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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11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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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劃人語
武漢正在發生大變化。
大建設、治庸風暴、打造最優投資環境、推出“城市英雄”、建設概念性城市新區、城市功能轉型升級、紀念辛亥革命百年……一連串看似不相及的事情，如果魚貫而出，以某種姿態接踵而至，就會令人別有一番聯想。
這一系列事件，更像是鉛筆在紙面上隨意地涂抹，卻不經意間把一個城市深藏于胸的抱負與愿景凸顯出來，躍然紙上。
當下，自身求變與政策利好相互疊加，讓立志更新的武漢毫不掩飾自己的目標，全面復興歷史地位，建設“國家中心城市”。
這一次，武漢準備好了嗎？
從半年來的態勢觀察，武漢對自己頗具信心，其氣勢也分外堅定?！按笪錆h”這個曾經一度只在坊間和專家學者中使用的詞匯，開始頻繁出現在政府語系中。而且，被攪動起來的武漢，正在從軟硬件兩個方面，打造回歸歷史榮光的基礎建設。
城市競爭猶如賽車一波三折：發車搶位，一路領先，被超越，追趕，反超越，最后時刻的沖刺，一場酣暢淋漓的勝利。當下的武漢，也開始享受這樣一個過程。
但我們深知，城市復興絕不可能朝發夕至，重振大武漢的雄風，并不會一蹴而就。我們期待大武漢在自我救贖中打破制約發展的“天花板”，進而在回歸中創新出一條城市復興的新路。
25年一覺復興夢
■本刊記者 王運寶
“歷史上最優秀的是誰，有什么差距？我是不是最優秀的？換個人是不是比我做得更好？”4月6日，武漢市委書記阮成發在發起“治庸風暴”的市委擴大會議上強調，每個領導干部面對崗位，都要經常自問這三個問題。
如果把時鐘撥回到2003年，時任武漢市市長李憲生三問“武漢在哪里？”成為震動社會各界的一句話，從中能感觸到武漢的急切。
如果說“老三問”問出的是焦灼，“新三問”問出的就是自醒。武漢曾經有過耀眼的歷史，因此一直有著強烈的復興憧憬，尤其是在綜合配套改革試驗區、自主創新示范區、中部崛起戰略支點等國家級政策的推動下，人們對“大武漢”的熱切期待越來越強烈。
4月，當記者再次行走武漢時，已經能夠強烈感受到，武漢正在改變長期以來備受爭議的“溫吞水、缺少變化”的狀態。一股力量涌動在武漢的兩江四岸，讓武漢變成了一座“動起來”的城市。
兩字之變
在黃鶴樓公園的正前方，首義廣場已經建設完成，辛亥革命的紅樓也修葺一新。2010年時，阮成發曾公開表示投資200億元用于辛亥革命百年紀念，引來爭議聲一片。但武漢本地媒體客觀指出，此舉醉翁之意并不在慶典。辛亥革命百年慶典之于武漢，正像奧運之于北京，世博之于上海，是帶動城市經濟發展的契機。武漢正是借助這一契機表達重新崛起的急切之情，它可重構大武漢在中國的主流記憶和復興夢想。
在中國的所有城市中，沒有哪一座城市會像武漢這樣，對自己的復興有著濃得化不開的情結。
面對“褪色的武漢”，從上世紀80年代中后期開始，25年來，武漢當地政府官員、專家學者和媒體，就一直對武漢滑落展開討論，并大聲呼吁要復興武漢。
1999年，在國務院批復的武漢市城市總體規劃中，武漢被定位為“中部地區的重要中心城市”。但隨著武漢周邊城市的崛起，中部龍頭城市之爭，讓武漢陷入爭議的漩渦。同時，武漢也表現出從未有過的糾結，因此，也就有了時任武漢市領導連續三次的發問。
轉變從2005年開始，武漢向上發展的態勢，越來越明顯，經濟總量實現三級跳。到2010年3月，在國務院最新批復的武漢市城市總體規劃中，武漢被定位成“中部地區的中心城市”。與之相對應，與武漢長久以來有中部龍頭之爭的鄭州，被定位為“中部地區的重要中心城市”。從字面上看，出現了兩個字的差別，對此，湖北省社會科學院副院長秦尊文對《決策》分析說：“這個改變表明，武漢作為中部中心城市的定位，被明確下來。”
幾乎就在同一時間，一份國家中心城市的名單被媒體公布出來，城鄉建設部編制的《全國城鎮體系規劃》中提出，北京、上海、廣州、天津、重慶5座城市是建設國家中心城市。從這份名單的城市分布來看，中部地區和東北地區都沒有布局。
于是，從2010年下半年開始，武漢市、湖北省的政府官員和專家學者紛紛發表觀點，提出將國家中心城市作為武漢發展新的目標定位。2011年初，在新制定的武漢市“十二五”規劃中，國家中心城市的目標得到明確。而這個定位與武漢的復興夢在本質上是同一的。
此時，細心的人會發現，相比3年前誰是中部龍頭城市的激烈爭論，武漢在2011年初確立國家中心城市的發展目標時，那種充滿“火藥味”的網絡帖子大戰卻減少了。這樣一個細微的變化表明，外界對大武漢的責任與擔當，有了更為清晰的認知。
“不大建設對不起武漢”
從“中部中心城市”到“國家中心城市”，雖然只是兩個字的變化，其背后卻是大武漢躁動的心。
而要追夢大武漢，首先是城市外在形態的改變。因為既有的城市格局，已經不能滿足大武漢的功能需求。
一個簡單的對比，就能說明突破原有格局的迫切性。2009年12月，新武漢火車站投入運行，武漢卻陷入這樣一種尷尬：從這里，乘坐高鐵到長沙只需1小時，座動車到合肥是2小時、到南京3小時、到廣州4小時。但是，從武漢火車站坐出租車到漢口卻需要1小時，到漢陽則是2小時左右。
