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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11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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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幾十年，過高的社會流動性給中國帶來了好處（以及壞處）。世界銀行的馬丁•拉瓦利翁和華裔學者陳少華說，1981年至2005年間，超過6億中國人擺脫貧困。有些收入不高的中國人變得極其富有。但是，并非所有社會流動性都是向上的。從 1949年到上世紀60年代末，中國共產黨打倒了地主，沒收了資本家的財產，把資產階級知識分子流放到邊遠地區。通過集體化、公有化和上山下鄉，他們粉碎了有錢人將優勢傳給下一代的傳統機制——土地、資本和教育。
然而現在，這其中的某些機制可能又回來了。當然，過去30 年來中國的不平等程度迅速擴大。一些學者目前正在研究和記錄不平等代代傳承的情況。舉例來說，在2010年的一篇論文中，北京交通大學的張應強（音）和丹麥奧胡斯大學的托爾•埃里克松借用了1989年至 2006年涵蓋9個省份數千個家庭的一項縱向調查，對這些家庭的后代的生活情況進行了分析。這些后代生活狀況的差距越來越大，跟全國的發展趨勢基本一致。
如果不平等的加劇反映的是一個越來越有活力、獎勵賢能或辛勤工作的社會，那可能并不令人擔憂。但是這兩位研究人員估計，這種結果的不平等有63%是機會的不平等所致。有些人無法為社會作出全部貢獻，而另外一些人獲得不相稱的回報——即從社會產品中得到的要比他們付出的多，經濟學家往往會擔心。這不僅不公平，而且效率低。
哲學家們更進一步。他們認為，人們只應該為他們能夠選擇的東西——例如努力——而不應該為他們無法控制的情況受到獎勵或懲罰。這樣的情況包括顯然通過繼承得到的特權，例如財富和社會關系。但這一定義可以進一步延伸，以包括我們通常與優點聯系在一起的許多東西，例如天分。畢竟，我們不能選擇自己的天分，那么我們為什么應該為這些天分而得到獎勵呢？
張和埃里克松在他們2010年的論文中考慮了個人無法控制的諸多因素，包括一個人父母的收入、教育程度和工作單位；以及這個人的出生地和性別。他們發現，父母收入高對一個人的前途有幫助（父母的收入增加10%，其子女的收入就會提高4.5%），而父母如果在國家單位工作，則會有很大幫助。另一方面，父母的教育程度沒有什么幫助。在這9個省份，父母在哪里工作要比在哪里上學更重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