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傳播城市化專業知識為己任
2024年11月24日
星期日
設為首頁
|
加入收藏
搜索
大城市
城市讓生活更美好？城市讓城市都一樣。
最好的城市——這一概念，通常沒有籠統的答案。廣義上，好城市如亞里士多德所說：人們來到城市是為了生活，人們居住在城市是為了生活得更好；狹義上，因為城市中人的好惡不同，好城市的標準被以不同的語境解構。
因此在常識中，好城市往往要匹配不同人的習慣、愛好，以人為本，但這看起來并不那么簡單。
新中國成立后第一次城市化浪潮，就誤讀了城市的概念?！按筌S進”時期，中國城市要工業，要抹殺商業。全民大煉鋼鐵、工業盲目冒進，蘇聯式建筑以北京為起點，每個城市都有嚴肅的方塊加立柱式禮堂建筑，樓房開始替代平房，因為要容納更多的人到城市大干工業。蘇北鹽城要搞成100萬人口的大城市，湖南株洲要把20萬人口擴容到60萬-80萬，湖北襄樊的遠景是120萬。
《時代周刊》描述當年的中國城市圖景：北京、上海的天空飄散著冶煉金屬的黑煙，人們在蘇聯風格的大樓前喊著口號。
當政者意識到城市規劃出了嚴重的問題。1960年11月召開的第九次全國計劃會議上，宣布了“三年不搞城市規劃”的決定。在此后的四年里，全國城市總數合計減少25座。
時至今日，擺在中國城市建設者的難題中，城市怎樣有個性，仍是未解。
個性被中國城市誤讀。當年蘇聯式建筑遍地開花的圖景，今天變成歐式建筑的泛濫——白宮幾乎是多數城市政府機構的圖紙，政府大樓、法院、檢察院，山寨白宮從萍鄉市、溫嶺市、九江市等三線小城一路奔來，占據了上海、重慶的法院，廈門、南京的區政府。
建設者將自己搬進白宮，目光隨之瞄向紐約。美國芝加哥大學社會學家伯吉斯教授于1923年提出的CBD概念開始泛濫中國。紐約是樣本、洛杉磯是樣本，東京、大阪為建設者提供了最為捷徑的參考。
1992年中國城市規劃者開始對CBD進行相應的研究，這三個字母組成的概念隨后被誤讀成“高樓廣廈千萬家”。1996年，深圳地王大廈落成，以383.95米的高度再一次論證蛇口速度與高度成正比。深圳CBD開始粗具規模。
1994年，上海東方明珠電視塔落成，但在彼時，它還是上海浦東天際線的突兀。但在之后的十幾年，上海高樓建設突飛猛進，到2008年底，上海超過100米的超高層建筑有400多幢，數量已經遠遠超過香港，成為全球高樓建筑數量第一的城市。
有人在上海本地論壇貼出這一數據，興奮地稱：上海藐視世界高樓。但寫作《城市季風》的學者楊東平說：上海高樓、或者說全國的高樓，或許只是中國淡漠文化，追功逐利的一種表象。
大消費
中國迷戀CBD，要洋為中用。 CBD需要高樓，于是規劃高樓，CBD需要中央大道，于是規劃中央大道，CBD不需要陽光普照街道，于是城市街道都埋沒在高樓廣廈的陰影下。對于中國城市，CBD不僅僅是中央商務區，更是國際化。
數據表明，2003年，中國40多個城市，包括一些縣級市提出要建自己的CBD。而這一年， 10月4日的《人民日報》第一次提出“經濟社會更快更好地發展”。
于是越來越快。中國人用高樓進入國際視野，參與世界級千城一面的競賽，外國人則用商業快速填充中國高樓，頃刻間，千城一面的高樓城市，也擁有千城一面的商業景觀。
1990年，麥當勞在深圳開出中國第一家餐廳；兩年后的北京王府井，世界最大的麥當勞開業。這家代表著美國快餐文化的餐廳在廣州開張時，創造了麥當勞史上的最高銷售額紀錄。
麥當勞代表著快速——快速飲食、快速擴張、快速消費。但中國城市建設遠比麥當勞快速，一家國際快餐店在中國毫不費力地崛起，中國城市人正享受著漢堡可樂的國際化禮遇。同時，越來越快的飲食映襯了越來越忙碌的城市節奏，千城一面的高樓下，是千城一面的人群，咀嚼著麥當勞、拿星巴克懷揣著小資情調，在高樓間疾走、在寫字間奮斗、在夜晚酒吧咆哮，中國城市經歷著從忙碌到盲從的難眠夜晚，吶喊著向國際大都市邁進。
也正是越來越快的中國經濟發展，造就越來越多的財富，中國大城市開始消費越來越昂貴的奢侈品。當年稍顯昂貴的麥當勞，現在則被調侃成“吃頓西餐”；曾被視為時尚的皮爾卡丹服裝顯得越來越土氣。
于是中國城市需要更昂貴的國際化品牌裝點。1992年，LV在北京王府井飯店開設內地首家店，此后，分別在上海、深圳、廣州開店。國際大品牌攻占每一個城市的地標建筑——北京華貿寫字樓里有奔馳、阿瑪尼；上海環球金融中心里，LV、卡地亞、愛馬仕是標準配置；天津新落成的第一高樓津塔將入駐瑪莎拉蒂。而LV在南寧CBD開業時，有人在網上驚呼：城市人或成為奢侈品的奴隸。
2010年中國城市消費排行榜上，上海、深圳、廣州位列三甲。而中國內地人在購買奢侈品上的花費，從2008年的消費1410億元人民幣，增加到2009年的1556億元人民幣。