“到目前為止，武漢還只有一個交通網絡的雛形。”中國管理科學研究院武漢分院城市交通管理研究所所長胡潤洲認為。脆弱的交通環境，已經成為武漢城市發展中最大的“短板”之一，強力推動城市基礎設施大建設，實屬必然。
于是，阮成發把自己的“第一把火”，燒在了城市大建設上，阮成發決意要把紙面上的規劃變成立體化的現實。
“整個武漢現在就是一個大工地，到處都堵得厲害?！贝┧笤谖錆h采訪的一周時間里，每次搭乘的士，司機都會抱怨。從2009年開始，武漢全市共有5500多個工地同時施工，空中是高架橋、地面建快速路、地下挖地鐵隧道，基礎設施大建設正在立體化推進。
與之相對應的是，2009年，武漢城建全年共投資500億元，平均一天1.4億元。2010年城市建設投資超過600億，進入2011年，規劃總投資將超過700億，即平均每天投資2億元！置身武漢，讓人感覺是10年前上海、廣州等東部沿海大城市轟轟烈烈的建設場面被搬到了武漢。
當然，大建設也會引來爭議，對此，阮成發表現出前所未有的堅定：“我不怕別人叫我‘滿城挖’，不建設對不起這座城市?！被蛟S，武漢當地媒體上“欲求武漢明天之幸福，不得不經今日民眾之抱怨”，更能表達武漢官員內心此刻的感受。
記者在武漢采訪時看到，每個地鐵工地的圍欄上，都將竣工時間標示出來。換句話說，武漢正在跟時間賽跑。
從表面上看，這是以辛亥革命100周年紀念的時間節點倒排工期，實則是武漢在與城市擴張的速度賽跑。到2009年底，武漢市機動車保有量已經突破100萬，要想實現發展的加速度，必須首先實現道路暢通的加速度。更進一步說，武漢是在城市賽場上與競爭對手賽跑。
從目前的態勢來看，改變的不僅僅是有沒有“大”字作為名稱，實質上是武漢正在變得敢于表達自己，變得更有信心和有底氣與一流城市展開競賽。兩年之前，“大武漢”一詞，很少出現在武漢市和湖北省的政府公文與領導講話中，更多的是學者和媒體的討論。從2010年下半年開始，“大武漢”成為常用詞。
追夢需要一個標桿
從海關大鐘樓到武漢長江二橋，就是著名的漢口江灘。在全中國，只有上海、武漢兩座城市擁有這樣一塊建筑獨特的城區。按照武漢市的發展規劃，漢口沿江一線，主要發展現代服務業。與之相對應的武昌濱江一線，將建成武漢的中央商務區，606米的綠地“長江之心”已經打下基樁。武漢正在期待5年后，長江兩岸能夠出現與上海陸家嘴一樣的城市天際線。
據說，最開始的“長江之心”大樓設計高度是超過上海中心大廈的，但最終方案還是變成第二，其中也許正蘊涵著上海、武漢兩座城市的微妙關系。
因為在武漢的潛意識中，總是把自己與上海并列提出，從中不難看出，大武漢熱切期待能夠回歸當年僅次于大上海的歷史榮光。
被大武漢視為標桿城市的大上海，同樣在2011年開啟了以紐約和倫敦為目標的世界級都市的回歸之路。對于上海世界級都市如何煉成，英國前首相布萊爾第一次造訪上海時說，一個成功的城市取決于三個要素，優越的地理環境，勤勞的城市人民，再加上優秀的城市領導人。
大上海如此，地處中部的大武漢，更需要如此。
順著這個思路，在歷史的血統里，在地理的細節中，把脈武漢會發現，實現復興夢，除了政府強有力的政策支持外，這座城市還需要龐大的經濟體積，深厚的腹地，優越的交通，資本與人才的自由流通，更需要在全球化的城市發展中提煉出自身的城市精神和文化。而當下武漢首先需要沖破的，就是內陸意識和制約企業家突起的“天花板”。
武漢的自我救贖
■本刊記者 邱積敏
“把它看完，因為每天看，看著心里發煩，睡不著覺！真的徹夜難眠！看到不足，看到了問題，甚至看到了我們丑陋的一面！不痛下決心，不堅決解決，我們不可能跨越式發展！”操著濃重的武漢口音，新任武漢市委書記阮成發脫稿后，表情嚴肅地警醒著坐在會場下面的武漢官員。
這天是4月6日，武漢市委十一屆十一次全體(擴大)會議，阮成發口中的“它”指的是新華社湖北分社撰寫的《武漢市投資環境問題及對策分析》。以此為起點，武漢進入一場前所未有的問責風暴之中。
風暴的指向卻不單是官場，用湖北省委書記李鴻忠的話說，要“打造‘大武漢人’”。
誰也理不清這是武漢第幾次反思。此前均無功而返，這次呢？武漢能否從反思走向自我救贖，值得拭目以待。
整肅官場“第三種狀態”
在4月6日的武漢市委擴大會議上，阮成發講了很多擲地有聲的話。
“在責任制面前，干部‘人人自?！惺裁床缓?？如果大家都松松垮垮、講話不算，出了事沒人處理，大家都‘不自?！敲词聵I如何保證？領導干部‘不自危’，那么人民群眾就會‘人人自?！Ｈ绻覀兌細椌邞]，盡職盡責，人民才會滿意?！?/p>
“我是全市總責任體系的第一責任人，我沒有退路，也不想給自己找退路。當市委書記不能做老好人，怕得罪人，我已準備‘遍體鱗傷’，只要武漢能好！”
刺痛阮成發的有許多因素。
2009年武漢市委機關報《長江日報》曾報道，在一次企業家座談會上，一位民營企業家在談到武漢投資環境時哽咽了，直接落淚了。
2011年湖北省“兩會”上，李鴻忠不忌諱地稱，“現在全國的白色家電中心不在武漢，而是在合肥，為什么？合肥市委市政府算大賬不算小賬，在投資環境方面搶先一步。我們解放思想還不夠，這個白色家電中心，可以說是拱手讓人的?！辈⒁笪錆h打造全國投資環境最優城市之一。
種種事情都表明，武漢吏治改善已刻不容緩。
