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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11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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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化網訊（ 顧晴 公孫好 報道）總結借鑒國內外先進典型案例的經驗，汲取國內外失敗警示案例的教訓，一直是城市化委員會的主要任務，也是中國城市化發展戰略研究工程的主要內容。第十屆中國城市化國際峰會上揭曉的“2018年中國城市化典型案例”，受到學者們的高度評價。他們分別是：城區平衡發展的實踐與理論——以上海市長寧區為例,蒲韓種植專業合作聯合社：二十年根植農村圓夢鄉村振興，“超級社區”——農村（原產地）電商的社區級城市解決方案，北京天福園農莊：復興中華農耕的鄉村實踐，青田——中華文明復興的鄉村現場。
原國土資源部副部長、中國國際城市化發展戰略研究委員會副主任胡存智，住房和城鄉建設部科學技術委員會常務副主任、住房和城鄉建設部原總經濟師、中國國際城市化發展戰略研究委員會常務副主任李秉仁，為獲獎案例頒獎（下圖）。
李秉仁說：案例研究與理論研究的不同在于，案例很“具體”，擁有比“抽象”豐富得多的信息，它揭示了真實的矛盾和解決矛盾的獨特方法，具有參考價值。城市化典型案例是當前中國城市化進程中最寶貴的信息。2009年，城市化委員會啟動案例庫建設，主要關注國內外城市化進程中的典型案例，通過收集、整理、分類匯編，目前已經收錄匯編70多個案例，成為中國城市化領域交流、總結、借鑒經驗，提供警示、汲取失敗教訓的重要內容與模式。
十年來，城市化委員會投入巨大精力，通過案例庫建設，并在每年一度的中國城市化國際峰會上，從全國遴選出最具時代特點和普遍性的案例，通過“行家講案例，專家點評”的方式深入探討，已成為城市化委員會城市化研究的一大特色。2018年，由城市化委員會主任金德鈞主編、中國城市出版社出版的《城市化典型案例》一書在北京首發，書中精選的案例，大多是自下而上的實踐，是民間智慧的展現，更是理論、實踐的大膽改革與探索。
依托城市化委員會這一綜合性平臺，結合年度中國城市化發展戰略研究工程重點關注、深入基層考察調研的典型案例，以及城市領導者、企業決策者、項目執行者在我國城市化進程中富有創造意義的解決問題的特殊方法、有益經驗或失敗教訓，具有非常重要的現實意義。其中，2011年推出的《廣東省順德北滘工業設計之都與魅力小鎮的轉型升級之路》典型案例受到習近平總書記的高度肯定；2011年推出的《山東省德州市和諧城市化“兩區同建”的實踐探索》典型案例受到李克強總理的高度關注，他先后4次考察德州；2015年推出的《湖南長沙板倉小鎮：市民下鄉的大膽試驗》典型案例，以及2016年由綜合開發研究院（中國•深圳）、中國國際城市化發展戰略研究委員會編著、中國城市出版社出版的《改革就是創造——一個縣域改革發展的全息樣本》受到了國家領導人和社會各界的高度關注。
上海長寧區：
城區平衡發展的實踐與理論
上海社會科學院城市與人口發展研究所所長朱建江，曾從政三十余年，歷任長寧區發改委黨組書記、崇明縣副縣長、嘉定區副區長等職。他25年前主持編制的長寧區發展規劃，至今不過時。朱建江在城市化國際峰會現場介紹上海老城區長寧區平衡發展的實踐(下圖)。
