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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11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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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務院總理溫家寶8日主持召開國務院常務會議。會議要求拓寬財政性教育經費來源渠道，從土地出讓收益中按比例計提教育資金。
近年來，我國財政教育投入持續大幅增長，已成為公共財政第一大支出，但距離2012年實現國家財政性教育經費支出占國內生產總值比例達到4%的目標，任務仍十分艱巨。如何進一步為財政教育投入開源增支，成為擺在各級政府面前的現實問題。
土地收益提教育資金，有望成為一針“強心劑”。不過，教育資金并非一“提”就靈，能否按比例不打折地執行，還得打上一個大大的問號。
2007年，財政部出臺規定，各地從土地出讓凈收益中提取廉租住房保障資金的比例不得低于10%，但國家審計署對19個省市2007年~2009年政府投資保障性住房審計調查結果顯示，北京、上海等22個城市廉租住房保障資金3年少提取146.23億元。
硬性提取比例成為橡皮泥，讓政策善意大打折扣。究其根源，一是土地出讓凈收益計算標準沒有明晰，給了地方政府做小分母的操作空間。2007年西安市成交地價近93億元，上繳市財政土地出讓金純收益僅6.5億元，收益占土地出讓金的比例遠遠不到10%，而業內一般認為，除去征地、拆遷、補償、稅費等成本，土地出讓的凈收益應在40%以上。二是土地出讓收益不公開不透明。與土地出讓金總額尚有據可查相比，各地土地出讓凈收益大多并未對公眾發布過，曖昧不明，嚴重削弱了上級政府和社會公眾的監督。
由于土地出讓金全額納入地方基金預算管理，儼然成為地方的“第二財政”，部分城市不愿將足額的土地凈收入裝進專項資金的“口袋”中，而更愿當作手中的“私房錢”。要想避免“土地收益提教育資金”重蹈覆轍，就必須從機制入手，遏制地方政府陽奉陰違的利益沖動。首先，厘清土地出讓收益計算標準，對成本范圍進行統一界定，避免有些地方隨意做大成本，影響提取額度；其次，推動土地出讓收益支出成為明白賬，用了多少、用在什么地方及時對外公開；此外，實施問責制，將教育等專項資金提取列入政績考核，對未達標的地方領導予以責任追究。倘若以教育資金提取為契機，推動土地出讓收益的規范運作，則意義遠超出加快教育發展本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