2011年春節后，武漢市委組織四大班子領導就投資環境進行了一個多月的專題調研。2月28日，阮成發到新華社湖北分社調研，親自點題，委托其進行武漢投資環境專題采訪，最終形成《武漢市投資環境問題及對策分析》。
阮成發說，報告列舉了行政、法制、財稅、金融、人文環境以及基礎設施等方面的問題，歸根到底是人的問題，尤其是干部作風。“武漢投資環境的問題就像人病了不舒服卻查不出病因，這種‘重癥肌無力’的病癥其實更危險?！?/p>
以此次市委擴大會議為標志，治庸風暴刮起，利劍直指干部“第三種狀態”?！爸斡龟P鍵在于消除干部隊伍工作表現上的‘第三種狀態’——干不好又不交‘槍’，占著職務崗位不作為。”阮成發稱，“要通過‘治庸計劃’，使干部只有兩種選擇：要么干得好，要么交‘槍’，不能有第三種選擇。重在一個‘治’字，使庸下能上，減庸提能！”
根據武漢《關于在全市掀起“責任風暴”、實施“治庸計劃”，推動武漢跨越式發展的決定》，“治庸風暴”將會貫穿2011年全年，分為四個階段：4月6日—4月30日為動員階段，5月1日—6月30日為自查整改階段，7月1日—8月30日為檢查追責階段，9月1日—年底為建立機制階段。
為了強力推進責任風暴與治庸計劃，武漢專門設置一個辦事機構，稱之為“治庸辦”，還專門開通治庸投訴熱線、網站和信箱。這部熱線電話自4月11日開通后，3天之內就接到了市民的投訴舉報600余件次，熱得發燙。
4月19日，治庸風暴開出第一張“罰單”：對3個區、5個市直部門的39名責任人進行問責，其中調離現職工作崗位7人，辭退1人，停職反省一個月的2人，并責成6個相關單位主要負責人作出公開檢討。
截至4月30日，武漢市已有109名機關干部受到“治庸”問責，其中包括3名市管副局級以上干部、19名處級干部。據武漢當地媒體評價說，這場“治庸風暴”的時間之快、力度之大、范圍之廣、震撼之強，均為武漢改革開放以來之最。
在這樣一個大武漢復興的關鍵節點上，武漢的主政者們，寄希望于通過一場治庸改變的，絕不僅僅是官場一個方面。
仕風、民風
事實上，中國最早的“治庸風暴”發起于深圳。2005年，時任深圳市委書記的李鴻忠掀起第一場整頓干部隊伍的治庸風暴。
此次武漢治庸風暴亦源于李鴻忠對武漢的要求——打造全國投資環境最優城市。不過對于武漢，李鴻忠似乎要求更高。4月2日，李鴻忠在湖北省“一主兩副”武漢現場會上要求，武漢要按照“五個大”來加強自身建設，即大武漢人、大武漢文化、大武漢標準、大武漢境界等。
這在仕風的基礎上，延伸到了民風與地域文化的改善。
對于武漢落后的原因分析，不少人認為是中央給武漢的優惠政策不夠多。但同時，也有一部分人在反思武漢地域文化的缺陷，他們認為是武漢人性格中的劣根性，造成了武漢的落后。
提到武漢，外人的第一反應往往不是城市的大，也不是湖泊眾多，而是武漢人說話嗓門大、咄咄逼人。以至于2008年，當傳出武漢要申報“全國文明城市”的消息時，眾多網友直呼“震驚”。最近，武漢市市長唐良智也要求武漢官員外出招商時，最好不要說武漢話。
武漢也曾有過與城市發展良性互動的文化，但隨后“武漢被計劃經濟寵壞了”，湖北省統計局副局長葉青分析說，“武漢都是國有企業，大家都有工作做，就沒必要自己去拼死拼活地闖蕩?！边@就形成武漢人抱守家園、安于小康的性格。
在湖北民間至今仍流傳著這樣的諺語：“一生不出門，是個福人”，“出的門多，受的罪多”。這種觀念深深地烙在了武漢人的心里，成為他們很難抹掉的文化基因。
走不出去的武漢人，逐步困于內陸意識慣性，開放意識逐步退化。武漢市原市長、現任湖北省副省長李憲生在《兩次世紀之交，武漢對外開放之比較》中，談到武漢人的開放意識的不同：“19—20世紀之交，漢口的‘碼頭文化’是‘碼頭城市’的‘轉輸貿易’商業功能的產物，而20—21世紀之交，武漢的對外開放受到城市市民濃厚的‘內陸意識’的制約則是武漢成為國內工業基地、商業港口城市功能退化的結果……表現在武漢人囿于地域區位的局限而形成的封閉自守，甘居中游的文化心態和長期計劃經濟體制下那種對商品和市場天然敏感性的喪失?！?/p>
李鴻忠在就任湖北省委書記后的一次重要講話中，也疾呼“為什么叫大武漢呢？就是要‘大’在開放上”。
沉溺于體制的幻夢，受困于內陸意識，在開放意識逐漸薄弱下，武漢一直難以鑄造現代文明的城市靈魂。這在政界表現為權力意識濃重。一個典型例子是：武漢中北路延長線是武漢二環線上的重點工程，但這條市長親自過問、多部門關注的市政道路，建設方來回跑相關審批部門，經過5次批復，花了17個月才拿到施工許可。
大武漢文化？
對于自身文化的局限，武漢人并非沒有自覺，也有足夠的反思勇氣，幾乎每隔一段時間，都會有個事件刺痛武漢人，引發一場大討論。
最近一次應該是2010年的賀歲電影《人在囧途》了。雖然這是一部由武漢當地公司投資的電影，但如同《瘋狂的石頭》引起重慶人的熱議一樣，《人在囧途》中如同80年代的武漢場景，引起了有關武漢形象的討論。當時，僅“天涯論壇”上，一份名為《人在囧途丑化武漢》的帖子，引來172張回帖，7800多人訪問。百度“人在囧途吧”里，一位外地的網友感嘆，“電影里面武漢真差……感覺是縣”。
類似討論不是當時才有，在媒體上、網絡上也都可以見到。比如最近在大楚網上，《搜集“喊你回武漢”的N條理由》成為熱門話題，網友們在表達熱愛武漢的同時，也說出了武漢的不足。
在此之前，還有關于“武漢熱干面河南產”的熱議。作為武漢人每天早餐主角之一，武漢人對現做的熱干面習以為常，從未想過方便熱干面。等到河南將此作為速食裝，銷到武漢時，武漢人又一次疾呼“為何近在咫尺的商機卻被外地利用？”
