繼上世紀八十年代“五個一號文件”助推我國農村改革之后,在新世紀,中央連續推出七個中央一號文件,持續強調農業、農村、農民問題,不斷推出強農惠農政策,有效促進了我國農業發展、農村改善與農民增收。
城鄉統籌城鎮化:從“三農”外部解決“三農”問題
與過去幾年里促進農民增加收入(2004年)、提高農業綜合生產能力(2005年)、新農村建設(2006年)、發展現代農業(2007年)、加強農業基礎建設(2008年)、促進農業穩定發展農民持續增收(2009年)等主題不同,今年的“一號文件”以統籌城鄉發展為主題,著重強調了城鎮化對于“三農”問題的意義,這表明“三農”問題已經不局限在農業、農民、農村內部來解決。
“三農”問題的關鍵在于解決農村中大量剩余人口的轉移接納問題,而這僅靠建設新農村是不行的。農民工大量涌入城市,尤其是東部發達地區大型城市,造成城市負荷超載,給城市的社會發展帶來巨大壓力。而戶籍的限制,更是將農民工的根牢牢系在農村,讓這一億多人的群體無法共享城市繁榮。
著名三農學者鄭風田教授認為,過去的三農戰略已到了要進行重大戰略調整、集中力量打攻艱戰的時候了,這個攻艱戰就是喊了多年,但一直未能根本觸及與破題的重大問題——城鄉統籌。城鄉統籌太復雜,涉及太多的部門與問題,包括農民工、戶籍制度、就業、社會保險、糧食安全等等。過去6個一號文件,對此問題一直是回避的,沒有根本觸及。而今年的一號文件應該是城鄉統籌與城鎮化破題的一年。
中央農村工作領導小組副組長、辦公室主任陳錫文在就“一號文件”召開的新聞發布會上稱,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的城鎮化存在兩個突出問題。一是城鎮化的發展偏重于沿海發達地區的大城市、特大和超大城市的發展,忽視了中小城市和小城鎮的發展。二是在城市化過程中,比較注重城市規模的擴大和建設的美化,但是沒有為農民真正轉為市民提供更多的機會。
城鎮化的經濟學意義:開拓農村市場擴大國內需求
“一號文件”重新反省城鎮化道路,不僅將大大促進廣大農民走向城鎮,或許還有更為現實的考慮,那就是擴大內需。中國的投資、出口旺盛,而國內消費需求卻相對薄弱。在金融危機之下,經濟面臨前所未有的壓力。學界普遍認為,擴大我國內需,最大潛力在農村。正因如此,此前召開的中央農村工作會議提出,把擴大農村需求作為拉動內需的“關鍵舉措”。有學者撰文指出,中國城鎮化運動蘊含著超過30萬億內需驅動力。
據分析,目前我國城鄉居民收入差距3.3倍左右,農民2009年達到年均5000元/人,而城市居民是16500元/人,二者差距11500元。我國13億人口,如果每年城市化率提高一個百分點,也就是每年將有1300萬農村人口進入城市,將能拉動1500億左右的內需;如果提高兩個百分點,將拉動內需3000億,這還不包括新移民對住房等產業的拉動。按農民工一家四口人,城市化率每提高一個百分點,將有325萬家庭需要房子。消費與住房兩項加起來數量驚人,將對我國經濟的拉動巨大,潛力巨大。
據了解,繼家電下鄉之后,今年我國將出臺建材下鄉政策。“一號文件”規定,抓住當前農村建房快速增長和建筑材料供給充裕的時機,把支持農民建房作為擴大內需的重大舉措,采取有效措施推動建材下鄉,鼓勵有條件的地方通過多種形式支持農民依法依規建設自用住房。
有學者分析,在城鎮化的基礎上推進建材下鄉,能夠有效消化區域性過剩的水泥、鋼鐵產能,同時帶動建材等相關產業發展,拉動農村消費。相比前期發布的家電下鄉政策,由于農村建筑住房面積占全國總建筑面積的60%,且農村及中小城市基礎建設薄弱,作為生產資料的建材產品存在很大的剛性需求,建材下鄉的效果或將優于家電下鄉政策。
