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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11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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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經濟50人論壇、新浪財經和清華經管學院聯合舉辦的新浪·長安講壇第192期日前召開。論壇成員、中央財經領導小組辦公室副主任、中央農村工作領導小組辦公室主任陳錫文發表題為“當前的農業形勢和農村政策”的主題演講。陳錫文認為，雖然我國的糧食生產連續七年獲得大豐收，但是我國的糧食安全仍然面臨嚴峻考驗；城鄉居民收入差距出現拐點，需要多渠道增加農民收入；我國的城鎮化進程任重道遠，需要著重解決農民進城后的就業、住房和社會保障等問題。他最后指出，要按照既定政策不斷深化農村土地制度的改革。
我國的糧食安全面臨嚴峻考驗
陳錫文稱，我國的糧食生產處于歷史上最好的時期之一。近七年來，我國的糧食都在穩定增產，而且其中有四年的總產量都超過了一萬億斤，是歷史上的最高水平。2010年我國的糧食總產量達到10916億斤，2003年的糧食總產量是8614億斤。從年度產量來看，我國的糧食總產量在七年間增加了2302億斤，相當于全球每年糧食貿易總量的一半。
陳錫文同時表示，我國的人口總數在增加，耕地在減少，糧食的供求關系始終處在一個比較緊的平衡狀態，而且受國際市場影響較大。因此我國的糧食安全還面臨著非常嚴峻的前景：
第一，從總量來看，盡管我國實現了連續七年增產，而且在2010年達到最高水平，但是總需求方面還存在比較大的缺口。隨著國民經濟的快速增長，人們生活水平的快速提高，農產品的消費量在急劇增加，雖然糧食產量每年都在增長，但是還不能滿足總需求。
近年來，我國對糧食的進口量在持續增長，其中最突出的是大豆。2010年大豆的進口量達到了5480萬噸，接近2010年全球大豆出口量的60%。2010年我國大豆生產量是1500多萬噸，可以看出我國大豆的自給率只有四分之一左右。
2010年我國進口的糧食和油料作物達7172萬噸，進口糧食的比重已經超過了國內自身消費的10%。我國面臨的突出問題是，由于石油價格暴漲，糧食作物也正被一些企業家看做是能源作物。當國際石油價格超過60美元，用玉米加工燃料酒精就有利可圖。2010年美國生產的燃料酒精就消耗掉了1億3千萬噸的玉米。
陳錫文表示，如果今年國際石油價格進一步上漲，美國會把更多的玉米投入到生產酒精中去。如果用更多的玉米投入生產酒精的話，相對別的作物就會減少，而減少最明顯的是大豆。大豆供應下降，國際上大豆價格就會上漲，中國是最大的大豆進口國，必然會受到大的沖擊。
第二，我國糧食的品種結構也存在比較大的問題。我國可以播種農作物的面積是23 .5億畝，為了生產一萬億斤以上的糧食，糧食的播種面積不能低于16 .5億畝。在剩下7億畝中，2.7億畝用來生產蔬菜，2億畝用來生產植物油，8千萬畝用來生產棉花，還有3千萬畝用來生產糖料。另外還有其他很多的小品種，比如說煙葉、麻料、中草藥和瓜果、鮮花等。
按照我國現有的生產水平和生產能力，進口的糧食如果在國內來生產的話，需要占用6億到7億畝的土地，才能保證了我國現有的消費水平。
陳錫文說，正是從這個意義上講，中央政府反復強調要保護18億畝耕地的紅線，進一步搞好農田水利基礎設施建設，進一步加強農業耕地進步。
我國現在的人均耕地面積只有一畝三分八，相當于世界平均水平的40%；人均淡水資源每年大約是兩千立方米，相當于全球的百分之二十六七。目前全球每年可以出口的糧食總量是兩億五千萬噸，即使把全球每年出口的糧食都買回來，也不能滿足我國總人口半年的需求。