從電影到熱干面、從公交車到的士、從說話到服裝、從媒體到坊間，如此種種，武漢人對自己的反思不可謂不深。但反思歸反思、現實歸現實，每次反思的結果總會被武漢頑固的市民文化所消磨。武漢人在“既愛又恨”的日常抱怨中，逐漸沉落。
其實，應該形成何種城市文化，武漢至今也沒有形成共識。
“從碼頭文化到現在的荊楚文化，都有爭議。到現在，武漢的文化還沒有找到合適的定位，與自己的政治經濟地位不相匹配?！焙笔∩缈圃洪L江經濟研究所所長彭智敏告訴《決策》。
接受采訪時，武漢大學發展研究院院長李光認為，武漢的地域文化具有局限性，“城市的現代化核心是人的現代化，人的現代化是人的素質的現代化。在武漢，市民素質問題往往會成為爭論的焦點，我認為武漢需要從碼頭文化向現代的市民意識、公民意識提升?！?/p>
而在“五個大”中，李鴻忠對武漢最新的要求是，按照“楚漢特色、時代精神、融通天下”的思路，發揮傳統優勢，順應時代要求，建立健全符合市場經濟理念的體制機制，培育“開放包容、崇尚成功、寬容失敗”的大武漢文化。
回顧武漢過去種種的文化重建會發現，要達到重塑大武漢文化的要求，顯然任重道遠。實際上，大武漢文化與大武漢人，是緊密相聯，相互影響的，但到目前為止，如何塑造大武漢人，武漢還沒有系統的舉措出臺。
企業家“短板”
■本刊記者 王運寶
“五一”期間，武漢三鎮的鬧市街頭，多出來一組獨特的景觀。“主角”是《長江日報》近期宣傳報道的近百位武漢著名企業家和為企業服務的優秀公務員，把他們制作成每幅3米高、1.8米寬的巨型公益路牌廣告，冠以“城市英雄”的名稱，樹立在武漢主干道上。另據《長江日報》介紹，隨著報道的推進，會有更多“城市英雄”在街頭亮相。
本刊記者在武漢采訪時獲悉，“以企業為主體、以企業家為主體”，從2009年開始，逐漸成為湖北省、武漢市推動經濟跨越式發展的共識。據介紹，這是湖北省近年來在謀劃經濟發展推動力上的一個重大轉變。
對武漢來說，不管復興的路有多長，大武漢的核心始終是人，其主要包括三個方面：一是觀念解放的干部隊伍，二是企業家群體，三是高素質的市民。他們是相互聯系、相互影響的不同群體。
一流的城市需要一流的產業支撐，一流的產業由一流的企業集聚形成，一流的企業需要一流的企業家引領。因此，大武漢回歸的首要在于企業家群體的突起。
向企業家鞠躬
4月18日，“武漢市企業家活動日”舉行，武漢市委書記阮成發親自參加?；顒右婚_始，阮成發主動站起身，向所有與會的企業家鞠躬。記者梳理《長江日報》上公布的企業家名單發現，真正有重大影響力的知名企業家數量，還是相對較少。這是武漢多年來的一個客觀事實。
其實，不僅武漢如此，所有經濟欠發達地區，都面臨企業家資源稀缺的短板。正因如此，在采訪中，所有受訪者在分析武漢如何實現真正復興時，都不約而同地重點強調企業家的作用。
從縱向來梳理，雖然大武漢在近現代歷史上擁有很高的城市地位，但那些為民族經濟發展做出過重大貢獻的大企業家之中，似乎很難發現武漢人的名字。從橫向對比會發現，當前正活躍在中國經濟舞臺上的一大批重量級領軍型企業家，我們還是很難找到武漢人的身影。
“在東湖高新區，只有一家產值超百億的企業，但是作為一家國有企業，董事長貢獻再大也不能說是自己的?！蔽錆h大學發展研究院院長李光分析說，深圳、青島、寧波、無錫、蘇州、大連、佛山等新興經濟城市崛起和趕超武漢，從根本上來說就是企業家的興起。比如青島有名揚海內的“五朵金花”，深圳有華為、中興、招商、平安、萬科、騰訊，每個企業都有一個響當當的企業家領袖。
實際上不用看太遠，這樣的企業家明星，在武漢周圍各省市中，都可以找到。
武漢的南邊鄰居長沙，其工程機械制造產業的原有基礎，遠不如武漢雄厚。但長沙有梁穩根、詹純新、何新華，以及向文波等一批領軍型人物，引領長沙向“工程機械制造之都”挺進。
一個簡單的數字對比，就能說明一流企業與一流企業家的重要性。武漢原有的著名企業武重、武鍋、長動3家企業重組成為武漢重工集團，合并起來2010年的銷售額才30多億元。同為中部的長沙三一重工、中聯重科，2010年銷售收入雙雙突破500億元，武重與它們完全不在一個重量級上。
同樣是國家級自主創新示范區，北京中關村、武漢東湖、上海張江三者比較后會發現，武漢東湖一方面不像北京中關村那樣，有聯想、方正、紫光、百度、搜狐、新浪等知名企業；另一方面，也不像上海張江那樣，有200多家世界500強研發中心。湖北當地學者和媒體調研后發現，雖然武漢每年培養的高科技人才高于上海，但進駐武漢的跨國公司研發中心卻很少，這明顯是一種悖論。
因此，有專家稱，武漢就像是一個企業的“圍城”。城外的企業可以沖進來，城內的企業難以沖出去。對此，“點子大王”何陽道出了一個耐人尋味的事實：由于武漢夏天出了名的熱，武漢的飲料銷售額在全國一直處于前列。按此推理，武漢發展空調業的條件似乎很充分。但是，武漢的空調品牌卻沒有走向全國市場，武漢至今還找不出一家與海爾、格力、美的并駕齊驅的空調企業航母。
企業家的缺失，直接導致武漢眾多優勢只能體制內循環，無法發揮作用。一個典型例子是武漢的科技優勢無法與當地產業進行配套轉化。李光給記者舉了一個例子，武漢紡織大學的徐衛林教授發明了一項全新的紡織技術，被譽為是“紡織行業的一次革命”，但在武漢竟然找不到一家企業能夠將其轉化成產品，最后被山東如意集團買過去，僅用3天時間就拿出轉化的成果，創造了幾十億的產值。更具意味的是，如意集團反過來再回到武漢，把自己生產的全世界最輕薄的紗巾，捐贈給武漢紡織博物館。
