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化網訊 中國人民大學教授、著名作家、城市化委員會委員梁鴻近日做客由舍得酒業與鳳凰網聯合打造的時代人物高端訪談、思想派強IP《舍得智慧講堂·中國智慧》,講述她眼中文學創作者應有的舍得之道。
很多人認為,作家的藝術創作是感性的。在他們眼中,優秀的作家會用敏銳的感知力去觸摸世界,寫下自己的對人生、對社會或喜或憂的澎湃情感,這樣飽含情緒的作品才最能觸動現實的痛點。但在作家梁鴻看來:簡單的憤怒和發泄是良知的障礙,我們這個時代需要不斷的思考,理性的聲音能從一個更長遠的時間段里影響到一個人,乃至一個社會。
梁鴻是一位特殊的作家,她的作品大多是“調查式的寫作”,因為她相信對知識分子而言,成為思維的精英要比成為道德的精英更為重要。相比簡單的憤怒,清明深入之聲會從更長遠的時間里被社會和時代感知到。所以,她的作品不單純立足于一個梁莊人的情感發聲,而是表達自己不斷思考后的理性之音。我們不單要知其然,更要知其所以然。這是梁鴻作為一名有社會責任的知識分子的舍得之道。 正是出于這種理性深入的思考,梁鴻能夠看到農民工的整個家族依然是按照鄉村的結構鑲嵌在城市的某個角落里:我們一直倡導的農民市民化仍是一個漫長的進程。由于某些制度和觀念的問題,農民工在城市中根本沒有空間去學習和適應,他們的臨時工身份也注定了他們不可能擁有一個屬于自己的穩定社會網絡。隨著城市的發展,農民工只能退守到城市最邊緣的一個城中村,成為現代化工程中的代價和犧牲品。
要解決這一普遍存在的問題,就是人們要從觀念上更加寬泛、更加有包容性,不要輕易對這一群體產生偏見,深思熟慮后我們就會判斷出農民工群體在現代化中的巨大價值,也會意識到應該在城市空間中留出他們的空間。觀念改變了,很多行為也就會隨之改變,眾多立足于農民工角度的眾多措施也就有了推行的土壤,比如以工作的方式將他們融入到社會網絡中來,畢竟歸宿感是社會身份認同的關鍵。
除了對于農民和農民工群體的偏見,中國還普遍存在著地域偏見,尤其是對河南的妖魔化,甚至曾令年少的梁鴻憤怒回應:當一種大的概念變成一個具體的、實在的東西壓在你頭上的時候,你才能意識到觀念的可怕。但經過多年的研究和思考,梁鴻卻發現:河南現象實際上是傳統文明與現代文明發生沖突時,傳統文化表現出的一種深層精神危機。在現代化的秩序性和理性中,足以對抗苦難的幽默感都能夠被固化為油滑,進而被人加以抨擊,塑造階級固化,所以觀念的固化比階層的固化更可怕。
梁鴻也一直在強調“對觀念固化把控的重要性”,所以她的作品中的農民都是鮮活豐滿的、足以越出農民身份的形象,她筆下的“鄉土生活”也都是一個個人生的體現。正因如此,她一直有些介意別人將自己固化成鄉土作家,畢竟作為一個作家,她的目的一直都是“寫人的生活”。而當人們用一個名頭來涵蓋一個作家的時候,就一定會忽略作品的豐富性和創作的內在動機。
作為推崇理性和思考的作家,梁鴻其實也有不敢觸碰的形象--母親。她直白地表示:母親是我內心深處永遠的痛。母愛就像內心與黑暗陰影相伴一生的一種存在,是人類最深最抽象的愛,讓人沒辦法用文學理性的思考或者正常的情感來表達它。這是目前梁鴻沒辦法克服的人性弱點,但也正是她的柔軟之處。(來源:鳳凰網文化 作者:舍得智慧講堂)