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傳播城市化專業知識為己任
2024年11月24日
星期日
設為首頁
|
加入收藏
搜索
北京師范大學收入分配與貧困研究中心主任、教授 李實
收入差距變動的一般趨勢，包括農村內部收入差距變動，城市內部收入差距變動，以及全國收入差距變動。改革開放以來，中國農村內部收入差距不斷擴大，用基尼系數衡量，改革初期大概是0.22，到2007年達到0.38。城市內部收入差距變動的趨勢也差不多如此，改革初期基尼系數在0.15左右，相比其他國家是偏低的，但從上世紀80年代中期開始，收入差距不斷擴大，到2007年達到0.36，這一數字可能還有低估，因為高收入人群一般不太容易調查到。如果考慮到樣本的偏差，城市內部收入差距大概可以達到0.42。全國總的收入差距，按世界銀行用國家統計局農村和城市的調查樣本所作的估計，1981年基尼系數在0.36，1982年是0.28，但到了2001年則接近0.45。此后沒有比較權威的估計結果。我們用最新數據計算，2008年全國的基尼系數大概是0.48。
從數據上看，收入差距的擴大和經濟增長幾乎是同步的，但經濟增長是否就可以解釋收入差距的變化？按照庫茲涅茨的說法，收入差距變化呈倒U型趨勢，中國經濟要到達拐點，可能還需要10年左右時間。倒U型假說認為中國收入差距的擴大很大程度上由經濟增長推動。我們利用2005年1%人口抽樣調查的數據，在300多個城市做了經驗分析，實際結果和庫茲涅茨假說預期一致，出現先上升后下降的趨勢。同時發現，失業對收入差距的影響非常明顯，一個地方失業率越高則收入差距越大。
但是，中國收入差距擴大存在自身的原因，城鄉間收入差距問題很大程度上反映了體制問題，包括政策、公共服務、城鄉間發展戰略差別、壟斷部門和競爭部門間的差距、稅收制度很大程度上沒有起到調節收入分配的作用、受教育機會存在不公平等一系列問題。
城鄉間的收入差距從上世紀90年代以來，基本處于不斷擴大的趨勢，到2007年、2008年達到歷史最高水平。城鄉間的差距很大程度上影響了全國收入差距。分解分析可以得到，1988年城鄉間差距可以解釋全國收入差距的37%，1995年是41%，2007年則是51%。
部門間的收入差距也是大家關心的問題，主要反映了壟斷部門和競爭部門的收入差距也在不斷擴大。1990年代初期，壟斷部門包括電力、通信、銀行、金融等行業，和制造業相比，收入差距并不是很大，在30%左右；但到了2008年，這個差距擴大到了兩三倍，甚至更高，收入最高部門的收入達到最低部門的4.5倍-4.8倍。再深入分析可以發現，壟斷部門的人力資本因素，大概只能解釋壟斷部門和競爭部門收入差距的1/3左右，而2/3來自于壟斷部門的壟斷利潤或者壟斷地位帶來的收入差距。
此外，稅收調節也存在問題，在其他很多國家，稅收基本起到調節收入分配的作用，特別是個人所得稅，但中國的稅負并沒有起到很大作用，窮人負擔的稅率比富人還要高。我們研究了1997年-2007年城市家庭中不同收入組的稅率比率，1997年時，最困難家庭繳的稅率高于高收入人群的稅率，到2007年沒有變化，收入最低的10%人群負擔稅率是10%，收入最高的只有8.1%，反而擴大了差距。農村同樣如此，特別是在上世紀90年代農村稅負非常高的情況下，收入最低的10%人群負擔稅率在14%左右，最高的人群只有3%左右。最近幾年由于農業稅取消，情況有所改變，但是在過去很長時間內，農村的稅負也起到了擴大收入差距的作用。同時，如果計算一下稅前收入和稅后收入的基尼系數，可以發現，稅后基尼系數比稅前還要高，起到了擴大差距的作用。
收入差距擴大的一個重要原因是受教育機會不均等的問題。過去20年中，中國特別是城鎮內部，教育的收益率不斷上升，這是市場化的自然結果，90年代教育的收益率低于3%，到2002年上升到8%左右，現在是10%左右。教育收益率上升拉大了高學歷人群和低學歷人群的收入差距。但是教育機會的公平會在一定程度上抵消由于教育收益率上升帶來的對收入差距擴大的影響。我們計算了不同時期居民受教育狀況的差別，比如2002-2005年基本沒有變化，但是教育質量的差別非常明顯，特別是城市教育和農村教育相比，義務教育的質量有明顯差別，農村孩子上大學的比例越來越低，很大原因是農村受教育質量和城市相比差別較大。
過去10年和上世紀90年代相比，我們的收入流動性在不斷下降，今年是窮人，10年以后還是窮人，今年是富人，10年以后還是富人的概率不斷增加，這就是收入流動性的問題。