沖破“天花板”
“為什么我們留不住馬云？”曾成為上海的熱門問題，武漢需要同樣的反思。
漢正街曾經誕生過中國第一批商貿流通領域的小老板，但是武漢沒有像南京那樣，生長出中國商貿流通領域的大哥大——蘇寧集團。漢正街更是沒有成為與義烏小商品市場并駕齊驅的交易中心。雖然現在有漢口北商貿流通樞紐的崛起，但是其真正的操盤手，卻是浙江人，是義烏人。
實際上，不管是本土能人型企業家還是外來植入型企業家，武漢都很少。而且在企業數量或是體量上，都與武漢這座城市本身的體量不相稱。
武漢為什么企業家資源不足？只有找到制約的天花板，才能打破阻礙企業家競相涌現的瓶頸。
首先，在國有企業一枝獨秀的情況下，民營企業在利益左右搏弈中艱難推進，在上升中還有體制困境。這在武漢已經成為一個長久的話題，其背后隱藏著有形或無形的多種制約。
其次，是企業家能夠支配的資源少，尤其是具有一定技能和團隊精神的員工隊伍少。其主要原因是武漢每年的人才流失嚴重，根據《湖北發展研究報告2010》中公布的數字顯示，2009年與2010年，武漢市高校畢業生連續兩年都是25萬人，位居全國第一，其中每年大約只有1%的博士生、4%的碩士生和11%的本科生留在武漢創業就業。“這與武漢的產業結構有直接關系，武漢的知識型就業明顯不足，高科技服務業水平低，武漢的高技術還是集中在高技術制造業上?！崩罟夥治稣f。
第三個關鍵方面，是企業和企業家成長的環境問題。武漢復興需要打造一批產業“航母”，但更重要的是要能夠匯集一片承載航母的“海洋”，這個海洋就是環境。
在4月6日的會議上，播出了一段投資環境案例的采訪錄像，讓會議廳內近百位武漢市各部門“掌門人”如坐針氈：在一份反映審批難問題的報告上，市領導寫下感嘆，從審批到完工最后要花上29個月，真是難于上青天！武漢郵科院準備蓋一棟研發大樓，但跑了多個部門，審批一頭霧水，最后一算賬，從審批到拿到備案證，要花518個工作日、過77道關。而同樣在南京，該院建大樓只花一個多月就審批完畢。
還是在這次會議上，武漢市市長唐良智圍繞環境問題舉例說，武漢有13家五星級酒店，但組織稍微大一點的國際會議會展，就捉襟見肘，寫字樓也沒有一座真正能對接全球化經營要求和全天候服務要求的。在市級政務網上隨機選擇內資企業注冊登記，成都承諾是5個工作日，杭州是3-5個工作日，武漢是25個工作日。
當時公開播放的全是武漢投資審批時限長、政府官員違法亂紀、承諾不兌現等“黑鏡頭”，這些都更加印證了新華社調研報告中的問題。“投資環境不優，已成為我市跨越式發展的重大障礙！”阮成發大聲疾呼，“我們必須痛下決心，大刀闊斧，以前所未有的力度，從根本上改善投資發展環境，努力將武漢打造成全國行政審批項目最少、程序最便捷、收費最低、效率最高的城市，讓投資者和企業家安心、開心、快樂?！?/p>
《長江日報》曾專門撰文稱“作為歷史重商之都，武漢為什么缺少全國聞名的一流企業和企業家，政府和各級領導干部首先要反思”。4月27日的《湖北日報》上，在綜述湖北省黨政代表團赴湖南學習考察時，著重分析認為“湖南速度”是從不斷改善的投資環境中內生出來，并提出“要像愛護眼睛一樣，愛護投資環境；要像每天洗臉一樣，及時清除環境中的污垢。”
由此可見，阮成發向企業家鞠躬的一幕，意味深長，含義深刻。
沖刺“第四極”
■本刊記者 王運寶
攪動、奮起，一股努力向上的沖勁，讓外界強烈感受到當下武漢的力量。
站在2011年這樣一個對武漢具有特殊意義的年份來觀察，我們不禁發問：群雄并起的時代，武漢能圓一個復興武漢、回歸國家中心城市的夢嗎？
如果從武漢一座城市擴展到武漢城市圈，從武漢城市圈再擴大到長江中游城市群，2011年會不會成為“中三角元年”？“中三角”又能否成為中國的“第四極”？
解開這些疑問，只要進入中國區域經濟坐標系，就能畫出武漢所處的方位。
武漢的方位在哪里？
武漢作為長江經濟帶上的中心城市，首先就要在長江經濟帶上來比較。
上海、南京、武漢、重慶是濱江四大中心城市，2010年，上海在4個直轄市、15個副省級城市中排名第一，經濟總量是16872億元，武漢僅是上海的1/3。同時，武漢經濟總量在重慶之后，僅僅高過南京500億元。如果放大到整個長江經濟帶，武漢在杭州、成都、蘇州、無錫4座城市之后，其中，蘇州是9510.9億元，高出武漢4000億元。杭州、成都、無錫與武漢都處于“5000億俱樂部”，基本在同一方陣。
綜合長江經濟帶的中心城市來看，武漢排在上海、重慶、蘇州、杭州、無錫、成都之后，可見，武漢在長江經濟帶上已經不能進入到前五強之列。
從歷史縱向中來看，武漢整體經濟實力的變化曲線，劃出了一個完整的“W”型。“1982年武漢的經濟總量在全國15個副省級城市中排位第一，一直到1984年，武漢在全國位列第四位，僅次于京滬津三大直轄市，是真正的中國‘第四城’，排在廣州之前?！焙笔∩鐣茖W院長江經濟研究所所長彭智敏告訴《決策》。
采訪中，武漢與廣州的比較是被提及次數最多的，因為要實現大武漢的真正復興，回歸到曾經的歷史地位，武漢必須要追上廣州。
1988年，廣州經濟總量超過武漢，22年來，差距不是縮小，而是越拉越大。到2010年，廣州市地區生產總值突破萬億元大關，達到10604.48億元，排名全國第三、副省級城市第一。同年，武漢的GDP為5515.76億元，僅為廣州的一半左右。而且，廣州已經明確定位為國家中心城市，其城市功能的強大，是目前武漢所無法望其項背的。
