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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11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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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紀下半葉，許多發展中國家大規模啟動傳統工業化的壯麗場面，以較快的速度達到中等收入國家水平。然而，達到中等收入水平以后，出現多種問題。一是對新能源、新材料等新技術革命知之有限，應用更是鳳毛麟角，經濟技術結構落后嚴重制約著發展的可持續性。二是達到中等收入水平以后，貧富兩極分化、社會沖突、民主亂象、環境惡化等凸顯，社會秩序動蕩損害了經濟發展的環境。三是在經濟“起飛”推動下人口城市化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推進，大量農民流入城市，造成一批超大城市的畸形發展，一些國家特別是一些拉美國家率先跌入“城市化陷阱”，起到跌入“中收陷阱”墊腳石的作用。四是為了擺脫經濟下滑困擾，一些發展中國家不得不增發國債和向外借債，結果債臺高筑、貨幣貶值、財政赤字加劇，陷入“赤字—借債—赤字”的惡性循環之中。
中國超越“中收陷阱”關鍵在 “十二五”
2010年我國人均GDP達到4430美元，能否避開或超越該“陷阱”，取決于“十二五”經濟發展狀況。如果“十二五”國民經濟能以7%左右的速度增長，到2015年GDP將達到55.8萬億元；人口按增長到13.9億計算，人均GDP可達40144元，以目前不變價格計算則人均GDP可超過6000美元。若GDP年平均增長速度低于4%，則2015年人均GDP尚不能達到4000美元，還不能實現對“中收陷阱”的超越。當然還要看到，隨著經濟的發展和人均收入水平的提高，中等收入和“中收陷阱”的界定標準也在提高。
不久前公布的“十二五”規劃綱要，是一幅值得期待的跨越“中收陷阱”藍圖。我們要總結和吸取國際社會正反兩方面的經驗。既要借鑒日、韓等國的成功經驗，也要吸取曾為“亞洲四小虎”之一、后身陷“中收陷阱”的馬來西亞，以及拉美等國的教訓。從我國實際出發，除了營造良好的國際環境和國內政治、社會氛圍外，立足于科學發展主題，尤應注重對以下四個方面的經濟發展問題的解決。
數量擴張型向質量提升型轉變
目前對于轉變發展方式，有的概括為由外延式向內涵式轉變，有的概括為由粗放型向集約型轉變，有的概括為由投資和外需為主向內需為主轉變等。筆者以為，可以概括為由數量擴張型向質量提升型轉變。它除了囊括上面幾種轉變在內容、形式、動力等方面的合理內涵外，還包含由傳統工業化向后工業化——現代化轉變的發展質量方面的內容。
眾所周知，改革開放以來我國GDP以年平均9.9%的速度增長，然而可持續發展能力受到嚴峻挑戰。尤應提出的是，由于近年來國際市場石油、鐵礦石等漲價迅猛，大量進口造成產品成本上升，輸入和要素推動型通脹已成為當前通貨膨脹的一個顯著特點。因此，吸取國際社會的經驗和教訓，就要不失時機地推進經濟發展方式的轉變，由重化工業為主導的傳統工業化向新興產業為主導的現代化的轉變，促進產業結構升級；由物的投資為主向人的投資為主的轉變，不斷增強人力資本積累。
勞動力買方市場將終結 需重視分配公平