同濟大學城市風險管理研究院院長孫建平，中國社會科學院農村發展研究所研究員、博士生導師黨國英，山東師范大學城市與房地產研究中心主任、教授程道平，中國和文化研究機構主席、前中歐城鎮化伙伴關系項目首席專家尼古拉·彼得森，現場與案例報告人互動交流（下圖）。
上世紀90年代初，上海市長寧區還是一個極度不平衡發展的地區。當時經濟發展是上海10個中心城區的倒數，城區中東中西和南北發展差距都很大。
在鄧小平南巡講話和上海浦東開發開放推動下，1993年長寧區制定了《長寧區總體規劃》，明確了區域主導功能定位和建設目標，將涉外經貿作為區域發展的主導功能，其他功能發展都要與涉外經貿主導功能發展形成互相配合的有效結構。以區域環境人口容量為基準，確定了長寧區的人口規模及實施機制，1993年初，長寧總體規劃起草小組，根據長寧區土地資源承載能力，環境承載能力，經濟社會協調發展要求，提出“到2020年長寧的人口密度必須控制在65~70萬之間（最后確定為70萬人），并以此來規劃居民居住用地規模和建筑空間容量”。有了人口規模的有效控制機制，從而使長寧在推進區域內容平衡發展中，最大限度地增加了經濟發展用地（包括商業金融業用地、商住混合用地中的商業金融業用地、工業用地、倉儲用地）占總用地22.64%和公共設施配套建設用地（包括對外交通用地、道路廣場用地、市政公用設施用地、綠化用地、公共服務用地）占總用地50.57%。從而實現了人口、資源、環境、經濟、社會的多內容平衡發展。此外，還確立了面向長三角的點線面布局，著眼區域內東中西南北平衡發展的點線面布局和居住社區的點線面布局。
經過近四個五年計劃的努力，自上世紀未開始，長寧區的區級財政收入己位于上海各中心城區前列，至今仍位于上海中心城區前三位；1993年確定的區域規劃人口70萬人，至今為69.11萬人；城區內東中西南北差距早已消失，近20里長的長寧區，區內各地房價基本一樣。整個區域實現了從不平衡到平衡發展，是上海中心城區平衡發展的典范。
蒲韓種植專業合作聯合社：
二十年根植農村，圓夢鄉村振興
來自黃河岸邊鸛雀樓下的鄭冰，在峰會上介紹了她20年來扎根山西永濟農村、發展蒲韓種值專業合作社的案例(見下圖)。
住建部原總工程師、城市化委員會主任金德鈞(下圖中間)，城市化委員會副主任、中華兩岸和平發展促進會主席賴文鑫（下圖左一），中國鄉建院院長李昌平,山西太原知名記者黃海波現場點評了蒲韓案例。
二十年來，蒲韓種植專業合作聯合社（簡稱聯合社）源于農技培訓、啟于廣場舞、發軔于“服務教育再服務”，聯合蒲州、韓陽兩個鄉鎮43個自然村，形成了5個專業合作社，擁有3800多戶社員。
自1998年的農業技術培訓開始，聯合社在永濟市婦聯的幫助下，成立了寨子村科技中心和農業技術培訓學校，在為農戶后續的培訓中又增添豐富的婦女文化活動，在活動中又開始嘗試經濟合作。2007年國家出臺農民專業合作社法，探索近十年的鄭冰及其團隊以培訓了多年的當地農戶為群眾基礎，率先發起，在蒲州鎮及韓陽鎮范圍內成立了28家專業合作社。2012年9月聯合蒲州、韓陽兩個鄉鎮43個自然村5個專業合作社在永濟市工商局注冊為“蒲韓種植專業合作聯合社”，最終發展成為一家跨兩個鄉鎮的互助性經濟合作組織。
歷經二十年的艱苦探索，如今蒲韓聯合社以“服務教育再服務”為宗旨，堅持“真實生活品質提升第一，經濟互助第二”的理念，深入社員的生產生活，圍繞社員生產經營和生活需求，提供統購統銷、生態生產、信用互助、老人養老、兒童教育、手工藝傳承等全方位的綜合服務。如今，聯合社的18名輔導員，每人每天奔走于180—200戶社員的田頭地尾，在家長里短之間掌握了聯合社每一戶社員的基本狀況、生活需求，為社員提供服務。
聯合社的“服務教育再服務”模式涵蓋了生態生產合作、日常生活與文化服務、資金互助等領域。形成了基于熟人社會的鄉村治理載體，積極探索出兼并社會文化與經濟相結合的鄉村綜合組織架構，著力提高農民素質培養與合作精神，積極建設美麗鄉村，吸引返鄉創業就業。