從2010年的經濟數據來看，在直轄市、副省級城市和新興經濟城市中，武漢的地方一般預算收入、工業增加值、進出口總額、實際利用外資等主要經濟指標，都在十名之外，稍好一點的第三產業增加值與固定資產投資排名第8位。而廣州的工業增加值、第三產業增加值、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進出口總額等多項經濟指標，都在前五名。
在這些指標中，作為城市經濟支撐力的工業，武漢在2010年的工業增加值是2079.8億元，僅僅是上海的1/3，在直轄市、副省級城市和新興經濟城市中，排名第15位。與廣州相比，差距依然有1500億元。因此，武漢市委機關報《長江日報》在“勵精圖治、復興大武漢”系列評論中尖銳地指出，武漢雖是老工業基地，但“武漢制造”沒有走向全國。
作為中心城市，第三產業是其核心功能，在這方面，武漢是什么位置呢？
作為全國的三大中心城市，2010年，北京、上海、廣州的第三產業增加值恰好排名前三甲，北京最高突破一萬億元，上海是“榜眼”，廣州位列“探花”。而武漢的第三產業增加值是2813億元，只有廣州6465億元的43.5%。
在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方面，北京、上海、廣州同樣是全國前三甲。廣州在2010年實現4476億元，同期武漢是2523億元，相當于廣州的56%。
強將與擠壓
一系列數據比較發現，武漢的差距很明顯，沖擊中國“第四城”依然是任重而道遠。如果跳出單純與廣州的比較，武漢第一步可以進軍副省級城市前三甲。
那么，目前武漢的位置如何呢？從2010年的地方統計公報來看，武漢在副省級城市中的排名在廣州、深圳、杭州、青島、成都之后，位居第六。其中，廣州、深圳都遙遙領先于武漢。武漢若想實現目標，必須連續趕超杭州、青島和成都。
在經濟總量上，杭州、青島、成都和武漢，都在5000多億元的區間，基本處于同一梯隊。杭州稍微高一點也僅僅高出武漢400億元。青島、成都與武漢的差距只有幾十億元。由此可見，武漢具備趕超的充足底氣。
但另一方面，2010年經濟總量緊隨武漢之后的寧波、大連、沈陽和南京，都是區域經濟中的“精兵強將”，它們趕超武漢同樣信心十足，而且態勢強勁，尤其是與武漢在同一時間提出建設國家中心城市的沈陽，不可小覷。
沈陽的經濟總量雖然比武漢少了500億元，但沈陽的地方一般預算收入、工業增加值、固定資產投資、實際利用外資等關鍵經濟指標，都比武漢高。尤其是沈陽的固定資產投資完成5007.4億元，僅次于北京、上海、天津、重慶4個直轄市，不僅高于廣州、深圳，更是高出武漢1254億元。今天的投資就是明天的經濟，而且沈陽也是國家級綜合配套改革試驗區，在政策利好上不輸于武漢，因此，沈陽在副省級城市中有能力沖擊前三甲，將成為武漢強有力的競爭者。
對武漢來說，面對的還不僅僅是一群副省級城市“強將”，同時還有來自周邊城市的無形擠壓，特別是同處于京廣經濟帶上的兩個鄰居——北面的鄭州與南邊的長沙。
比如，武漢天河機場的目標是打造成中國第四大樞紐機場，但在2010年，其旅客吞吐量已被長沙機場超過，武漢不得不把中部第一的位子拱手相讓。這一事例說明，武漢還不能領袖群倫。
鄭州和長沙敢于公開向武漢叫板，也從一個側面印證出，武漢的經濟實力與城市吸引力雙雙出現滑落。而在這些周邊城市中，最讓武漢揪心的是城市間的合縱連橫，以長株潭融城、鄭汴一體化為典型。
2010年，長沙、株洲、湘潭3市的經濟總量達到6715.8億元，正好高出武漢1200億元。鄭汴一體化的經濟總量是4930.22億元，僅比武漢相差580億元。
在體現經濟競爭力的工業增加值上，長沙是2020.68億元，與武漢的2079.8億元相比，基本持平，而長株潭融城的工業增加值就反超武漢1058億元。同時，鄭汴一體化的工業增加值反超武漢285億元。
在體現經濟增長潛力的固定資產投資上，長沙也已經突破3000億元，相比武漢只少560億元。長株潭融城之后的固定資產投資就會反超武漢880億元。更關鍵的是在經濟活力上，長沙要優于武漢，且長株潭3市的經濟增長都在15%以上。
目前，不僅僅是長沙、鄭州等老牌省會城市站出來挑戰武漢，處于京廣經濟帶延伸線上的深圳、天津以及佛山，經濟總量都已經超越武漢，因此，武漢在京廣經濟帶上同樣也不能進入前五名。
通過以上縱橫坐標軸的分析來看，武漢處在“前有標兵、后有追兵、四周有強兵”的狀態，排在武漢前面的杭州、青島、成都，以及緊隨其后的南京、沈陽、寧波、大連，都在摩拳擦掌。
得天元之位是武漢的區位優勢，湖北被譽為是中部崛起的戰略支點，武漢則是“支點中的支點”，但事實上，居中的武漢不僅缺少支點的張力，而且更容易受到四周城市的擠壓。
因此，從經濟實力來看，武漢要實現國家中心城市的戰略目標，靠單打獨斗是絕不可行的，惟有與周邊城市合力抱拳，不僅構建武漢城市圈，還要站在長江中游地區的高度，攜手長株潭城市群和環鄱陽湖城市圈，組建“中三角”。因為只有“中三角”成為中國區域經濟的“第四極”，武漢才有可能借力回歸到曾經的歷史地位。
那么，武漢與周邊城市群合力抱拳之后，又會是一番怎樣的格局呢？
“中三角”VS成渝經濟區
“中國的明日樂園，長江上的芝加哥，代表了世界的未來。”這是頗具權威性的美國《外交政策》雜志，在其推出的“全球城市指數排名2010”中重點推介重慶時，給予這座城市的點評。
