葛延風:國務院研究發展中心社會發展研究部副部長
我第一次知道“城市病”是上世紀80年代初的時候,那時候覺得交通擁堵、環境污染還有其他的社會問題都很遙遠,沒想到經過二三十年,其他發達國家有的“城市病”我們都有,交通的問題、環境的問題、資源承載力的問題,一些城市甚至變得比其他國家更不適宜人居住。但是除了這些以外,還有我們自己獨特的毛病,比如城市缺乏有效的規劃、特色、文化,我們城市擴張速度過快,規模和發展不匹配,導致老百姓看病難、上學難等等。
還有一個很重要的問題,相應的公共服務體系跟戶籍掛鉤,大量的農民工進城以后只是半城市化。過去的城鄉二元結構由于在城市化過程當中沒有進行有效的社會政策調整,或者政策調整之后,正在演變成城市二元結構,這個問題很突出。當然這些都是我們城市化本身遇到的問題,我們再仔細想一想,還有很多其他的問題,比如拆遷、土地征用帶來的矛盾,問題非常突出。
針對這些情況,最近幾年一些地方政府和大、中、小城市,在試圖進行調整,包括一些大城市進行人口規模的控制,一些地方在公共服務領域包括在戶籍制度方面也進行各種各樣的改革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