應該說，中國現在收入分配問題是一個全局性的問題。要解決收入分配問題，不可能通過一項簡單的政策就能解決，需要比較完整的收入分配和再分配的政策體系。相關政策可以分幾個方面，第一是初次分配政策，有很多選擇，比如最低工資，工資談判機制，提高農產品價格等等。在過去30年中，當收入差距縮小時，往往是由于農產品價格提高帶來的，它縮小了城鄉間差距，也縮小了農村內部差距，而對城市居民生活產生的影響，可以通過補充性政策加以修正。
第二，擴大就業，更重要的是提高就業質量。對低技能工人特別是農民工進行培訓，以提高他們的技能，增強競爭力。改變增長方式，增加勞動力市場的流動性，消除歧視，包括對農民工和女性的歧視。提高市場競爭性，重點要打破壟斷。壟斷部門收入高于競爭部門收入很大程度上是由壟斷利潤帶來的。壟斷不根本消除，要遏制壟斷部門工資過快增長基本是不可能的。收入再分配政策，包括改革個人所得稅。現在個人所得稅都屬于分項稅，不是綜合稅，對調節收入差距的作用非常有限。實行財產稅和 這些政策可能還不夠。中國的收入分配問題還有一個現象，就是由腐敗帶來的收入導致差距擴大。需要引入一些相關的配套政策，包括完善收入監管、稅收監管、政府權利監督，還有改革資源價格、土地制度改革。這一系列政策在一定程度上對于我們緩解收入差距、縮小收入差距的擴大、解決收入分配不公的問題都能起到很大作用。
⊙中國社會保障體系的一個特色，就是地方管理，這樣的社保體系太分散，各自為政，一定程度上也限制了勞動力流動。去年全國人大通過了《社保法》，提出社保資金應在國家層面加以建設，但還沒有非常具體的措施出臺。中國的社保體系對不同的人來說享受的內容是不一樣的，比如許多地方的公務員不繳社保費，卻從中獲得很大收益。對于一些公共機構比如大學、公立學校、公立醫院、研究機構等，他們為社保作出了很大貢獻，他們本身也能享受較好的社保福利。對于企業、尤其是那些制造型、服務型企業來說，其員工繳費不少，但享受到的福利可能只是公務員的一半。對農村人口來說，他們繳費比較低，但是所享受的福利同樣非常低。因此，中國的社保體系某種程度上加大了收入差距。
我們希望中國將來能有低成本的社保，也就是每個人所繳納的社保金額在自己的收入比例中不再那么高，而且能出現均等貢獻、均等收益的局面，甚至在基本的社保之外，再增加一些其他可以自愿參加的保障項目。
——左學金（上海社會科學院常務副院長、研究員）
⊙新自由主義主導下的增長伴隨的是：對環境的大規模破壞，對過去資產和投資的破壞，以及大幅貶值的需要。在印度，這些會砍去現在增長率的25%。從這個意義上說，這種經濟增長一定程度上是偽造的。同時，現在的增長很多情況下并未將物價水平計算在內，尤其是服務業的價格水平未能充分考慮在內。
因為分配在今天已不再是一個重點考慮的因素，所以導致日益嚴重的不平等。全球范圍內的分配已經惡化，有所矛盾的是，中國和新興工業化國家發展迅速，富國發展相對緩慢，這導致這些發展中國家與發達國家之間的差距在縮小。但是，在國家內部，差異卻有了擴大，不管是美國、中國、印度還是歐洲國家都是如此。因此，全球范圍內精英集團和非精英集團之間的懸殊可能還在變大。故此，需求不足已成全球趨勢。當然，對亞洲經濟的投資構成了反向作用。另外，財富效應曾經帶來美國日益增長的消費，現在，中國、日本和新興工業化國家中現金賬戶過剩，但美國出現賬戶赤字，儲蓄和投資水平仍然較低，難有較大改變。
——阿仁·庫馬爾（印度經濟研究與規劃中心高級研究員）
⊙最近的國際金融危機進一步引起了政策制定者對社會不平等問題的關注，越來越多的社會公正問題不僅被視為公平問題，而且被認為對平穩、穩定、可持續的經濟增長必不可少。這種觀念標志著公共辯論中的一大根本變化。
研究已經證明，擁有更多平等性的國家對公共機構的信任、預期壽命與犯罪等社會指標間存在高度的正相關關系。德國（不久還有中國）發現自己處于轉折點：已經達到一定水平，人均收入進一步提高不會自動提高人們的總體福利，福利的提高越來越多地依賴于公平收入分配與平等。因此，政治主張不應一味追求GDP的最大化，而應更多追求和諧社會的收入分配、社會平衡與可持續性。
——西蒙·沃特（德國波茨坦大學研究員）
遺產稅，增加對低收入人群轉移支付的力度，特別是對農村貧困人群，要完善他們的社會保障，加大扶貧力度，提高教育的質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