把“芝加哥”的桂冠給予中國的某一座內地大城市，已經成為一種普遍性比喻。武漢、鄭州、長沙都曾把“東方芝加哥”的帽子搶著戴在自己的頭上。
雖然只是個稱號，其背后卻是城市競爭的大戲。在這個舞臺上，被公認為“東方芝加哥”的武漢，會稍許有些尷尬。
一個在區域經濟學界普遍提及的比喻是，中國東部海岸線如一張弓，長江就像一支箭，之前的說法是“弓有多強，箭就能射多遠”。后來，這一說法悄然改變成“弓再強，也要看開弓的力有多大?！币虼?，扣弦的著力點——武漢就顯得非常重要。
但隨著西部大開發推進十年，在西部優厚政策的引力下，直接投資西部的“蛙跳式”產業轉移風生水起。于是，“扣弦的點”已經由武漢向西移，轉而是上海與西部長江上游城市“君住長江頭，我住長江尾”的默契配合了。雖然武漢海關大樓的鐘聲依然洪亮，但已非當日與大上海并稱時的武漢了。
5月初，國務院正式批復成渝經濟區發展規劃，一個20萬平方公里的新經濟生長點正在崛起。這又為以武漢為頂點的長江中游地區沖擊中國區域經濟“第四極”增加了變數。放眼國內，與“中三角”展開競爭的，就是成渝經濟區。
首先，從單一城市圈來看，長江中游地區的3個城市圈，都還不足以憑自身能量笑傲江湖。2010年，武漢經濟圈的總體實力是8000多億元，長株潭3+5城市群是10000億元左右，環鄱陽湖經濟圈只有5000億元。
同期，成都市加上重慶市一小時經濟圈的總量，達到12000億元。排在前面的長三角與環渤海城市圈的經濟總量都在6萬億元之上；珠三角不包含港澳在內的核心成員就已經突破30000億元。
因此，不管是武漢自身還是長江中游地區的城市圈，要參與新一輪區域經濟的“跑馬圈地”，必須在3個國家級區域發展戰略的基礎上，經過疊加整合之后，形成一個新的整體戰略。統計數據顯示，長江中游地區三個城市群相加的經濟總量，超過2萬億元，能夠與成渝經濟區一較高下，沖刺“第四極”。
其次，“中三角”的形成，已經具備客觀基礎。早在2003年，就有“中三角”概念的提出。在2010年最新的國家“十二五”規劃和主體功能區規劃中，武漢、長沙、南昌同屬長江中游地區的范疇。
這一區域不僅有長江的天然聯系，而且將武漢、長沙、南昌以及20多座中等城市串聯起來的環形高速公路、高鐵動車，都已經貫通。另一方面，從定位上來說，“不管是‘兩型社會’，還是生態經濟示范區，兩者具有內在聯系，完全可以相互整合、互相促進。”湖北省社會科學院副院長秦尊文對《決策》分析說。
因此，“把長江中游地區三個‘一小時經濟圈’整合成一個‘三小時經濟圈’，是可行的?！鼻刈鹞恼f，在長三角、珠三角、環渤海經濟區之外，長江中游城市群能夠成為中國經濟“第四極”。
4月26日，李鴻忠率領湖北省黨政代表團赴湖南考察，在湘鄂兩省經濟社會發展座談會上，李鴻忠提出應合力打造長江中游城市群，打造支撐中國經濟增長的“第四極”。此舉被認為是啟動長江中游城市群的一次重要接洽，組建跨省區的超大型經濟圈的發展動向，已經很明晰。
從本質上來講，“中三角”的影響力有多大，很大程度上取決于武漢的影響力和帶動力。如果武漢能夠發揮上海之于長三角的引領作用，“中三角”就會水到渠成。由此，我們期待大武漢在自身求變的同時，能夠與“中三角”實現真正的互動。
“老大”城市回歸
■本刊記者 徐浩程
當下，沉悶的武漢被攪動得風生水起，它的夢想也隨之變得更大。
如果將視野放寬就會發現，當下懷揣“復興夢”躁動的城市不獨是武漢。沈陽、南京、西安等這些曾經引領中國城市的榜樣、曾經失落的“老大”城市，似乎先后迎來復興的曙光。
這圓了眾多人心中的情結。
但武漢、沈陽、南京、西安等城市是在跳出城市大起大落發展的怪圈，抑或只是進入了一個“政策興奮期”？
老大的幸福時光
“三級跳”是目前武漢政界的一個熱詞——過去3年，武漢GDP連續跳過了3000億、4000億、5000億三級，達到5515.76億，在全國15個副省級城市中躍升至第六位。
這之前，武漢GDP在1998年突破1000億后，用了7年時間突破2000億——在2005年達到2238億；用了2年突破3000億——在2007年達到3141億。
速度與數據背后是武漢跳動的夢想。
2011年湖北省“兩會”上，湖北省委書記李鴻忠提出，“十二五”期間武漢要實現更大程度的跨越，努力建設“國家中心城市”，為此將授予武漢市以省一級的管理決策權限，并對武漢釋放所有省級政策空間，在政策機制和管理權限上的“省市一體”，為武漢在“十二五”期間實現更大程度上的跨越式發展創造條件。
此后不久，武漢在市委全體會議上以《勵精圖治，奮發有為，努力開創武漢科學發展新局面》的主題報告，“回應發展的機遇、復興的大勢、歷史的矚目和深沉的寄望”。4月7日，《長江日報》開始連續刊發《勵精圖治、復興大武漢》的系列評論，“十二五”開局也被武漢定位為“再創輝煌的歷史新時期”，并號召在“新的歷史條件下全面復興大武漢”。
武漢只是“老大”城市集體躁動的一個例子。在此前后，南京、沈陽、西安等一批既“老”且“大”的城市先后發力。這些城市與改革開放后勃興的大連、蘇州、青島、無錫、寧波等新貴城市相比，是當之無愧的“老”城；因為計劃經濟體系與城市發展模式，讓它們也是動輒幾百萬人口的“大”城。這些城市有過輝煌，也曾陷入過與新貴城市的口水戰，苦苦掙扎，分外糾結?，F在，即便部分城市在經濟體量上尚未超過新貴城市，但在城市競爭中，都開始扭轉劣勢。沈陽與大連是其中的一個典型。
