模，就拼這個東西，所以它高能耗，高物耗的，這些是什么呢，比它窮的，成本比它低的發展中國家，更落后的發展中國家，它生產不了，比它富的，比它強的發達國家，人家不愿意干這個了，恰恰是這個時候，中等收入發展中國家，往往在這個時候就填補了這個空缺，落后的國家比它還落后的國家沒有能力生產，而發達的國家人家不生產這個東西，依靠進口往往就這些，給中等收入的發展階段的國家，提供了一個世界的機會。
這樣動等收入發展中國家，其實它產業結構是完整，它對國際市場的依賴度越來越大，而且對國際市場依賴度大的結構內容是什么呢，高能耗，高物耗，是在它內需不足的情況下，去開拓的國際市場，這樣一來，只要國際市場出現比較大的周期動蕩，它原來的存在的內需不足的問題，馬上就空前突出，因為它原來內需不足，它是靠外需掩蓋、或者說緩解了，所以這樣子就使得它國際危機的周期性變化，對中等收入發展中國家經濟增長的穩定性，帶來極大的破壞，這就講中等收入陷井，為什么會發生，大體上主要這三個原因，創新力差，導致效率差，可持續增長能力弱，成本高，消化不，出現滯脹的局面，再有受國際市場風波的影響太大，由于種種原因，有的小國可能是產業結構單一，有的大國可能是創新力不夠，內需不足，迫使它不得不更多的依靠外需帶來的問題。
構成中等收入陷井的這幾個主要方面的原因，在我們國家現在不同程度的存在著，所以我們要高度注意，不是說中國已經陷入中等收入陷井，是說什么呢，到了這個階段，有這種威脅，我們要高度注意，采取各種辦法，應該及時有效的爭取穿越這個中等收入陷井，能夠保持經濟的可持續、均衡、穩定、有效的增長，來克服由于增長乏力，由于中等收入階段發展的成本提高，創新力不足，等等一系列問題，帶來的發展的障礙和矛盾，通過這個解決一系列的深層次的社會問題，是這樣。
我們也有優勢，我們現在中國這個階段，從中國來說，有這個危險，但也有優勢，比如第一，天時，我們的發展階段，我們處在一個高速增長的階段，沒有理由懷疑或者不相信一個沒有完成工業化、城市化，但是又進入工業化中后期，城市化加速期的國民經濟，會進入一個長期停滯，它完全有可能，所以沒有人懷疑中國再有十年，甚至二十年，相對比較高的增長期，但是人們往往都在質疑，你怎么實現這個高增長，你為實現這個高增長將會付出怎樣的代價，而這個代價是中國自己能承擔，還是要全世界來承擔，來轉移，也就是中國的實現的工業化的過程，和城市化的過程，給全球帶來的是福祉還是災難，就是這么樣的一個關注，沒有人懷疑我們有這個可能，繼續保持高速增長一段時間，但是人們更多的懷疑，你實現這個高增長的方式，我們要改變的、解決的也是這個問題，這是中國的天時，正是高速增長的階段。
還有中國有地利，中國地區之間是極不平衡的，這個不平衡在一定條件下是落后的表現，發展不協調，不均衡，但是在另外一個條件下，當一個國家的經濟進入了持續穩定的高速增長的周期之后，你會發現，大國的地區之間的不均衡，它會形成一種梯度，梯度是什么呢，就是這波高速增長的時候，那波可能在積蓄力量，等這波進入增長放緩期之后，恰恰第二波它會推動高速增長，這樣我們從東部、中部、西部，三大地帶的區別，從現在上升為國家級戰略的20幾個戰略，作為地方優勢的發揮，現在把它上升為所謂國家戰略，在我們東北地區的振興，中部的崛起，這是大的概念，我們還有許許多多所謂國家戰略，海南旅游，國際旅游島國家戰略，東北吉林的昌吉圖國家戰略，海西福建海西國家戰略，江蘇的連云港沿海城市，城市發展國家戰略，從皖江安徽的，皖江城市帶國家戰略，渤海、環渤海這一代國家戰略，天津金港新區國家戰略，北京中關村科技示范區國家戰略，你可以一直數下去的，橫琴國家戰略，原來的珠三角、長三角，就不用說了，這些我們現在包括江西的鄱陽湖生態經濟圈，這都是國家戰略，黃三角，山東的黃三角，而且戰東的藍色半島，海洋經濟區，很可能很快上升為國家戰略，遼寧的沿海城市帶國家戰略，所以你看現在這些東西就是什么，中國的地區間原來是有差異的，發展是不平衡的，但是如果進入一個全面高速增長之后，你會發現這個差異在大的地帶之間，在不同的區域之間，它會錯落的形成一些，在時間上有先后順序分布的地方性的增長級，就是地方效益，而這種增長級不是簡單的地方意義，對全國來說有全國意義，所以我們現在國家把這些具有地方優勢增長級潛質的這些地區把它劃出來，然后上升為一個國家戰略，也就是集一國之力去突揚、突出，你這一個地方的帶動性的發展，擴展它的帶動效益。這樣下來，這就是什么，不均衡的地區經濟，它可能延長一個國家經濟長期高速增長時間，就是一個波浪式的推動，所以這是我們的地利了。
除了這個天時，地利之外，當然我們還有一個特殊的因素，就是所謂人和，人和就是我們在改革，這個改革目標是市場化，市場化大家想一想，這個資源，越是從行政化的范圍，在更大程度上向市場化范圍轉移，也就是市場的力量越來越強，一個最簡單道理，資源越來越從，更大程度上從行政支配的角度，轉向市場競爭的角度，資源使用的效率是應該在提升的，轉化本身這種制度變遷，是有增長效應的，增長效應的文件解釋現在很多，大概從各種方法，確實證明了中國30多年的，特別是90年代末以來的，中國的經濟增長，越來越大程度上是靠效率提升，而不僅僅是靠要素投入量，或者是90年代中期以前，中國的經濟增長當中，依靠要素投入量，規模擴大很沖突，但是從90年代末，特別是新世紀以后，效率在增長，中國生產的解釋能力是越來越強了，而這個效率解釋里邊，有非常強的因素是來自于制度變遷的，制度變遷帶來效益，我們講所謂人和，調動人的積極性，所以中國現在從天時發展階段，從地利，它的地區之間的非均衡的發展情況，以及體制改革帶來的積極性和效率的提高來說，我們說我們也有我們克服中等收入陷井的種種優勢，現在就是說既有威脅也有優勢，怎么真正把我們的優勢轉變為現實，然后使我們經濟能夠順利的穿越中等收入陷井，進入一個可持續的軌道，這就要努力轉變我們的發展方式才能解決，這是我今天講的第一個問題，中國經濟增長的階段，以及它面臨的主要威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