“城鎮化”與“城市化”再論爭:探尋中國特色城鎮化道路
“城鎮化”——這是一個有中國特色的詞語。與“城市化”相較,“城鎮化”更強調大中小城市與小城鎮協調發展,或者說更強調發展城鎮對于農民轉移聚集的意義。這個在19年前由學者辜勝阻提出的概念,如今再度引起人們關注。中國人民大學農業與農村發展學院孔祥智教授認為,“一號文件”的相關表述表明,我國再次把小城鎮作為了我國城鎮化的重點,作為了城鄉統籌的重點。
回顧改革開放初期,由于鼓勵鄉鎮企業發展,我國不斷涌現中小城鎮,城市化異常迅速。溫州模式,蘇南模式,至今仍為人津津樂道。不過,數量的擴張也帶來質量的參差不齊,多數中小城鎮由于缺乏合理的規劃致使城鎮基礎設施建設嚴重滯后,更使得多數城鎮過早地喪失了發展活力。
于是,一些學者開始質疑鼓勵中小城鎮發展的城市化道路,認為應優先發展一批大城市,尤其是國際性大都市,產生對勞動力與產業的規模性聚集,以帶動區域的經濟發展。然而,這些學者也頗為沮喪地遭遇了“大城市病”:交通堵塞、房價飛漲、就業困難,甚至在城市內部出現二元結構。于是,“城鎮化”與“城市化”之辯由此展開。
在當前統籌城鄉發展的新形勢下,孔祥智教授認為,小城鎮的發展對城鄉經濟、社會一體化進程所起到的作用日益明顯。這種作用在小城鎮與城市的關系、小城鎮與農村的關系兩個方向上展開:一方面轉移了部分城市功能,減輕了城市壓力,不僅改善了城市內部環境,還緩沖了城鄉差異所造成的城鄉矛盾;另一方面帶動了農村產業、輻射農村市場、提高了農民收入,推動了農村城鎮化的發展。其中后者是現階段小城鎮在城鄉統籌中所應發揮作用中的重點方面。
不過,復旦大學經濟學院陸銘教授撰文指出,城市化不等于中小城鎮化,中國目前城鎮發展的路徑應該是進一步發展大城市和大都市圈,來提高經濟和人口的集聚程度,而不是優先發展中小城鎮。即使是要發展中小城鎮,也仍然要以發揮大城市的集聚效應為前提。
城鎮化與新農村建設:要兩輪驅動,不要因此失彼
面對近來高層對“城鎮化”的不斷強調,有學者不禁擔憂,新拉開的城鎮化運動是否會干擾已進行三年的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而演變為一場轟轟烈烈的“造鎮運動”。不少學者表示,在行政權力主導下,可能導致造城大躍進,以簡單加法快速推進,小村合并成大村,把大村合并成城鎮——這是最容易操作、也最容易出政績的路徑。
對此,高層一再強調了新農村建設和城鎮化是“兩輪驅動”,是“良性互動”。“一號文件”中明確表述“把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和推進城鎮化作為保持經濟平穩較快發展的持久動力”。在剛剛結束的全國人大會議上溫總理做政府報告時也指出,要統籌推進城鎮化和新農村建設,堅持走中國特色城鎮化道路,促進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鎮協調發展,著力提高城鎮綜合承載能力,發揮城市對農村的輻射帶動作用,促進城鎮化和新農村建設良性互動。
鄭風田教授認為,大力發展中小城市與城鎮,使農村經濟變成“雙輪驅動”,即新農村建設與城鎮化,是我國三農政策的重要戰略轉移。形成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鎮協調發展、城鎮化與新農村建設良性互動的局面,努力實現農業現代化與工業化、城鎮化協調發展。小城鎮要發展,要加快,但又要避免急躁冒進現象,所以文件講發展城鎮化要采取積極穩妥地來推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