2000年前后，大連通過經營城市，建設“大大連”迅速崛起，而此時沈陽還陷入老工業基地的泥潭中。因為沈陽的衰落，“遼寧振興靠誰？沈陽還是大連？”此類問題在2003年前后甚是流行。但在2007年，沈陽在經濟總量上一舉反超大連；2010年4月，沈陽經濟區上升為國家戰略，成為國家新型工業化綜合配套改革試驗區；2011年，沈陽在其“十二五”規劃中更是將“東北中心城市”的發展定位調整為“國家中心城市”，先大連一步。
在長三角，盡管與蘇州、無錫等城市的經濟總量尚有差距，但南京當地政界人士和學者們普遍認為，“南京近年來城市變化巨大，經濟發展迅速”。特別是在城市功能和科教資源上，南京遠高于蘇州、無錫等長三角城市。曾先后主政蘇州、無錫的楊衛澤調任南京市委書記之后，憑借他對三座城市的深厚洞察，楊衛澤雄心勃勃地提出，南京作為江蘇省會城市和長三角中心城市，發展目標和定位是帶頭，要實現帶頭就只能是第一。
政策、官員、大工地
“老大”城市的復興有其客觀經濟背景。
“2008年擴大內需政策實施以后，這些城市巨大的人口正在逐步轉化為巨大的消費市場，讓這些城市的發展得到了強勁的支持?！焙笔∩缈圃焊痹洪L秦尊文向《決策》分析道。
在消費市場之外，“老大”城市的產業結構也與內需政策有著某種匹配?！皟刃枵叽碳ち嘶A設施大量開工，以及以汽車為代表的產業發力。這就使得汽車、鋼鐵、石化等傳統產業效益明顯提升。”華中科學技術大學經濟學院院長徐長生告訴《決策》。恰恰是武漢等“老大”城市得益于計劃經濟的產業布局，在鋼鐵、石化等傳統產業上占有明顯的優勢。隨著這些產業的復蘇，“老大”城市明顯擺脫了此前的經濟困境，沈陽尤為明顯。
相對經濟大勢，“老大”城市復興中更讓人矚目的共同點是政策、官員、大工地。
隨著中國城市發展模式從大中小城市并舉轉向優先發展大城市，“老大”城市相對新貴城市而言更容易得到政策上的傾斜。
僅以2009年以來國家級區域戰略而言，眾多以“老大”城市為中心的城市群、都市圈戰略被上升為國家戰略。2007年12月，武漢都市圈被批準為“兩型社會”試驗區；2009年6月，以西安為中心的《關中—天水經濟區發展規劃》發布，將西安定位為“國際化大都市”；2009年12，武漢東湖高新技術開發區被批準為第二家國家自主創新示范區；2010年4月，沈陽經濟區被批準為國家新型工業化綜合配套改革試驗區。
與改革開放初期相比，這些政策更多只是一個個概念，劃定一個更大的騰挪空間。這些城市的當政者借助這些政策，通過肅清吏治打破此前沉悶的局面。
2011年4月，新任武漢市委書記阮成發在看了新華社湖北分社關于武漢市投資環境的調查報告后，在大會上稱“看到了我們丑陋的一面。晚上睡不著覺，真的徹夜難眠……不痛下決心，不徹底解決，我們不可能跨越式發展。”這迅速在武漢政界形成旋風、高壓態勢，通過治庸風暴傳遞到政府體系的最末梢。
西安市市委書記孫清云傳遞壓力的方式則是網絡。2011年初，孫清云在6天內對媒體報道和網民留言做了3次批示，稱“對網民和媒體反映的問題，有關區縣和市級部門要采取適當形式予以及時回復。這應該成為一種常態。”
此外，抓住擴大內需的機會，大量進行基礎設施建設，也是這些“老大”城市的共同態勢與復興的重要助推力之一。
從城市基礎設施大建設到超大型地塊的概念性開發，武漢最顯而易見的變化的就是樓、橋、路。武漢東湖自主創新示范區已擴容到500平方公里，從2012年開始，武漢將會每年一條地鐵通車。5000多個同時開工的工地，讓武漢“堵在路上”，煩惱與希望并存。
西安則著力打造180多平方公里的西咸新區，按陜西省政府“三年出形象，五年大變樣，十年大跨越”的要求，十年間西咸新區的基礎設施投入將達到2000億元，再建一個人口100萬的特大城市新區。
能否跳出發展慣性？
“老大”城市的復興需要政府“看得見的手”提供一個“梯子”。但“梯子”終有一天會被“踢掉”，或者變得不再那么重要，那么，“老大”城市復興的慣性何在呢？它們又將如何形成現代經濟的報酬遞增與自強化的反饋機制呢？
到目前為止，似乎沒有一座城市能夠給出答案，跳出城市發展的政策依賴。
3月，因修地鐵而修剪、移植法國梧桐的“砍樹事件”，讓南京復興態勢下的焦灼顯露無疑。近年來，南京變化巨大，但一直沒有找到城市發展的核心競爭力與發展的新路徑，而30年間10任市長走馬燈似地輪替主政，讓政策推動力變得不那么可靠。
幾乎在同一時間，武漢市民則隔空發問，“如果可以，能否每人出一定數額的錢，將武漢長江二橋買下來？”。從今年7月份開始，在取消了近7年后，武漢將對除武漢長江大橋、江漢橋之外的過江通道收費。坊間認為這是武漢市政府基礎設施投入過大，財力后續乏力的無奈之舉。
城市興衰有其自然規律，不可避免。作為政府，在城市發展中應當用“看得見的手”去熨平這種發展的起伏，盡可能的避免城市發展的大起大落，而不是助推形成“尺蠖效應”，甚至透支城市未來發展的潛力，最終“成也政策、敗也政策”。
因此，以武漢、沈陽為代表的一批“老大”城市，能否走出一條不同于上海、廣州等城市所走過的道路，同時又區別于深圳、大連、青島、寧波等新興城市的第三條道路，成為很多人的期待。
美國未來學家麥金利·康維預測武漢將是未來世界十大超級大城市之一。這一直讓武漢人頗為自豪。
這一結論是基于武漢的區位、交通、科技人才等要素，但能否跳出發展的慣性？還需要時間給出答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