長江中下游地區的持續干旱,進一步推升國內對夏糧出產狀況的擔憂。不過,國家糧食局的統計顯示,近年來,中國三大糧食主產區中,東北產區和黃淮海產區的播種面積和產量呈逐年上升之勢,而長江中下游產區近年來一直保持不變并有逐漸減小的趨勢。
南開大學濱海開發研究院常務副院長周立群對本報記者表示,隨著北方地區工業化和城市化進程的加快,出現了工業與農業搶水、搶地、搶資金的情況,北方糧食主產區在保證國家糧食安全的重任與加快地方經濟發展的沖動下左右為難。
“糧食問題是國家利益,而糧食主產區只是付出,它們的收益在哪?我認為應該建立一個補償機制,不能讓糧食主產區做永久的利益犧牲。”周立群認為。
應補償北方種糧區
《21世紀》:“南糧北移”這個格局是怎么形成的?
周立群:在工業化階段,工業部門的投資利潤回報往往遠高于農業部門,因此那些工業化、城市化程度越高省份,對農業的擠出情況就越突出。中國南方是傳統的糧食主產區,這里水資源和氣候條件都很好,一年出產兩到三季,但這里尤其東南沿海地區,也是工業化、城市化率先起步并高速發展的地區,這導致南方的農業逐漸被弱化、農田逐漸減少,而北方地區則由于城市化和工業化步伐起步相對較晚,逐漸承擔了較多的糧食生產。在這種情況下,“南糧北移”現象出現;而在“南糧北移”的糧食生產格局下,產地和銷地出現地域上的分離,由此為“北糧南調”。
“南糧北移”、“北糧南調”雖然有其經濟發展階段上的合理性,但由于北方地區也需要并正在快速工業化、城市化,這就不可避免地與當下的國家糧食安全統籌格局發生矛盾。
現今的糧食主產地區都進入了經濟加速發展階段,由于這些地區承擔國家糧食安全的責任,因此只能獲得有限的開發。糧食問題是國家利益,而糧食主產區只是付出,它的收益在哪?東北地區在這個問題上尤其突出,它們一直呼吁要有一個補償機制。我認為應該建立一個補償機制,不能讓糧食主產區做永久的利益犧牲。
《21世紀》:目前糧食主產區在保證國家糧食安全的同時,還提出要加快地方經濟發展,提速工業化和城市化。怎么來解決這個悖論?
周立群:最近幾年的1號文件在這方面有不少政策部署,國家已經將糧食主產區作為一個工程開始構建了,也在倡導發達地區和糧食主銷區加大對主產區的投資。目前,對糧食主產區的基礎設施建設,特別是水利等建設投入也在加大。但我認為這些都還遠遠不夠,而且沒有從根本上解決問題。
首先,應該在中央政府層面上重新構建糧食安全問題的整體工程規劃,這個規劃本身不僅包括目標和長遠規劃,還包括預測和預警。
其次,在區域間的層面上應建立糧食生產補償機制,糧食主銷區要承擔糧食主產區的部分投入,比如基礎設施建設等;另一方面,由于存在水資源短缺等問題,糧食主產區的工業化道路需要重新反思和設計,不能走東南沿海地區的工業化老路——這意味著,中央政府對這些地區的考核指標體系要發生變化,不要再將GDP、工業化和城市化這些硬性指標納入糧食主產區的考核優先。
給投資農業一個穩定的預期
《21世紀》:具體在糧食主產區的建設上,應如何引導和吸引資金進入糧食生產領域?
周立群:糧食的主產區需要加快“三個集中”的步伐。
一個是資金投入上的集中。在現有的投融資體制下,能夠按照市場的軌跡投向糧食、投向農業的資金渠道,不暢通也沒有動力。這個得有一系列的舉措來改變這種情形。
第二是企業的集中。通過引導包括國有、非國有企業在內的市場主體投資于糧食產業。目前我們很多省市的引資計劃對糧食問題的重視程度遠遠不夠,在這個基礎上要構建大的糧食基地和糧食集團。事實上,在國家產業結構大規模進行調整的當下,我們很多領域產能過剩,而糧食瓶頸問題突出,這可看做是最有利的時機。
第三個是勞動力的集中。因為收益率太低,糧食主產區勞動力外移是個很大的問題,因此要嚴格掌控和監測糧食主產區的勞動力轉移,這“三個集中”的問題,我認為糧食主產區眼下迫切需要解決好。
此外,就糧食主產區的建設來說,除了在理念上、政策規劃體系上的進步,還需硬件和軟件上的雙重推進。比如水利、育種、倉儲、農業科技等基礎設施上的硬件支持,我們現在欠賬很多,應該像設計航天工程那樣去做農業硬件上的投入;另一方面,要在糧食主產區加快農村經濟組織形態的變革,包括生產基地、農業大戶、糧食生產合作社等,根據地情省情大膽探索,為將來構建產業化聯盟打基礎,這是“軟”的一面。
要推進這兩個變革,很重要的基礎是要給投資者在投資糧食,投資農業上有一個穩定的收益預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