2010年中國人口轉變走到第一個節點：15—64歲勞動年齡人口占總人口比例上升到74.5%的峰值，進入劉易斯第一拐點。預測2017年可達第二個節點：勞動年齡人口絕對數量可增長到10.0億的峰值，進入劉易斯第二拐點。如此，勞動力供給呈現三個階段。第一階段，2010年以前勞動年齡人口絕對數量和占比同時增長，勞動力市場供大于求。第二階段，2010—2017年即劉易斯第一拐點至劉易斯第二拐點之間，勞動年齡人口絕對數量緩慢增長與占比緩慢下降交錯進行，勞動力市場由供大于求向供求平衡轉變。第三階段，2017年以后勞動年齡人口絕對數量和占比同時下降，勞動力市場總體上呈現供給不足態勢。當然，對不足要作出科學估量和具體分析，適應科技進步和現代化建設對勞動者數量和質量的不同要求，慎言勞動力短缺。當前處在第二階段，順應勞動力買方市場的終結，需要將公平分配提上議程，重點是提升在初次分配中的勞動比重，工資率要隨著勞動生產率的提高而提高；二次分配中向低收入群體傾斜，逐步縮小收入差距，實現公平分配。
城市化虛張亟須治理
考察拉美等新興市場經濟國家發現，早在“中收陷阱”出現之前，一些國家已率先落入“城市化陷阱”。依據聯合國提供的資料，2009年世界城市化率為50.1%，拉美和加勒比地區高達79.3%，超過發達國家4.4個百分點，成為過度城市化的典型。這種畸形發展的城市化，不僅沒有給城市的發展注入活力，沒有給農村經濟的發展創造新的生機，反而成為城鄉經濟發展的絆腳石，走向“中收陷阱”的鋪路石。
城市化是世界也是中國發展的一大趨勢，而城市化路子走得好不好，同能否超越“中收陷阱”關系極大。《中國統計年鑒2010》提供的數據顯示，2009年我國城鎮人口為62186萬，占總人口46.59%；近日公布的2010年人口普查數據為66557萬，占49.68%。僅僅過去10個月（普查標準時間為2010年11月1日零時），便多出4371萬、3.09個百分點。如與1978年17.92%比較，32年提升31.76個百分點，年平均提升0.99個百分點，難怪有人驚呼“城市化大躍進”。
20世紀60年代和70年代我國出現20年城市化徘徊時期，改革開放以來城市的快速發展帶有補償性質。筆者贊同適當加快城市化步伐；但是城市化是集人口轉變、產業結構升級、現代文明進步于一體的發展過程，人口城市化水平和結構應同這種轉變、升級、進步相適應，只有把握好人口城市化的方向、速度、結構和質量，才能促進城鄉經濟健康發展和為跨越“中收陷阱”給力。
當前值得注意的問題是防治虛張。雖然我國在總體上沒有墮入“城市化陷阱”，但是存在著比較嚴重的虛張。一是人口城市化率統計數據虛張，以行政轄區界定的城鎮常住人口包含了過多的農業人口；二是土地資源利用虛張，四萬億追加投資相當大部分用于房地產開發，地價與房價輪番上漲，使抑制上漲異常艱難，城市“攤大餅”式向外擴張愈演愈烈；三是產量和產值虛張，有的統計數字嚴重失實。預防和治理虛張，必須進行改革，改革城市人口統計和管理制度、土地管理制度和主要以GDP考核干部業績的制度。
妥善解決老齡化問題
2000年我國65歲以上老年人口比例達到6.96%，步入老年型社會并駛入老齡化“快車道”。2010年達到8.87%，10年升高1.91個百分點，超越“中收陷阱”將面臨人口老齡化考驗。老齡化與消費、生產、就業、城市化、科技進步、社會轉型等關系密切。轉變經濟發展方式，實現由投資、出口拉動為主向消費內需為主轉變，遇到迅速增長的老年人口收入和消費水平較低的矛盾。老齡化過程中出現的人口年齡結構變動的“黃金時代”，一方面提供尚有20年可以利用的有利發展機遇，另一方面當前已走到劉易斯第一與劉易斯第二拐點之間，獲取的“人口盈利”或“人口紅利”在逐年減少。隨著老齡化的推進，勞動力市場發生由供過于求向供求平衡、再向供不應求轉變，工資率走高推動成本和物價上揚已成定式。
老齡化與城市化攜手前行，勞動力向城鎮轉移造成農村老齡化日趨嚴重，“三八六一九九部隊”（婦女、兒童、老年）問題顯現。人口老齡化對科技進步有正面的促進作用，也有負面的影響，而解決伴隨老齡化而來的活力和創新能力不足，則是一個世界性的難題。構建和諧社會和轉變政府職能，必須將老齡化及其影響納入視野，妥善解決老齡化速度比較快、達到的水平比較高和區域不平衡等諸多問題，為成功跨越“中收陷阱”鋪平道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