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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11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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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老家的村子就在國道邊上，從部隊退伍后在縣政府當司機的三姑父就把家安在我奶奶家，算是上門的，與奶奶住在一起，所以自幼便覺更親了幾分。少年時我學習并不很用功，成績飄忽不定，在兄弟中只能排是末尾的，加上四體不勤，砍柴、挑水、下地干活都遠遠不如同年齡的孩子，甚至不如年紀比自己小的女孩，鄉下的父老鄉親常笑話我讀書之外一無是處、一錢不值。
三姑父是個老黨員，平時并不茍言笑，但卻在我考上全縣的第一屆重點高中后，私下對我三姑說：我相信這個小侄子讀書將來最有希望。
因為父母連續數年供我們兄弟四人念到高中，在上個世紀70年代的桂西農村實在是個異數，到我參加高考時家里已經是一貧如洗，1981年參加高考的報名費家里都拿不出來，結果是三姑父聞訊后幫我出的。上大學后，每每遇到難關時也多得到三姑一家的幫助。
是以滿心的感激，一直以來總覺得無法回報。
三姑父退休后也有退休金，幾個孩子也都陸續工作，生活并不困難。我偶爾回老家省親給他帶一兩瓶好酒，他就會歡天喜地、如獲至寶。近幾年聽說他患了糖尿病，不時出現異常情況，時不常托在老家的兄長送給他些營養費以表心意，他總是在電話中千恩萬謝……
而于我的心底，卻總覺得盡自己所能的回饋，遠遠抵不上姑父和其他親人當年待我走出鄉村的恩情之萬一。當三姑父終于實實在在離去的時候，這種心境便愈發蒼涼，也時常陷入無助與無語中。
當然，在城鄉二元化的結構中，我這種體驗或許并不是最典型的，但以此來觀照城市與鄉村的關系并無不當。
近日看到北京媒體報道，說菜價“貴在最后一公里上”，就在南五環外的一家菜農，兩口子靠種植三畝大棚蔬菜為生，勞碌一年不過掙一二萬元。因為政策和渠道的瓶頸，他們并不能直接進城銷售，而必須買賣給批發商，溢價的部分全掩埋在流通環節上，菜農和最重的消費者都變成了冤大頭。
天子腳下尚且如此，偏遠之地更不必細說了。
剛剛經歷“蒜你狠”、“豆你玩”的農產品價格異動，大蒜都出現了天價，讓城里人也驚了魂，但在蒜農而言僅僅是今年“不賠”了而已，他們也不理解何以大蒜能賣到10元一斤。
就此而言，如果真正考慮反哺問題，主政者有充足的理由去理順期間的結節。
關于城市對農村的反哺，在廟堂之高者不乏有洞見與舉措，學術殿堂中也常有悲天憫人情懷的呼吁。但在實際的推動中，反哺的效果并不盡如人意，甚至在城市化的浪潮下，城市對農村的掠奪似乎正在以一種更加莫可名狀的冷漠行進著。
谷賤傷農，可補貼在某些情況下往往變成了施舍，走不出質變的困頓。在某些地方即使在做著這些反哺的工作，而在意識上仍然把它看成是類似于“施舍”的權宜之計。
實際上，城市對農村的回饋，之所以謂之反哺，就是因為農村曾經養育了城市，而城市發展之后則應盡反哺之責。同時，在我國也只有解決了農村的發展問題才可推動城市的可持續發展，所謂的城市經濟才可能擁有后勁綿延的依托。
從這個意義上講，城市應當以無盡的感恩心情與姿態去推動反哺，拆除體制上的藩籬，把城市化的視野提升到城鄉的和諧發展，讓農村也變成城市的有機組成部分，變成散落在中心城市周邊的生機勃勃的珍珠，而不是簡單空心化、荒漠化而“化”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