“超級社區”：
農村（原產地）電商的社區級城市解決方案
超級社區CEO于何，在峰會上介紹了“超級社區”——農村（原產地）電商的社區級城市解決方案（下圖）。
北京交通大學教授韓林飛（下圖右二），廣西壯族自治區科技廳副廳長劉建宏（下圖右三），中輕國融農業綜合開發有限公司董事長楊華彬，中國國際城市化發展戰略研究委員會商業不動產專委會常務副主任、海勃灣投資顧問有限公司總經理邵念強(下圖左一)結合他們自身豐富實踐經驗和理論造詣，對“超級社區”案例進行了點評。
“超級社區”是什么？為什么要成立“超級社區”？知名三農專家于建嶸教授根據前沿社會組織理論，創立了“規則明確、架構清晰”的社區創業平臺，力求通過創新組織模式來做農村電商，用互聯網來解決農產品銷售的痛點。希望走通一個模式，然后把它復制出去，不僅解決更多農民和農村的問題，而且要解決城市化帶來的一些問題。
“超級社區”是一個“基于社區的社交化電商平臺”，其核心理念是幫助本地人提供本地化的生活服務，同時為“社長”提供一個創業平臺。整體構架分為總部（平臺公司）、大區（城市合伙人）、社區（社長）三級。社區（社長）負責本社區運營，發展建立社群關系，做好周邊商家和用戶的服務。
“在云南有我們家的茶園，在山西有我們家的小米地，在貴州有我們家的酒廠，在山東有我們家的果林……當地的農民兄弟會按照我的需求種植加工，然后定期把這些產品送到我家。”這是“超級社區”想要打造的生活場景。“超級社區”項目并不是傳統意義的電商平臺，而是新生活方式的引領者。不僅僅出售商品，更注重傳播社區文化。“超級社區”項目的獨特之處在于：所有社區創業者都扎根于本社區，在保障社區服務參與各方合法權益的基礎上，提升社會經濟質量、增進社會信任、促進社區創業、滿足消費者需求。
“超級社區”項目2015年創立，目前已經鋪到了全國6000個社區，提供商品的種類有3000種，已經有了十幾萬產生過交易的用戶，能夠影響到的用戶更是達到了幾百萬。“超級社區”實現了盈利，一些收入比較好的“社長”已能夠達到月收入萬元，同時也幫助農民兄弟實現了創收。
通過社區實現有組織化消費和定制生活模式，首先解決了農村經濟規模盲目生產的問題，再也不怕豐產傷農了；其次解決了食品安全大背景下的不信任問題，每一件產品都可以追溯源頭，甚至具體到生產者。居民通過“超級社區”平臺，實現了“生活物品自主定制、社區管理個體參與、社區成員互信互通”。
北京天福園農莊：
復興中華農耕的鄉村實踐
天福園農莊莊主張志敏登臺分享了天福園的案例（見下圖）。中國國際城市化發展戰略研究委員會副主任、北京修實公益基金會理事長李鳳玲，深圳市中華三農慈善基金會閻迎春，來自寶島臺灣的公益組織——慈濟慈善事業基金會廣東地區領隊江智超，中關村不動產商會會長、春暉興業集團董事長楊建平對天福園案例進行現場點評。
張志敏生在北京長在北京，大學畢業后就從事國際貿易20年，主要做農產品出口。上世紀90年代，她透過食物安全問題看到了三農問題和中華農耕傳承危機、看到了從西方傳入的化學農業對生態和意識形態的破壞，產生復興中華農耕文明的使命感。2001年，她放棄待遇優厚的工作，在北京市房山區江村承包150畝地，開始農耕實踐。她為這塊土地注冊了一個名稱：天福園。
原國土資源部副部長胡存智給天福園莊主張志敏頒發“2018年中國城市化典型案例”牌匾
十八年來，日復一日、年復一年，她生活在農田，白天勞作放牧，夜晚讀書寫作，整理、研究和探索中國傳統農耕文明的精髓，形成“尊重自然，與自然合作，自律地生活”的知識農人思想。她的實踐包括：利用自然降水安排農事；不用化肥，打破土壤千年耕種必然老化的神話；保護野草，治愈土地“再生障礙性貧血”；不用農藥？，恢復生態系統功能；讓農莊構建可持續的生活；城鄉攜手走出一條新農民之路。