1996年進行第一次農業用地普查，我國的耕地是19億5千1百萬畝，從1998年到現在基本上每年減少一千萬畝耕地。如果耕地減少的勢頭不能得到有效遏制，會直接威脅到糧食安全。另一方面，我國在進行工業化、城鎮化建設，耕地減少是應有之意。我國有960萬平方公里的土地，折合144億畝，但是被統計的耕地是18億畝左右，占整個國土面積大約就是八分之一，還有八分之七的不是耕地。
陳錫文說，能種糧的地一定可以蓋房子，但是能蓋房子的地方未必都可以種糧食。所以需要調整思路，在工業化和城鎮化的過程中，通過規劃和基礎設施的延伸，盡量避開耕地。這關系中華民族長遠發展的大局。
“十二五”規劃也明確提出，第一要建設現代農業，而建設現代農業要把確保糧食安全放在首位，這是從中國實際的國情出發的。第二要堅持保護耕地，加強農田水利基礎設施建設，今年中央一號文件就是關于加快水利改革和發展的。第三是加快農業科技進步，提高農民進入市場的組織化程度。
城鄉居民收入差距出現拐點
陳錫文表示，近年來我國農民收入增長比較快，取得了很大的成就。雖然城鄉居民的收入差距出現拐點，而轉向城鄉居民收入逐步縮小乃至接近，是一個更長的歷史過程。
2005年農民的人均收入3255元，2010年農民人均收入是5919元。即使是扣稅之后，“十一五”期間農民人均純收入每年平均增長8.3%，但是農民收入增長還存在很多問題：
第一，農村內部收入差距大。農民的人均純收入是平均數，不代表大多數。在31個省市自治區中，人均純收入按省計算達到或超過平均數的有12個省市，還有19個省市區的農民人均純收入都沒有達到這個水平，而最低的只有3千多塊錢。
第二，農民與城鎮居民的收入差距大。2005年農民人均收入3255元，而城鎮居民的人均可支配收入是10493元，城鄉居民的收入差距是1：3.224。2010年農民人均純收入5919元，城鎮居民的人均可支配收入是19109元，城鄉居民的收入差距是1：3.228。也應認識到，在過去的五年中，城鄉居民的收入差距基本沒有擴大，這是一個非常良好的現象。
陳錫文表示，“十一五”期間多種因素構成了農民收入的較快增長狀態，最主要的政策是四個方面：
第一，徹底免除農業稅。1999年，農業稅費總計是1350億，包括農業稅、農業特產稅、牧業稅、土產稅。教育、計劃生育、民兵訓練、軍烈屬優撫對象的補助以及農村架橋修路等本來應該由公共財政支付，但是由于財政力量不足，鄉鎮不得不向農民征收。另外，村里還要收公積金、公益金和共同管理費。除了要交這12項錢外，農民還要出勞役。經過五年的稅費改革，2006年中央下決心全部免除農業稅，這樣農民就受益了1350億。
第二，對農民進行直接補貼。從2004年開始，對農民進行種糧補貼、糧種補貼、購買農機具補貼以及由于石油價格暴漲、農業生產資料價格上漲而推出的農業生產資料價格綜合補貼。2010年這四項補貼是1260億。
第三，公共財政進入農村，公共服務向農村覆蓋。在農村實行免費的義務教育，建立了全覆蓋的新型合作醫療社和最低生活保障制度。2010年又開始推進新型農村社會養老保險制度。這些也大大減輕了農民的負擔。
第四，農民進城務工。2005年中央制定了保障農民工權益的一系列政策措施，為農民工進城務工提供了好的環境。
從農民的收入結構來看，主要包括種植業和手工業的家庭經營收入、外出務工的工資性收入、政府對農民進行各種補貼的轉移性收入。
近些年來，支撐農民收入增長的主要是農民的工資性收入，并呈現出每年農民家庭性收入降低一個百分點，而農民工資性收入提高一個百分點的特征。全國各地提高最低工資標準，對農民工工資的增長也發揮了很大作用。
有關部門統計表明，2010年我國大米、小麥、玉米畝成本是663元，與2009年相比提高了4.5%，與2005年相比提高了56%。成本在很大程度上推動了農產品價格上漲。
陳錫文表示，保持農產品合理的價格水平，不但關系到農民的收入，還事關農產品的供給。因此政府一方面要控制重要農產品的暴漲暴跌，另一方面要調動農民的積極性，應該讓市場機制發揮作用，使農產品保持合理的價格。
