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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11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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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大學生態學系助理教授，北京大學景觀設計學研究院副院長；主要從事城市生態學與景觀規劃設計研究與教學。
作為中國著名高等學府的一名教師，李迪華憑借淵博的知識和嚴謹的治學態度，深得學生的愛戴與尊敬；作為一名城市生態學與景觀規劃設計的知名專家，憑借精湛的專業造詣和高度的社會責任感而備受業內人士推崇。采訪中，他直言，隨著我國城市化、工業化速度的加快，人類對生態與環境的破壞日趨嚴重，缺乏明智的規劃和決策，特別是以土地綜合設計為核心的景觀設計學科的缺席，是一個重要的原因！
正確看待“申遺熱”
隨著“中國丹霞”地貌成為中國的第40項世界自然遺產，一時間中國又掀起了“申遺熱”。據建設部統計，中國各地躍躍欲試提出申遺城市的已經排隊到本世紀中葉。李迪華直言，目前“申遺熱”是一種地方政府從經濟利益出發的、錯位的關注與投入，這種熱乎勁是不可能持續的。之所以稱之為錯位，是因為地方政府對待遺產的態度多是“輕利用”、“輕保護”，與地方“申遺熱”相伴的是參觀門票的“加價熱”。
關于保護，在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的《保護世界文化與自然遺產公約》（以下簡稱《公約》）序言中表述得非常明確，即“保護不論屬于哪國人民的這類罕見且無法替代的財產，對全世界人民都很重要，考慮到部分文化或自然遺產具有突出的重要性，因而需作為全人類世界遺產的一部分加以保護”；關于保護責任，《公約》中也表述得非常清楚，是國家責任，特別強調簽約國應該“竭盡全力”利用本國資源保護世界遺產。
李迪華說，我國政府于1985年加入《公約》，在遺產申報和遺產保護方面做了大量工作，成績卓著，與地方政府遺產申報熱潮極不相稱的是在履行國家責任方面的冷淡，如：《公約》在中國由兩個部門管理，很多年前相關專家就呼吁成立國家級文化與自然遺產保護專門管理機構，然而至今毫無音信；缺乏與《公約》相匹配的國家文化與自然遺產體系，中國的文化與自然遺產分別躋身于文物、歷史文化名城名鎮與名村、風景名勝區和自然保護區等不同條塊中，管理和保護的依據與力度千差萬別，實際上是地方政府甚至私人企業在全權管理著中國的文化與自然遺產。
“而所謂的遺產利用，不過是觀光和收門票，愛國主義教育和科學、文化與藝術價值展現被忽視，這就是“輕利用”。高昂的門票價格對絕大多數青少年學生而言無異于要求低收入人群購買奢侈品，這讓他們哪里還有心情接受愛國主義教育，這尤令人惋惜！”
城市景觀不應脫離人的尺度感受和實際需要
在城市建設程中，越來越多的城市喜歡建造一些標志性景觀，這引起了一部分專家、學者的詬病。然而，李迪華向記者表示，標志性景觀本身沒有錯誤。人的本性中有彰顯自我的傾向，因此，從古至今，無論是神話傳說，還是保留下來的文化遺存，很容易就能找到標志性的建筑或者建筑元素，如：中國民間傳說中的昆侖山、中國古村落中的戲臺、天安門廣場上的華表、寺廟的塔等等，以及西方城市中的教堂與市民廣場，這些都具有強烈的標志性。沒有人批評這些標識性景觀，相反，人們常常留連于它們周圍，體驗其中所包含的文化內涵。
他說，今天一部分人之所以批評標志性景觀，是因為一些城市標志性景觀的建設脫離了人的尺度感受和實際需要，建設消耗的公共財政資金脫離了城市和地區的實際情況。在中國社會逐漸發展走向法制化、民主化的今天，這種建設標志性景觀的方式顯然是與構建和諧社會的目標格格不入。
“標志性景觀是當地人的文化身份認同和歸屬、是當代人的生活面貌在某個具體景觀要素或某個具體場所上的集中體現與升華。標志性景觀的價值就在與此，判斷一個新建標志性景觀是否成功的主要評價依據也應該在這里。”
在我們的社會認知中，有把文化等同于“文明”的狹隘的理解文化的趨向，這導致人們對文化的態度常常是陽春白雪、高不可攀、脫離現實，實際上文化的概念是開放的，是在特定地域空間中，人類群體共同創造，并共同享有的物質實體、價值觀念、意義體系和行為方式，是那個地方人們群體生活的整體狀態。
李迪華強調，只要開放的理解文化，人們就變得非常自信了，今天生活在城市中的每個人都是所在城市文化的創造者、參與者和代言人，城市文化和城市景觀是不需要刻意地求新求異地“打造”和建設。但是，一個地方的文化需要梳理，需要不斷因勢利導地補充新的內容和形式，也就是需要創新。
“文化與城市物質空間、實體景觀要素的結合，就是城市景觀。城市文化的物質部分就是城市景觀，這樣說是沒有錯的” 。
能否理性面對問題是發展的最大挑戰
目前，我國已邁上城市化的高速路，在這個以全球化為特征的時代中，當代景觀設計學，尤其是中國景觀設計學的發展毫無疑問是挑戰與機遇并存。李迪華坦言，中國經濟和社會高速發展、城市快速發展、鄉村劇烈改變、全球化的影響，都是客觀存在的，但這些問題本身不是我們的挑戰。機遇就是為今天面臨的問題探索解決方案，中國未來發展的真正挑戰在于我們能否理性面對問題、能否超越世界已經形成的經驗并提出中國問題的中國解決方案！
李迪華直言，中國若想在未來的發展過程中少走彎路，實現既定的發展目標，必須直面、并解決好三大挑戰。首先，能否正確理解全球化背景下中國的環境問題與社會問題！絕不可以思想上閉關自守。實際上，所謂的“物質主義”是人們對美國形象的概括，以歐洲國家為代表的發達國家正在走出物質主義的怪圈，人們的生活方式正在發生重大變革，甚至美國也在發生變化。“中國處于發展中，有機會避免走美國式的發展彎路，能否實現這個目標，關鍵取決于我們能否正確理解我們當前所面臨的問題，當然是指在全球化背景下！“坦率地說，我們對今天的問題認識還相當膚淺”！
其次，能否理性對待西方經驗與教訓！三十年前，中國改革開放伊始，國家領導人就提出“不蹈西方覆轍”，實際上，在環境問題上我們卻基本上在重復西方走過的老路！“我個人認為其中一個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我們對西方的經驗與教訓研究不夠，對他們經驗與教訓一知半解，這樣的后果是，一遇到實際問題，自己的方案就失效了！從改革開放以來的經驗看，我特別想說的一句話是‘理解西方，才能更好地理解中國問題’”。
最后，能否理性地對待國情和傳統文化！李迪華略顯遺憾的說道，目前，國情和傳統文化已經成為我們前進的包袱，已經成為一部分人拒絕深入研究西方經驗與教訓的借口，已經成為拒絕反思我們自己形成的經驗與教訓的借口。這些非理性認識已經阻礙了我們摸索可持續發展道路的進程，應該引起我們的警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