經過十幾年的辛勤耕耘和精心養護，天福園農莊成長為“生物多樣性農莊”，土地肥沃，充滿生機，滿地蚯蚓糞，恢復野生草類上百種；草叢中生存著各種昆蟲和一些野生動物；樹林里百鳥歡歌、牛羊自由快樂地吃草；各種果樹十多年不施肥、不打藥、不澆水，果實美味無以倫比。一個生物多樣性農莊就是一個聚寶盆，不僅有可持續生活，還傳承中華民族精神和文化。自1992年聯合國簽署生物多樣性公約以來，各國紛紛建立自然生態保護區，通常自然生態保護區地處偏遠地區。張志敏在北京、距天安門約50公里的地方、依據中國傳統農耕方法為全世界樹立了一個“在日常生活生產中恢復生物多樣性”的典范。
在中華農耕文明的滋養中實踐農耕十幾年，張志敏給農業下了新定義：農業是人類生活；農業是人與自然合作管理生命的藝術，是用生命欣賞的生命藝術。她認為農田的天職是養育民族，農民的天職是養育民族，政府的天職是養育民族。天職三位一體，和諧統一，國泰民安。她的實踐將激勵有知識的城鄉熱血青年懷著復興農耕的夢想投身鄉村振興。
青田：
中華文明復興的鄉村現場
嶺南鄉村建設研究院、榕樹頭村居保育公益基金理事陳碧云，在第十屆中國城市化國際峰會上介紹了榕樹頭村居保育案例。
原國土資源部副部長胡存智給榮獲“2018年中國城市化典型案例”的青田村代表陳碧云授牌
中國城市規劃設計研究院城鄉規劃研究所所長蔡立力，中國人民大學教授、博導、文化創意產業研究所所長金元浦，綜合開發研究院（中國·深圳）城市化研究所執行所長曾真、香港城市設計學會副會長百瑞·威爾遜對青田案例進行了點評。
蔡立力、金元浦等學者現場點評青田案例
青田位于廣東順德杏壇鎮龍潭村，面積690畝，全村共163戶、722名村民。這里在強勢的工業化沖擊和城市化裹挾中幸免于難。青田呈現出特殊的地域風貌和獨有的鄉村形態，傳統線索清晰可見，歷史遺存有跡可循。它既是嶺南文化的有機組成部分，又展現出水鄉特有的獨特魅力。既保留了完整的村落物質形態，也延續了鮮活的生活現場，呈現了完整的鄉村形態與文明秩序。
順德區榕樹頭村居保育公益基金會是順德首個在民間發起的鄉村振興公益組織。2017年3月19日，在榕樹頭基金會成立周年之際，由鄉建著名專家攜當地村民、社會精英、志愿者，在廣東順德青田村聯合倡議：設立“中國鄉村文化活動日”，并將“3.19”詮釋為：“3”股力量——當地村民、精英（政府、基金會等）、志愿者（院校師生、藝術家、學者），借助“1”個載體——傳統鄉村文明復興，探索“9”個方向——《青田范式9條》，形成“樹立理念、把握趨勢、凝聚共識、整合資源、推進實施”的重要平臺。榕樹頭基金會將創新協同三大架構——學術引領+公益支持+商業運營，建立五動機制——公益先動、學術引動、項目啟動、政府推動、村民互動、資本驅動，樹立敬畏歷史、尊重過去、以村民為本、低沖擊的發展模式。在榕樹頭基金會、廣東工業大學藝術與設計學院、順德區杏壇鎮政府以及各方力量的集合下，推動鄉村文明重構、鄉村文化保育工作進入了實質性階段。
在《青田范式——中國鄉村文明的復興路徑》的指引下，在榕樹頭基金會、廣東工業大學藝術與設計學院、嶺南鄉村建設研究院、順德區杏壇鎮政府以及各方力量的集合下，推動青田鄉村文明重構、鄉村文化保育工作進入了實質性階段。2017年10月6日，佛山市長朱偉到訪青田，了解青田范式及青田鄉建實踐內容，充分肯定青田鄉村復興的理念與實踐，并決定由市財政撥款2000萬元支持青田鄉村復興工作。在社會各界和各級政府的推動下，青田鄉建內容逐步充實，卓有成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