陳錫文認為，只有更多的是發展生產，保證農產品價格合理的水平，并充分保障外出務工的農民權益，才能進一步促進農民收入的增長。
城鎮化應解決民生問題
陳錫文表示，城鎮化是我國未來經濟增長的不竭動力，是改善農業、農村、農民狀況的巨大的杠桿。我國也將是世界上最艱難、最漫長的城鎮化國家之一，我國今后的城鎮化要吸取教訓，總結經驗，重視解決民生問題，更加自覺、理性的推進。
城鎮化需要解決農民的地位和出路。近些年來農業和農村的發展，受益于工業化和城鎮化的建設，使得大量的農村勞動力轉移出去。
“十二五”規劃提出明確目標，就是要在“十二五”期末城鎮化率達到51 .5%，2010年底我國的城鎮化率是47.5%，就是說在今后五年中城鎮化率每年要提高0.8%。
陳錫文認為 ，城鎮化率每年提高0 .8%的任務不難實現。因為在過去的十年中，我國的城鎮化率平均每年提高1.13%，2000年城鎮化率是36.2%，2010年城鎮化率達到47.5%。但是我國的城鎮化建設存在兩個問題：
第一，很多人是“被城市化”的，一些專家最尖銳的批評是認為我國的城鎮化是“偽城鎮化”。有相當大的一部分人并沒有享受到市民待遇卻被統計為城鎮居民，比如進入城鎮務工的一億五千萬農民沒有城鎮居民的權利和待遇，但是卻被統計為市民。世界范圍內的主要國家都是按居住地統計，但是我國有復雜的情況。
陳錫文表示，我國目前的城鎮化率降低12%才能真正反映我國的城鎮化水平，也就是說我國實際的城鎮化水平是35%左右。
第二，低成本的城鎮化推進不可持續，它會使經濟問題演變為社會問題。我國的快速城鎮化與低成本推進有直接關系，包括低地價、低工資和大量污染排放的低成本治理。過去一兩萬元就可以從農民手里征地，現在越來越難，還易引發群體事件，造成社會不安定。農民工工資也在一直走高。老百姓的環保意識和可持續發展意識提高，不允許污染隨便排放。
陳錫文認為，應該客觀理性的分析我國的城鎮化。城鎮化對絕大多數的城市居民來說，已經是一種改善的生活狀態，住房在改善，環境在改善。但是對農民來說，以往的城鎮化是土地被拿走了，房子被拆掉了，進城后還沒有應有的權益。
2000年，中共中央十五屆五中全會首次提出要積極穩妥地推進城鎮化，盡管當時對這個提法的爭議很大，但是人們普遍認識到巨量的農村人口在城市化過程中一定會給整個國家的經濟帶來持久不竭的動力，并且中國的城鎮化要走出一條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鎮協調發展的中國城市化的道路。
但是在十年之后，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鎮沒有協調發展，還是大中城市在發展，農民也沒有順利地轉為市民。陳錫文對此解釋說，第一，2000年前后在進行國企改革，城市的就業問題突出。第二，當時進行房改，停止分配福利房。第三，建立社會保障制度。擺在決策者面前現實的問題是城市居民的就業、住房、社保問題。在這個時候是沒有實力大步推進城鎮化，讓農民進城的。城鎮化本質轉移農村人口，而能真正轉移多少人口是由經濟發展水平決定的。
陳錫文回顧了新中國成立以來進行的城鎮化的三次波折：
第一次，建國后國民經濟逐漸恢復，實行第一個五年計劃，在蘇聯的支持下，開始建設156項大工程，大量的農民進城。到60年代初，遇到了三年最困難時期，城鎮化步伐不僅停了下來，還發生了逆轉。
第二次，文化大革命發生后，很多人都得上山下鄉，這是逆城市化進程的。
第三次，2008年發生全球金融危機，很多企業拿不到出口訂單，沿海的企業多處于停產和半停產的狀態，當時至少有兩千萬農民工失去了工作崗位，返回農村。
陳錫文認為，我國的城鎮化在60年就經歷了三次波折，城鎮化能否順利進行是關系到億萬農民切身利益的重大問題。在推進城市化進程中，有些地方政府只是著眼于漂亮城市的建設，而沒有更多地去解決民生問題和農民問題。
農村土地制度需要深化改革
陳錫文認為農村有獨特的社會結構，土地制度的改革要考慮多方面的因素，并舉例說明了家庭經營、農業現代化與規模大小三者之間并不相互矛盾。