這同比增加的10%，是中國內地城市樓宇間的奢侈寫照。奢侈的消費主義已經將城市主流商業改造得千篇一律——隨之，每個人都向著豪華品牌邁進，在無數的高樓寫字間里掙扎著，為自己制造千城一面的財富幻象。
大改造
曾有上海交通大學建筑系學生，在畢業論文中闡述“中國城市建筑的相似性”，其中有一章為“考察中國城市特質”，這一章有個別致的標題：發現城市。
中國的城市還有多少值得發現？今年2月1日，《人民日報》以“‘千城一面’是城市之悲”為題發文，其中“隨著城市化進程的加快，大大小小的城市在我們眼前變得‘摩登’起來：一樣的玻璃幕墻、一樣的立交橋、一樣的大廣場……漫步其中，‘身在異鄉為異客’的感覺，早已成為一種久違的體驗。”
因此，發現一座城市，就可能發現了所有城市，這莫不是一種悲哀。
城市老舊建筑最可能詮釋這座城的性格和歷史。但在宏大的城市建設中，千城一面導致了老建筑或被拆除、或被圍困。
2001年，陳凱歌拍攝了一部10分鐘的短片《百花深處》，影片講述北京一家搬家公司，來到已被拆除的百花胡同，同屋主在廢墟上回憶四合院的本貌。而背景，則是北京和其他城市相差無幾的林立高樓。
或許藝術能浪漫地勾勒出老北京的圖景，卻無法遮掩殘酷的現實?！栋倩ㄉ钐帯穾в信行缘孛枘”本┐笠幠２疬w。2006年，推土機開進北京前門大柵欄，百年街區隨后被夷為平地。
而在此之后，前門、大柵欄建起商業步行街，和每一個城市的步行街一樣——仿古建筑、老字號夾雜著國際商業進駐，一個不知被翻版了多少遍的商業地產項目，在北京前門復制、在上海石庫門復制、在廣州城中村復制、在武漢漢正街復制。
2009年8月，廣州啟動市區內9個城中村的拆除工作，在轉一年的亞運會來到前，“最廣州”的城中村將消失殆盡。隨之消失的，是有當地特色的握手樓。當地研究城中村多年的藍宇蘊教授曾呼吁，“改造不一定就是大拆大造?！?/p>
這句話點中了中國城市高度一致化的死穴，千城一面的城市沒有一個不是通過大拆大造來完成這一路徑的。當“沒有強拆就沒有城市化”的論調從地方官員的口中說出，中國的城市化道路——至少是從部分地方官員的思維上——已然“跑偏”。當所有的城市化進程與房地產捆綁到一起后，與地方財政收入和政績掛鉤的城市發展就充滿了商業的喧囂和自我膨脹。
忘記老城。城市的更新速度和GDP一同奔跑，一個人若離開城市數月，便能有一種“山中方一日，世上幾十年”的感覺。
也就是說，千城一面的步伐越來越快，越改越多，卻越來越經不起推敲。
大成本
現在，中國城市從來沒有如今天這般有信心，用世界級建筑的高度，向全球宣告：我們國際化了。
城市變大、變高、變一樣，不是城市人自己的作為，千城一面的復制需要更多建設者提供源源不斷的資源。《2011年中國城市競爭力藍皮書》 認為，全國的資源要素和人口活動迅速向優勢區域及城市聚集，中國正變得越來越過度傾斜，中國經濟社會發展及城市化正面臨嚴峻的挑戰。
大量農民工涌入城市，在規劃者的帶領下，將城市拔苗助長。2009年，康師傅方便面銷售額達到171.41億，這些方便面的購買者是無數工地上的農民工，以及寫字樓里夜以繼日的小白領。
越來越快導致越來越多的人口涌入，同質化的城市建設最終導致同質化的高樓管理病。2009年2月9日，緊鄰CBD的北京中央電視臺大樓配樓發生大火；2010年11月15日，上海高層公寓失火、死傷慘重。
中國先前有網吧失火、賓館失火，都是疏于管理。而號稱代表國際的、先進的CBD和高樓大廈的防火工作，一下子擺在每個城市管理者的案頭。
“一棟50層大樓，在25層起火，整棟樓里的人該怎么疏散？我們都不一定能給出詳細預案?！鼻迦A城市規劃設計研究院公共安全研究所的顧林生對此并不樂觀。
但對摩天大樓的爭議并不能阻止它的迅速生長。在北京，從上世紀80年代的國貿大廈到21世紀的國貿三期，第一高度屢屢被刷新。而城市對CBD的維護成本也與日俱增。在北京高樓集中的朝陽區，每21.3萬人擁有一個消防站，遠落后于芝加哥7萬、倫敦6萬、東京5萬的水平。
成本的增加，在千城一面的中國城市里，還有交通。那些從四面八方涌入城中心的主干道，已經把中國各大城市變成堵城。2009年的《中國居民生活機動性指數研究報告》中，北京居民上下班或上下學擁堵經濟成本為335.6元/月，其次是廣州和上海。
在千城一面的背景下，中國城市已經不是高樓多寡的單一問題。千城一面可以被解構為消費主義、國際化崇拜、不計成本的改造與冒進模式的結合。
2011年5月，天津南開大學召開的城市形象論壇上，學者們對千城一面的現象展開排山倒海式的批評， “在城市改造中，開發商和地方行政長官在巨大的物質利益驅動下，根本不考慮什么是真正的城市形象，很多城市的歷史生命被一掃而光?！睂τ谶@種情況，中國人能否做到有則改之、無則加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