土地是最基本的生產資料，也是決定子孫后代生存發展的基本條件。我國雖有960萬平方公里的國土面積，但是真正能適合耕種的土地只有八分之一。我國農村的土地面臨兩個現實狀況：
第一是土地制度需要深化改革。土地制度主要包括土地所有權和土地管理制度。中國的農村土地并不是一個單純的經濟制度，同時也是農村的社會制度、政治制度乃至社會管理制度的基石。在土地改革中，既要考慮農村的特殊性，又要考慮土地的用途管制要素。
第二是農業的經營體制問題，就是怎么利用耕地的問題。我國實行的是以家庭聯產承包為主的責任制、統分結合的雙層經營。十七屆三中全會也明確說，這個制度符合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規律，適應農業生產的特點，是黨在農村政策的基石，因此要毫不動搖地堅持。
有人提出，家庭承包經營的歷史作用是否已發揮完了。陳錫文對此表示，在世界范圍內，只要是實現農業現代化的國家，比如美國、澳大利亞，都是家庭經營的，家庭經營和農業現代化不矛盾。家庭經營的規模大小是國情決定的，而不是政策和法律決定。中國只有18億畝地，卻有大約七八億農民，家庭經營的規模就不會太大。
另外，規模的大小與現代化程度也不矛盾，比如日本、韓國和中國臺灣的農業現代化程度很高。
陳錫文認為，從產業角度說，農業有三個特點：
第一，農業中最重要的生產要素是土地。技術、資金、勞動力都可以流動，但是土地是不能移動的。如果想讓土地有更多的產出，就只能對它進行更多的投入，比如改良土壤、修建水利。另外，土地作為生產資料可以永續利用，不像機器存在磨損現象。農地的這些特點，它決定這個產業和其他的產業有很大的不同。
第二，農業的勞動對象都是有生命的，包括莊稼、畜禽、水產品、樹木等。這使得農業變得極為復雜，會受到時節、天氣狀況的影響。
第三，農業的生產時間和勞動時間不一致。比如冬小麥要在十月底之前種下去，到五六月份才能收割，在期間的八個月時間中，一畝地只要有12天在地里就行了。
陳錫文稱，我國農業家庭經營的規模已經很小，不能再進行分割。一方面要提倡規模經營，另一方面又沒有制度禁止土地分家析產，這是一個很大的矛盾。改革開放三十年來，一個農民家庭的土地至少分了兩次家。
陳錫文認為，我國的農村有獨特的社會結構，外來者進入傳統的農村社會，會產生什么后果還很難預料。農村的土地制度、經營制度與整個社會制度有著非常密切的聯系，十七屆三中全會對土地制度的改革做了明確的部署。只要按照十七屆三中全會和十七屆五中全會確定的內容和方向，堅持推動改革和發展，中國的農業就可以不斷前進。
問與答
提問：近幾年我國財政收入有很大提高，但是農民享受到的直接補貼跟財政收入比起來相差很遠，農民享受到的補貼還有沒有提高的余地？
陳錫文：中央對農民的補貼每年都在增加。2004年中央開始對農民進行補貼，當年補貼只有130多億元；2010年中央對農民的補貼是1260億元。今年中央財政對三農的開支是8994 .5億元，比去年增加了1300多億元。只要經濟能保持比較健康的增長，每年都會提高對農民的四項補貼、農村的低保、農村的養老保險和農村的新型農村合作醫療的補貼水平。
提問：有人認為中國通脹深層次的原因是因為農業技術太薄弱，您對這個觀點怎么看？
陳錫文：無論在任何國家，通脹的本質都是貨幣原因，中國這一輪的通脹與全球其他國家的情況一樣，都是為了刺激經濟的增長，實行寬松的貨幣政策。但是中國有個特殊情況，就是人口眾多，發展水平比較低，居民的恩格爾系數中食品開支的比重比較高，因此食品價格上漲是引起物價上漲的一個重要因素。城市居民有30%的生活開支是用于食品消費的，農民大概40%的生活開支用于食品消費。中國的農產品供給不足或者農產品的供給成 本 過 高 ， 導 致 食 品 價 格 上 漲 較快。
我不認為農產品價格上漲引起物價上漲，因為農產品價格上漲是農業生產資料價格上漲引起的。(記者 方燁 實習生 張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